盡管如此，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出現經濟衰退的原因還是需要分析。那麽，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經濟衰退又是怎麽產生的呢？分析起來，除了計劃經濟體制內在的種種弊端之外，導致90年代俄羅斯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幾點：
1．經濟分工與合作體系的破壞。
前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並且把經濟分工與合作的範圍延伸到“經互會”組織的所有國家。“經互會”是壹個跨國的政治-經濟合作體。在這個跨國合作體中，經濟上也實行了高度的計劃化，“經互會”各國對某壹產品的需要往往是在“大家庭”的說詞下由某國的壹家或幾家專業化大型企業生產供應的。這樣的國際分工有較高的計劃和協調能力，發揮了跨國計劃經濟體系的最大效率，也有利於改善產品質量，但它卻要求各國保持相同的計劃經濟體制並服從核心國家的指揮調度，並時刻緊密維持著“經互會”國家分工合作體系的完整性。20世紀8、90年代，這壹體系突然就瓦解了。自蘇聯轉變成獨聯體後，原來的國內貿易變成了外貿，獨聯體成員國之間出現了國際結算、匯率、海關等貿易障礙；而“華約”和“經互會”解散後，東歐國家為了獲得硬通貨紛紛選擇西歐國家為主要貿易夥伴，申請加入歐盟，參與歐洲經濟壹體化，割斷或削弱了與俄羅斯的傳統經濟聯系。這種情況對俄羅斯經濟的打擊是非常慘重的，許多企業突然永久性地失去了大部份銷售對象，而同時卻要在沒有出口的情況下用外匯來購買原料、零配件或急需的專用設備，這當然會導致生產的停頓與產量的下降。據壹些經濟學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間，獨聯體各國的經濟滑坡幅度中約有50%以上是以前的統壹經濟空間瓦解的後果。（蘇文：《俄羅斯轉軌啟示錄：評葉利欽時代》，《二十壹世紀》（香港），2000年2月號（總第57期）。）萬幸的是，由於建立起了新的更加靈活更加自由的經濟機制，俄羅斯很開就從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中恢復過來，進入了正常發展的軌道。
2．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的滯後。
前蘇聯為了與美國爭霸，把國民經濟變成了壹個大兵工廠，經濟結構畸形發展。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估算，蘇聯與國防有關的產品與服務接近GDP的40%。在蘇聯與美國簽訂核裁軍和常規武器裁軍協議，進而從阿富汗撤軍、實現中蘇和解、解散“華約”以後，蘇軍（俄軍）幾乎完全停止了軍事采購。這樣，大批國營軍工企業不得不由軍品轉產民品，其結構調整不僅非常緩慢，而且相當艱難。這樣，俄羅斯還未享到和平帶來的“紅利”，卻先飽嘗了生產過剩、工人失業和企業倒閉的苦痛，這其中，境況最為不堪的自然是曾經風光壹時的“國有”大企業、特別是軍工企業的工人（階級）。
3．分利集團在經濟改革中的消極作用。
在前蘇聯時期“分利集團”便已形成，有的是行業型（如軍工、能源集團、銀行、鐵路系統），有的是地區型，還有的是由中央機關幹部與地方領導人組成的龐大的貪汙網絡（例如通過操縱棉花的生產、加工、貿易而大獲其利的利益集團）。於是，在俄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原來隱蔽著的“分利集團”搖身壹變就轉化為公開的寡頭金融工業集團。著名學者麥德維傑夫指出：“無論在政權機關中，還是在俄羅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數的是那些80年代與黨政機關、經濟機關有密切關系的人。”俄羅斯的新聞媒體也直言不諱地說，俄國的暴發戶中，61%的人是靠將國有企業化為私有而致富的，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業老板是過去的社會主義企業領導人。在這種情況下，工廠被以很低的價格賣給了廠長，而“銀行家”們的大多數銀行都是靠政府資金建立起來的。在“分利集團”的強烈反對下，蓋達爾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療法”僅持續了半年。1992年7月，俄羅斯議會便推翻了政府的緊縮預算，大幅放松銀根，靠大印鈔票來彌補赤字、增加國企補貼，這些飲鴆止渴的措施使得經濟更加困難。本來，價格自由化的目標是實現市場均衡價格，但俄羅斯由於“分利集團”勢力強大，能源與原材料產業都控制在壟斷寡頭手中，他們操縱價格的結果使惡性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正如奧爾森所指出的，“分利集團”使全社會采用新技術、新制度（即社會技術）延緩以及在生產情況變化時阻礙重新分配資源，從而降低了經濟增長率。”（曼庫爾·奧爾森：《國家興衰探源——經濟增長、滯脹與社會僵化》，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71頁。）
4．貿易條件的惡化。
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場能源價格暴跌，以石油天然氣為主要出口商品的蘇聯（俄羅斯）每年減少幾十億至上百億美元的外匯收入，這對俄羅斯的經濟衰退具有重大影響。事實也是如此，當2000年世界石油價格強烈反彈時，俄羅斯就立即出現了外匯收入激增，財政狀況明顯好轉，並出現了10年來的首次大幅度經濟增長。
5．根深蒂固的舊體制的影響及其造成的幾近崩潰的國民經濟的影響。
始建於30年代的以高度集權為主要特征的政治經濟體制，在度過了40年代的輝煌之後，到了50年代便弊端盡顯。與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相比，蘇聯自身建立的這壹體制更加完備，改革難度更大，維系時間更長，長期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革，壹直維持到80年代末，嚴重阻礙了蘇聯的發展。到了1991年蘇聯劇變前夕，蘇聯的國民經濟已經瀕於崩潰，以至於戈爾巴喬夫不得不要求西方緊急援助。
此外，俄羅斯的經濟衰落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集權體制和計劃經濟的消極作用。
在集權體制下，原蘇聯長期大搞與美國的軍備競賽，因而過度重視重工業的發展。特別是赫魯曉夫下臺後勃格烈日捏夫長達18年的僵化執政期間，蘇聯社會矛盾重重、腐敗嚴重、農業及輕工業極度落後。戈爾巴喬夫掌權後，調整經濟政策、解除政治高壓、推行政治體制改革，這些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逐漸浮出水面。也就是說，俄羅斯的困難時期，根本上是在集權體制下產生的問題長期積累的結果，危機遲早會爆發，“休克療法”的推行，只不過加速了爆發的進程。
計劃經濟不僅遏制了蘇聯國家發展的生機，也閉塞了蘇聯國民的視聽。“休克療法”的基本理念是建立在計劃經濟整體上已經失敗這壹認識上的，由於有了這樣的認識，它把自己的目標確立為市場調節。市場是“休克療法”的核心，為了建立真正的、完全的市場經濟，就必須徹底實行私有化。市場是絕對排斥“國有”或“公有”企業的，因為競爭機制對“國有”或“公有”企業不起作用，所以市場與“國有”或“公有”企業是不相容的，使用市場工具的前提是實行全面的私有化。這樣的推理，在邏輯上並沒有錯。並且俄羅斯在實行私有化的過程中采取給所有公民平均發放股權證的辦法，這也是很公平的。那麽，“休克療法”為什麽在俄羅斯推行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呢？原因是俄羅斯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當時大多數俄羅斯民 眾對什麽是市場、什麽是股權證券基本沒有感性認識，更不清楚政府分給他們手中的沒有貨幣價值的股權證券所包含的意義。於是出現了紛紛拋售股權證券的情況。 這種情況必然會導致股權證券在壹部分人手中集中。（實事求是地講，這部分人中有的人可能對股權證券的意義略知壹、二，多數人則肯定是壹竅不通，他們或許只 是“下意識”地感覺到這個東西拿在手中沒有壞處。大家可以聯想中國當初發行企業原始股票的情況：又是宣傳，又是鼓動，領導帶頭，職工分攤，總的是想大家都來買，結果買的人還是不多，買的人還是覺悟高的，大多抱有為“支援特區建設”、“支持改革”“作點犧牲”的想法。現在呢？試想壹下，如果在今天的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還會出現這種現象嗎？）
“俄羅斯現象”的政治原因。
有學者把20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壹度出現的政治混亂、經濟衰退以及社會方面的種種問題統稱為“俄羅斯現象”，並認為這是由於蘇聯的改革失敗造成的。事實其實並不是這樣，“俄羅斯現象”確實發生了，但這與改革沒有關系，相反，正是由於社會變革建立起的全新的制度，為徹底消除“俄羅斯現象”提供了制度保證。
那麽，是什麽導致了“俄羅斯現象”的出現呢？回答是：是實行了多年的極權政治。
根據前蘇***中央委員阿爾巴托夫的《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壹書中提出的觀點，蘇聯的政治可以說是典型的極權政治。
極 權政治是指這樣壹種政治狀況：在這種政治制度下，國家的壹切資源都被最高統治者所掌握，統治者的統治範圍不僅僅局限於政治、軍事等傳統領域，而且對經濟、 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嚴密控制；全體社會成員不但被剝奪壹切最基本的權利，而且還必須無條件地參與到統治者的意誌中去，根據統治者的意誌而工作、 生活甚至死亡，沒有任何個人選擇的余地；如果拒絕參與或者僅僅是不積極參與（有時甚至是僅僅被懷疑不積極參與）這個意誌，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鎮壓。有學 者認為，極權主義是亞細亞專制主義借助現代化統治手段達到的最高形式。
蘇 聯時期實行的是思想控制、輿論壹律、壓制言論自由、持異議即是刑事犯罪的政治制度，***產主義意識形態成了政權用以維持其壟斷地位的思想化石。官方媒體與教 科書上的說教與現實生活完全脫節，系統地培養並持續地強化說假話和兩面派的社會風氣。在這壹僵化的體制下，整個社會完全失去了生機與活力，呈現出壹種麻木 狀態。
這樣的極權政治導致了壹系列惡果。
①極權政治的結果之壹——政府無能。
政府無能被認為是所謂“俄羅斯現象”的最突出表現。
比較政治社會學的理論認為，衡量壹個國家機器能力的不是其專制的程度，而是其政府組織的能量、適應力和效力，即政府組織是否足夠強。從這個角度來看，壹個專制的國家機器並不等於有效的政府組織；而壹個受憲法制約的或“有限的”國家政權，雖然在壓制民眾方面相當“軟”，但卻可能有效地執行自己法定的正常職責和功能。
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國家機器是壹個矛盾的實體：既強硬又無能，對持不同政見者非常強硬，在經濟與社會管理的決策方面卻毫無作為，隨波逐流，聽憑“分利集團”的擺布。所以，這時的政府是典型的無能政府。
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政府同樣也是個相當“軟”因而也是相當弱的政府。當葉利欽在與議會的鬥爭中占據上風後，實現了權威主義式的相對穩定的統治。但與此同時，他也從壹個“闖將”逐漸變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與行事的價值取向逐漸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這壹過程中，權威主義下的轉型經濟為權貴資本主義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俄國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頭統治，這種體制在原蘇聯時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蘇***垮臺後，它只不過改換了門庭，就像蛇蛻皮壹樣”。俄羅斯學者認為：那些金融工業寡頭選擇的是“官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官員並不非法占有國營企業的資本，而是在國營部門內部非法利用所有這壹切”；“金融官僚資本並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國家所有制”，這些資本由於國家的民主程度不夠而被官僚控制並用以謀私。由此可見，形成寡頭的必要條件並非私有化過份了，而是民主化不夠。（丁學良，“轉型社會的法與秩序：俄羅斯現象”，鷺江出版社，《清華社會學評論》（廈門），2000年第2期。）
這壹時期的蘇聯，政治腐敗導致權貴“分利集團”的興起，而權貴“分利集團”的 強大又進壹步導致政府的無能與腐化。由於未形成有規模的反對派組織或運動，蘇聯解體之前的整個時期和解體之後最初的壹個時期，執政者同屬相同的權貴集團， 在這樣的時期，國內政治表現出明顯的寡頭政治的特點，而政府則是受利益集團支配的無能的政府。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政府無能完全是傳統制度的產物，與改 革毫無關系。
這種情況到普京時期才有了根本的改變，不過，如果不是葉利欽時期完成了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實現了國家的政治民主化，普京時期的“政治光明”是無法出現的。
②極權政治的結果之二——“分封化”與“犯罪化”。
“俄羅斯現象”還包括“分封化”與“犯罪化”兩種趨勢。
“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來的國有財產通過不那麽明確的非法、但也不怎麽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轉讓給那些最有權勢的寡頭們，這個轉手過程並非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營化。例如，俄羅斯政府要求由銀行或銀行主持的投資基金來接管龐大的國有企業，但這些銀行家和投資基金的主管們並沒有什麽資產，於是政府特許這些人成立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讓他們通過發行債券股票等方式，象征性地對政府付極少的壹點錢，用“空手道”就接管了國有企業的資產。
“分封化”的另壹表現是，政府把原材料的開采經營權和出口貿易權讓給壹些權勢集團來壟斷，這些人則把用俄國自然資源換來的外匯存在國外占為己有。像這種通過出口轉移出去的國有資產，據比較保守的估計每年在250億美元左右，從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經有近2，000億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期俄國吸引來的外國投資總額還不及這個大出血數字的十分之壹！
對俄國經濟的“犯罪化”，觀察家們的評價是：“在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任何壹個國家像俄國壹樣，有組織的犯罪和大型工商業相互滲透重疊到這種程度，以致於經常無法分清楚，犯罪行為到何處止，合法正當的生意從何處始。”俄國的國民經濟整體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裏，而在幾個行業（比如銀行界、房地產界和消費品市場）裏，黑道更是不容爭議的“龍頭老大”。
分析原因，罪魁還是極權體制。首先，那些最有權勢的寡頭們大多是蘇聯時期掌握資源和國有資產的部門的官員，蘇聯解體的初期，他們利用原有計劃體制崩潰、新的市場制度尚未建立起來的間歇，搖身壹變就將“國有”資產化為私有，成為大企業主和財團寡頭。這樣的結果更加說明蘇聯長期實行的所謂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虛偽，因為如果這些財富真的屬於全民，能如此輕易地就為極少數人攫為己有嗎？其次，“分封化”的原因之壹是政府把原材料的開采經營權和出口貿易權讓給壹些權勢集團來壟斷，這壹切只有在政府完全掌控資源的前提下才能做到，政府完全掌控資源則是標榜“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極權體制的基本特征之壹。
再說說俄國社會的“犯罪化”。社會的“犯罪化”前提有二，其壹，法制的極度衰弱；其二，國民普遍的“野蠻化”。這兩者都是極權制的結果，在極權制下，有人治沒有法治，制度壹旦崩潰，法律幾乎是空白，當然犯罪盛行；有資料表明，盡管蘇聯時期對人民進行了長期的“***產主義”教育，但蘇聯解體時，其國民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比沙皇時期還低。所以，國民的“流氓化”和“惡棍化”自然會導致社會普遍的“犯罪化”。
再看中國，中國雖然沒有出現“俄羅斯現象”，但中國的腐敗和“犯罪化”並不比俄國遜色。目前中國的腐敗真有“不盡長江滾滾流”之勢。有的學者把中國現在的腐敗分為四種類型：壹是稅收流失型腐敗，二是地下經濟型腐敗，三是公***投資和公***支出型腐敗，四是尋租型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每年在9，875億至12，570億元之間，占全國GDP總量的13.2%至16.8%。（胡鞍鋼：《腐敗損失有多大：每年1萬億》，《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經濟學家吳敬璉近來壹再強調，中國改革的大關還未過，既得利益者已成為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權不彰、腐敗蔓延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吳敬璉：《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如果因為決策無能與政治僵化而使權貴“分利集團”坐大，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有可能半途而廢，“俄羅斯現象”很快就會在中國全幕重演，而由於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後，要克服“俄羅斯現象”，消除“俄羅斯現象”發生的原因，會比俄羅斯困難得多。再看“犯罪化”。有學者做過統計，1979年到2003年，中國每萬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遞增，此外，國民道德敗壞、誠信盡失，坑蒙拐騙泛濫，制假販假盛行，更有甚者，官黑勾結、警匪勾結的事也多有發生。所以，盡管我們不用“俄羅斯現象”這樣的概念來描述中國，中國的情況也並不比當初的俄羅斯好多少。更令人感到擔憂的是，今天的俄羅斯情況已經大為好轉，而中國卻還沒有看到好轉的跡象！
五、到底應該怎樣評價“休克療法”？
“休克療法”由於主張私有制，反對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監管，提倡“絕對的”經濟自由，因而帶來了許多消極後果，其中最大的消極後果莫過於造成了實行“休克療法”的國家壹個時期經濟的極度混亂。正因為如此，批評“休克療法”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重量級人物，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前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就是其中之壹。
斯蒂格利茨1998年年初在聯合國大學發表榮譽性年度演講中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提出了壹系列意見與建議，他的意見與建議基本是反“休克療法”的，其主要內容有：①私有化和金融貿易自由化對制定宏觀經濟政策來說並不是目的，而只是促使市場更加有效率和活力的壹種手段，而且這種手段必須與監管的競爭政策相結合。在這裏，“關鍵不在於是否私有化或自由化，而在於必須建立壹個監管的框架，使金融系統有效地運行，促進宏觀經濟穩定”。②如果不建立壹個有競爭的市場，就不可能得到金融貿易自由化的好處。“私人壟斷而無競爭對手，效率同樣不高，也不會有創新。”③“政策應當成為市場的補充，采取行動使市場運行得更好，糾正市場的失效。”④政府有必要應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實現“更廣泛的目標”，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只不過是成功發展的壹個組成部分”，是“相對來說比較狹窄”的目標。所謂“更廣泛的目標”，也就是“將發展和改造社會作為其核心目標”，包括提高生活水平，實現“持續發展”、“均衡發展”、“民主發展”，使所有社會集團都分享發展的成果。這些意見和建議中有幾個關鍵詞：監管、政策、政府、平等，其矛頭，直指“休克療法”所倡導的自由、市場、取消監管和去政府化。
斯蒂格利茨對“休克療法”不滿意，還因為“休克療法”過於註重了對產權的私有化改造，而忽略了公平競爭，在他看來，提倡公平競爭比改革所有制更重要。斯蒂格利茨具有壹定代表性。
應該承認，斯蒂格利茨確實準確地抓住了“休克療法”的不足，他提出的意見也很有建設性。我在這裏要說的只是，第壹，“休克療法”只不過是應付危機的臨時措施，是壹種應急方案，從來也沒有人把它作為壹種長久政策來堅持；第二，“休克療法”也有成功的實例；第三，任何壹個國家在制度轉軌、新舊社會交替的過程中都難免出現某種程度的混亂，所不同的只是混亂持續的時間和混亂的程度。壹般說來，舊的社會形態越落後、越頑固，轉型就越困難，交替過程更長，混亂持續的時間更久，亂的程度更深。
這樣來認識“休克療法”，似乎更合適壹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