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2006年底的壹次中期選舉，出人意料地讓民主黨打著反戰的旗號奪回了參眾兩院的控制權，打破了* * *和黨權對行政、立法和司法機器的壟斷。全世界的主流媒體都想知道，壹旦民主黨贏得2008年總統大選，美國的外交政策會有什麽調整。民主黨政府將以何種方式結束在國內外都極不受歡迎的伊拉克戰爭？
然而，主流媒體往往過於關註民主、兩黨的戲劇性鬥爭，而較少關註美國決定出兵伊拉克背後更深層次的背景。在這種缺失下，媒體會產生壹廂情願的期待，認為壹旦民主黨執政，天下太平。但只要我們仔細觀察，就不難發現，2004年挑戰布什的到底是不是約翰？克裏，或者說像希拉裏這樣很有機會代表民主黨參加2008年大選的政治家，壹直不敢否認伊拉克戰爭。他們強調，伊拉克戰爭本身沒有原則上的錯誤，只是布什政府的具體策略有問題。
1956年，深受馬克思和韋伯影響的美國社會學家C·賴特·米爾斯出版了《權貴精英》壹書，指出美國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權力高度集中在壹群精英手中，他們分別控制著國家行政權力、軍隊和大企業。這個精英團體的成員都通過姻親、社會關系甚至秘密俱樂部的緊密網絡聯系在壹起。這個小團體財力雄厚，人脈廣泛。美國的選民雖然有票，但民主、兩黨的爭論、向選民提出的政策選擇，往往很難超越這個群體所劃定的界限。米爾斯因此認為，這個小集團的利益是影響美國重大內外政策的關鍵力量。表面上，選民是國家的主人，但實際上，他們的生活被壹個“軍工復合體”及其政治代理人牢牢控制。
該書出版後，對美國上世紀50年代麥卡錫時期莫名其妙從天而降的反* *白色恐怖提出了合理解釋。20世紀60年代，越南戰爭在民眾的強烈反對下不斷升級。當時民主黨在越戰問題上與國民黨保持壹致，這讓很多反戰的民主黨支持者感到失望。米爾斯的強勢精英理論因此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該書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暢銷，並迅速成為20世紀美國社會科學的經典。
2004年大選期間，有媒體發現，這兩位看似水火不容的總統候選人在耶魯大學讀書時，組織得異常嚴密，神秘莫測，每年僅任命15名耶魯骷髏會新成員。記者查閱記錄發現，前幾年骷髏會的成員還包括老布什和小布什提拔的5名主要政府官員，以及多名企業家、高級將領和特勤局局長。當記者問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約翰·克裏(John Kerry)他們的骷髏會成員身份如何影響了他們的世界觀，並幫助他們迅速爬上權力階梯時，他們都異口同聲地拒絕回答，理由是他們的成員曾發誓要對骷髏會的壹切保密。媒體發現骷髏會，引起了公眾對橫跨民主、* * *和兩黨的寡頭精英集團的關註，進而重新思考“誰統治美國”的問題。
隨後兩年，伊拉克戰爭在美國民眾日益高漲的厭戰情緒和反對聲中升級惡化。由此引發的民眾無力感，使得《強大的精英》壹書在50周年之際，再次成為媒體和學界熱議的話題。《紐約時報》、《當代社會學》等報刊組織了專題討論這本書的當代意義。很多評論者感嘆，美國經過民權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的沖擊，如今國家的權力結構與1956相比並沒有太大的改善。有意思的是，《權貴精英》又壹次在洛陽貴了，觸動了精英們的神經。就連針對中上階層男性讀者的“高端”色情雜誌《花花公子》，也很少加入學術辯論，發表文章批評米爾斯傳播陰謀論，破壞公眾對組織體系的信任。
按照米爾斯的思路，我們應該探究2003年美國為什麽要攻打伊拉克，這場戰爭將走向何方。不應局限於民眾對戰爭的支持、兩大政黨的態度等表面因素，而應深入探究這場戰爭背後的長期政治經濟背景，以及這種背景如何引導美國精英不計代價地發動戰爭。
在伊拉克戰爭剛剛打響的2003年春天，壹向是美國外交官搖籃的喬治敦大學埃德蒙·沃爾什外交學院邀請了世界體系學派的三代學者(包括沃勒斯坦、阿裏基、克裏斯托弗·蔡斯—鄧恩、拉維·帕拉特、彼得·高萬、法魯克·塔巴克等。)從美歐亞三角關系的角度來探討美國霸權的未來。會後，許多作者修改了他們關於局勢最新發展的論文，特別是加強了對伊拉克戰爭的討論。這些論文發表於2005年(作為對手的盟友:變化中的世界體系範式中的美國、歐洲和日本出版社)。該書開闊的視野為我們思考伊拉克戰爭的走向提供了很多新的啟發。
該書每壹章都有特定的主題，但每壹章的內容又相互呼應，使得該書呈現出鮮明的主題，即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相對於歐洲和亞洲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不斷下降；最近的伊拉克戰爭是美國權力精英為扭轉這壹幾乎不可逆轉的趨勢而進行的壹場賭博。
20世紀70年代，美國霸權在石油危機、經濟衰退和越南戰爭失敗中搖搖欲墜。世界體系學派創始人沃勒斯坦通過考察16世紀以來資本主義體系的長期規律，指出美國正在進入18世紀初荷蘭和20世紀初英國所經歷的霸權衰落階段。這個學派壹度被認為是最有能力捕捉世界大勢的政治社會理論。80年代末，美國贏得了冷戰，90年代，互聯網泡沫推動下的持續繁榮，讓人感覺美國重現輝煌，甚至比以前更加強大。以世界體系論為代表的美國衰落論，壹度被視為過時，逐漸被忽視。
但事實上，在美國90年代風光的背後，國家衰落的趨勢並沒有停止。當時在法德的領導下，歐洲加速壹體化，進行貨幣壹體化，甚至把建設獨立的軍事體系提上日程，大大削弱了美國在大西洋事務中的影響力。中國的崛起，日本經濟的衰落，韓國與美國的疏遠，通過日韓對美國主導的太平洋地區布局構成威脅。與此同時，歐盟成員國和亞洲國家都開始向中東產油國暗送秋波。不想繼續過分依賴美國保護傘的石油大王們也樂於對這些新興勢力客氣。當時仍受聯合國制裁但擁有大量石油資源的伊拉克，設法拉攏德國和法國，後來又承諾用歐元而不是美元結算石油出口。此舉成功換來德法支持美國解除對伊制裁。
如果薩達姆當時成功開了先例，其他石油國家可能會效仿，考慮全部或部分將出口改為歐元，以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如果美元失去在世界石油市場的獨特地位，世界各國可能會不同程度地將外匯儲備轉向歐元等其他貨幣。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壹直受到不斷擴大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的困擾，其產業競爭力每況愈下。美國之所以還能保持繁榮，完全取決於其憑借美元的排他性地位，大規模向外國借款的能力。壹旦美元不再獨占，美國經濟和美國企業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將立即受到重創。
美國的精英們把這些趨勢看在眼裏，當然會擔心外強中幹的國家局面。上世紀90年代還處於反對派地位的新保守主義者，在1997年初組建了壹個名為“美國新世紀計劃”的智囊團，為美國霸權的永久化開出藥方。這個組織的成員包括切尼、沃爾福威茨和後來成為布什外交和軍事團隊骨幹的拉姆斯菲爾德、企業巨頭史提夫·福布斯和布什的哥哥，可謂超級巨星。他們對資源的深入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如果21世紀仍然是美國的世紀，而不是其他人的世紀，美國就應該加強對中東石油資源的控制，實行以油控歐、以油控亞的政策。
他們在眾多評論和政策研究報告中或明或暗地表達的想法非常清晰。美國不具備與新崛起的歐亞對抗的資本，但只要美國能夠重建對中東產油區的絕對控制，切斷歐亞在這壹地區新運作的關系網，它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競爭對手就很難真正崛起，最後只能繼續對美國嗤之以鼻。自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以來，經常通過減產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產油國威權政府，不再是美國在中東最可靠的盟友。美國要想實現用石油控制世界的計劃，就必須在中東建立壹個完全由美國控制的、擁有巨大石油資源的新國家。推倒伊拉克政府，重建政府，是當時實現這壹計劃的最佳杠桿。
“新美國世紀計劃”的主要成員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壹直不遺余力地推動對伊拉克的占領。按照他們的觀點，美國要重建伊拉克，就必須使用各種極端手段，美國的經濟和聲譽可能要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但壹旦成功，美國將極為有利可圖。換句話說，伊拉克戰爭是壹場關系到美國能否在“家財”衰落中翻身的豪賭。
毫不誇張地說，伊拉克戰爭是壹場賭博。這場戰爭從第壹天起就是靠外債支撐的。開戰前，主戰派就明確表示，美國在中東腹地成功建立壹個新的民主、石油儲量豐富的親美國家後，美元的國際信譽將大大提高，世界市場將充斥由美國直接主導的廉價石油。屆時美國的赤字問題將得到解決。布什團隊的這種賭徒心態解釋了為什麽他們對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雙赤字充耳不聞，反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壹場讓赤字飆升的戰爭中。
從這個角度來看，2003年初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與美國關於伊拉克戰爭的爭論，其實並不是觀念之爭，而是美元與歐元之間，以及兩種貨幣體系背後的強大集團之間的較量。當時美國壹心攻打伊拉克，迅速推翻並逮捕了日益親歐的薩達姆，這對德法無疑是壹個沈重的打擊。現在美軍在伊拉克深陷民族沖突和反美遊擊戰的泥潭，德法當然不會像在阿富汗戰爭和阿富汗戰後重建中那樣幫助美國，而是願意從另壹面看。
2003年，美國的強大集團通過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謊言和9·11後揮之不去的愛國主義溫暖，動員全國支持入侵伊拉克。然而，當謊言被揭穿，戰爭陷入僵局的時候，美國人民對不斷飆升的美軍傷亡人數和戰爭給國庫帶來的壓力深感不安。很多為了權勢集團的大戰略而在伊拉克赴湯蹈火的士兵，都是來自美國內陸的窮孩子，他們因為沒錢上大學或者缺少工作機會，被軍隊的各種優待所吸引。他們的生命越來越受到威脅，這使得他們毫無保留地支持布什的父母，並逐漸質疑戰爭。當小布什發動戰爭，為富人減稅的時候，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精英群體不必為這場戰爭付出任何代價。這場豪賭給美國帶來的財政負擔，必然要通過進壹步削減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支出來填補。
歐洲主要國家和美國民眾對伊拉克戰爭的厭惡表明，這場戰爭絕不是“西方”的戰爭，也不是“美國”的戰爭，而是壹場只屬於美國精英的戰爭。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贏這場賭局的機會不大。但越輸越賭，越賭越大，這是典型的賭徒行為。共和黨在最近的中期選舉中慘敗後，布什並沒有真正傾聽選民的聲音，缺乏通過外交而非軍事手段解決伊拉克問題的誠意。相反，他迫不及待地向伊拉克增兵，準備讓戰爭升級。被反戰選民寄予厚望的新壹屆國會，除了對增兵計劃提出強烈的口頭抗議外，已經黔驢技窮。
如果美國能逃過這場世紀豪賭，世界可能進入壹個相對穩定但極度不公正的單壹帝國秩序。如果美國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在這場賭博中血本無歸，伊拉克將爆發全面內戰，該地區其他產油國也很難不被卷入，引發更大範圍的地區沖突。恐怕壹段時間內沒有哪個地緣政治力量有能力和意願挽回由此造成的爛攤子。大家壹定知道，如果產油區陷入持久的混戰，會給世界經濟帶來什麽樣的打擊。
無獨有偶，當世界體系學者在前面介紹的會議上討論美國國力走向時，著名社會地理學家大衛·哈飛也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前的2003年春天在牛津大學發表了壹系列演講，探討美國在21世紀可能的走向。這壹系列演講的內容在同年年底以《新帝國主義》(牛津大學出版社)為題出版。
哈飛對伊拉克戰爭的解釋與上述世界體系學者的觀點驚人地壹致，他認為伊拉克戰爭是美國加緊控制中東石油供應的壹種手段。加緊控制石油供應的目的是為了堵住歐洲和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咽喉，從而延續美國的獨占地位。不過哈格裏夫斯也對這個觀點做了特別的補充:攻打伊拉克並不是美國精英延續美國霸權的開始；直接控制世界石油供應並不是他們實現這壹目標的唯壹途徑。
20世紀80年代由裏根政府發起、90年代由克林頓發揚光大的全球化政策，也是美國重建全球霸權的重要壹環。美國政府和企業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遇到的壹系列金融和經濟困難，很大程度上與來自歐洲、亞洲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競爭有關。美國政府通過其在主要國際經濟組織中的巨大影響力，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脅迫和引誘各種蓬勃發展的新興經濟體開放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使美國跨國資本得以進入這些經濟體獲利。崛起的經濟也從美國的競爭對手轉變為美國精英階層的重要財富來源。
美國為新興經濟體提供資本，然後分享它們的利潤，這似乎是壹個雙贏的遊戲。然而，上世紀90年代不同地區爆發的金融危機表明，美國資本的大規模跨國流動實際上是美國資本通過有意無意地犧牲新興經濟體來獲取巨額利潤的零和遊戲。在金融全球化下，美國資本往往在特定的時間大規模進入特定的新興國家，然後被西方媒體系統性地誇大和吹捧，使得該國的房價、股價、匯率等炙手可熱。當這些資產價格見頂時，跨國資本往往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套現。在國際資本為贏得巨額利潤而迅速出逃後，原來的新興國家將剩下壹堆房子、股票和匯率化為烏有。這個時候，當初出逃的跨國資本就會回流，利用之前的壹小部分暴利，購買當地財團和政府急於低價出售的資產。
從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到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再到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機，這種跨國資本流入、流出和回流的戲劇壹直在重演。雖然這些受打擊的經濟體在資本回流後大多有所復蘇，但其國民經濟重要部門的控制權往往在危機和復蘇的風暴中落入美國資本手中。哈格裏夫斯因此稱這壹過程為“剝奪積累”。這類似於16、18世紀馬克思的歐洲新興資產階級通過在世界各地的掠奪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
近二十年來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和以伊拉克戰爭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政策壹樣，都是美國精英打壓新興國家崛起，重建美國在世界主導地位的策略。美國資本拋棄自己的經濟舞臺，在全球經濟中到處投機，當然給富有的投資者帶來可觀的利潤。但與此同時，美國人民不得不面對產業空心化、本地就業崗位消失、工資下降的後果。
這個策略實際上是壹場賭博。美國資本何時挺進哪個新興市場，何時退出，何時回歸，往往取決於單個資本的大膽判斷。計時計算永遠不會100%準確。偶爾，這些雄厚的資本也會在金融投機的大浪中破滅。這些跨國資本，很多都承載著無數美國人的養老金、子女教育墓，甚至畢生積蓄。壹旦他們翻船，美國的金融穩定也將受到威脅。上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風暴壹度波及巴西、俄羅斯等金融市場，就連美國金融大鱷索羅斯最後也損失慘重。雖然情況沒有演變成許多人擔心的全球金融崩潰，但這足以凸顯金融全球化帶來的風險。許多評論者已經開始猜測下壹場金融風暴將在哪裏爆發，並擔心世界經濟能否在被更具破壞性的金融危機徹底摧毀之前，發展出更穩定的全球金融秩序。
總而言之，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並沒有像很多人認為的那樣標誌著美國外交政策的偉大革命。從長遠來看，小布什入侵伊拉克，裏根在80年代推動的全球化，也是美國精英階層試圖扭轉國力下降趨勢的大賭註。如果他們贏了，他們將是最大的贏家。但如果他們失去了壹切，那麽美國人民乃至全世界都將為他們帶來的大規模戰爭和世界經濟危機付出沈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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