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是在窘迫境地中的苦苦掙紮，顯示出逐漸衰弱的東北經濟始終沒有放棄浴火重生的信念和希望，為東北經濟的全面復興積蓄著最根本的動力。
省會突圍
遵循計劃經濟的典型特征，除了那些不得不依附礦業資源所在地而進行的工業布局外，東北幾乎把最主要的工業企業都安排在三大省會城市——沈陽、長春和哈爾濱。
三大省會城市壹字排開，都是各自省份的工業中心和交通樞紐。東北輝煌的年代，它們無疑是輝煌的頂峰。東北窘困的年代，它們自然成為掙紮的支點。
直到今天，長春市政府依然還在日偽時期留下的大樓中辦公。與其它省會城市奢華現代的政府大樓相比，這裏顯得過於僵硬和黯淡，無形中給出入大樓的工作人員塗抹上壹層呆滯的臉色。
但是，也正是在這座老氣的大樓裏，市長祝業精正在籌劃指揮著壹次艱難的突圍。
同時還在企業改革與經濟結構調整辦公室任職的長春市經貿委副主任王才說：“市長的會議安排是以半小時計的……政府官員中最難當的還是轉型時期的市長。”
祝業精正在為尋找壹條新的國資出路而奔忙。在由原國家經貿委進行的《企業債務重組》研究項目中，長春被做為“中國企業債務重組替代方法”的成功案例，並且被國際破產法及企業重組的專家們稱為“長春經驗”。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衛國是研究項目的執行者。依照他和他的同伴們精心設計出的模式，長春市已經有35家中型以上國有企業實行購售式重組。
如果把這種被稱為“長春經驗”的做法簡而言之的話，那就是由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出資註冊壹個新的國有獨資公司制企業，用於收購老企業的有效資產，老企業用資產轉讓所得來償還債務，新企業則成為重組的載體。
這是長春為擺脫經濟困境進行的壹次勇敢嘗試。
我們不妨以長春市電爐廠為例說明這壹嘗試的艱難程度。
在連續14個月沒有給職工發放工資以後，資產負債率達到152%的長春市電爐廠終於破產，留下的只是曾經獨霸七成電爐市場份額的逝去輝煌。
艱難的重組開始了。長春市機電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投入資金50萬元成立長春市電爐有限責任公司，並由新公司從銀行貸款1500萬元收購電爐廠，電爐廠則把這筆資產轉讓款全部償還銀行債務，從而使得銀行債務償付率達到35%，遠遠高於企業平均破產受償率10%的水平。
在長春市經貿委副主任王才看來，“長春經驗”是壹個“多贏”的結果。至少銀行在貸出壹筆款項的同時，能夠獲得老企業清償和新公司債權的兩筆收益。
但是，現實中的問題似乎並非這樣簡單。不管怎樣，原先的電爐廠已經不復存在，資產的消失確鑿無疑，多麽“多贏”的改革總要有人承擔成本。
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新公司接收安置了原電爐廠的460名工人，大約占到原廠職工總數的31%，這意味著至少還有69%的原廠職工不得不流向社會。
在長春，類似電爐廠這樣重組的企業目前***有35家。統計起來，無法安置的職工總數也是壹個讓人心憂的數字。
也許，正是因為這壹緣故，長春市政府最終決定承擔改革的主要成本，並且暫緩減員步伐，明確要求原企業職工改制後企業上崗率要達到70%。
嚴峻的現實面前，市場化的遊戲規則再壹次被人為地修正。也正是因為這種隨時可能出現的修正，人們看到了壹座城市在轉型年代留下的灰暗投影。
同樣苦苦尋求突圍之路的還有東北重鎮沈陽。
這座在時尚與破舊中掙紮的城市曾經是全國最著名的傳統重工業區，鐵西區更為稱為“中國的魯爾區”。
如今，鐵西區相當壹部分企業已經大面積停工。夜色之中，寂靜的老式廠房如同黑暗中蜷縮的巨獸，大口吞噬著城市生活的生機。
在今天的沈陽，新世紀面臨的困難已經和每壹個人聯系到壹起。2003年，20億美元的招商任務已經由市政府層層分解下達，政府官員人人背上了指標。有傳言稱，市長陳政高年初已經放出口風，“完不成任務的要有個說法”。
雄厚的資本面前，權力有時也不得不低壹回頭。沈河區政府壹位官員透露，為了吸引壹家香港企業的5000萬美元投資，區政府被迫讓步同意在公***綠地上蓋起壹座娛樂城。
然而，不管權力怎樣低眉順目，還是免不了偶爾被資本家們戲弄壹回。有的外商抓住沈陽引資心切的心理，搞起“釣魚工程”。有媒體披露說，壹家韓資企業允諾投資3億美元開發高檔住宅，壹期工程已經開盤發售在即，實際到賬資金卻只有區區500萬美元。
治理壹座窘境中的城市並不像旁觀者看到的那樣簡單。如果想到沈陽每年都要為冬季供暖產生壹場風波的話，我們便不難理解轉型年代的政府官員所承受的重壓。
背負著這樣沈重的歷史包袱，突圍的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但是，對於沒有退路的東北三大省會而言，只有突圍才有可能尋到壹條生存之路。
礦城轉型
就在東北省會城市奮力突圍的同時，比它們數量更多的東北礦城面臨著更為險峻的形勢。
有關專家承認，東北經過百年高強度開發，許多資源已經進入枯竭期，從而導致多座因礦而設的城市不得不另謀出路。如果經濟結構調整成功，前方尚有光明前景。壹旦經濟結構調整受阻，衰退必將更加嚴重。
礦城末路並非壹句戲言。雲南東川因礦設城，地市級的建制可謂顯赫壹時。豈料隨著礦業萎縮，堂堂東川最終並入昆明，成為雲南省會的壹個遠郊區。
為了避免重蹈東川舊路，東北礦城拼死壹搏。
油井穿插在商業區裏，似乎已經成為大慶市的壹個標誌，也象征著這座城市對於油田的依賴。
大慶石油管理局是副部級，大慶市則是地市級，歷史造就的這壹差異決定了城市的生存方式。如同千篇壹律的油井壹樣，這座城市的房屋也是模子壹樣的整齊，就連城市的居民似乎也雷同得缺少個性。
然而，石油資源趨於枯竭的大勢，石油企業重組改制的風雲，終於把大慶這座城市推上了轉型的“火山口”，開始為自己未來的生存和地位而戰。
大慶的經濟是如此依附於石油，以至於大慶油田原油減產137萬噸的消息如同驚天霹靂。僅僅是這壹減產因素的影響，大慶市的工業增加值將下降16億元，經濟指數將被拉下近兩個百分點。
真正致命的還不僅僅是原油減產，而是城市正在逐漸成為大慶油田的“雞肋”甚至包袱。
隨著中石油轉變為壹個受到海外投資者監督的股份公司，大慶油田搶先進行重組改制，重新構建自己應對跨國石油公司沖擊的市場競爭力。
降成本，減冗員，增效益……幾乎每壹個舉措都成為搖晃大慶市的沖擊波。有媒體這樣生動地比喻——政企分開後的大慶市就像壹枚巨大的衛星被壹級火箭發射出來，突然發現自己並沒有攜帶二、三級火箭……
枯燥的數字印證著大慶地方經濟的無奈——
大慶地方財政收入僅占當地GDP的2.8%，遠遠低於上海（13.2%）和克拉瑪依（6.2%)，甚至明顯低於東營（3.4%）；
石油管理局和大慶煉化兩大企業每年用於辦社會事業的補貼額為24.17億元，接近大慶市2001年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二。壹旦企業不再承擔“辦社會”的支出，地方財政將驟然陷入難以支撐的絕境。
除了國有大企業現有的30萬名職工外，大慶已有8萬名職工有償解除了勞動合同，今後每年仍有下崗分流和解除合同的計劃，同時需要安置每年增加的4000多名大學畢業生、2000多名轉業軍人和2.1萬名新增勞動力就業。
大慶石油減產以及大慶油田的最終消亡，已經被確認為“不可逆轉的事情”。今天的大慶正在用自己艱難喘息的聲音，呼喚能夠得到壹個規範的財政體制和壹個休養生息的空間。對於大慶來說，這也許是最後的壹次機會。
與大慶相比，阜新已經在轉型的路上走得更遠。
當然，因為走得更遠，阜新也遇到了更多的曲折和磨難。
2000年，阜新經濟跌落谷底，25%的城市人口處於156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農村貧困人口比例超過50%。
盡管78萬阜新人難以接受，最終卻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現實——“阜新地下已被挖空，煤炭資源幾近枯竭，高失業率似乎無法避免”。
阜新開始了艱難的經濟轉型。然而，壹個投資3億元的化工城尚未建成就已經被市場淘汰，投產之日就是倒閉之時。何況，新上項目需投資20萬元才能安置壹個下崗工人，根本無法解決阜新成建制成規模的下崗失業問題。
礦城轉型，大智慧源於蕓蕓百姓。
李瑩曾經是新邱露天礦團支書，如今是煤礦工人涉足“現代農業”的帶頭人。
李瑩回憶說：“礦裏破產那天，我們去向‘***青團號’電鎬告別。15個人親吻著這臺電鎬，全哭了……”同伴們把自己的未來交給了自己的團支書，“妳帶著我們創業，我們押上破產費豁出命了”。
2001年12月24日，李瑩和14個兄弟湊齊20萬元下崗安置費，承包了堿巴拉荒村50個日光溫室，進而成立了綠色田園發展有限公司，並幫助165名礦工實現了再就業。
今天，阜新***有4萬礦工成為新時代的農民，阜新政府也把發展現代農業確定為城市的經濟轉型思路。在2003年至2005年，阜新還將通過招商引資等途徑再建設35個現代農業示範園區，最終實現安排4.2萬下崗職工就業的目標。
但是，問題的解決遠遠不會那麽簡單。目前，阜新下崗失業職工總數已經接近16萬人。即便忽略掉每年新增下崗失業的人員，還有11萬多人需要盡快安置。
前路依然艱辛，希望的光明中依然有迷霧暗湧。
企業嬗變
東北老工業基地的低迷和沈淪，直接沖擊著支撐東北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
1960年，石油會戰的大軍開進松遼盆地腹地，來自西北、華北的數萬名石油工人在草堆和牛棚裏捱過了最初的漫漫長夜。
43年後，大慶油田已經成為新壹代石油工人的天下。他們不再像王進喜那樣站在鉆臺上手握剎把，而是坐在冬暖夏涼的操作間裏操作著氣控手柄。
然而，工作條件的改善並不意味著壹切都在變得更好。今天的石油工人心裏最清楚，大慶油田已經進入高含水後期開采階段，生產成本增加，產量遞減加快，“黑色黃金”枯竭的壹天終會到來。
大慶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這種變化更多地體現在企業發展的枝梢末節上，看上去並不過於引人註目。
當才大氣粗的大慶油田也開始精打細算的時候，那些掙紮在困境中的企業顯然要付出更多的代價。
在沈陽市第七毛紡廠，48歲的廠長顧恩勇堅持每天早上都去“上班”。早在10年以前，顧恩勇管理的工廠便已全面停產，500多名職工迄今為止沒有領到過壹分錢工資。
整整10年，職工們沒有尋找退路，癡心盼望著工廠的復活。500多人每月只能領到兩三百元的生活費，用於維持最基本的生計。因為毫無繼續，工人們根本拿不出開個小雜貨店的本錢，只能去當保姆、清潔工和粉刷工，或者去開壹種被稱作“蹦蹦”的拉客三輪車。
10年以後，毛紡七廠終於再次走上合資之路，合作對象是壹家民營企業。職工們把不能用的設備賣了廢鐵，還能使用設備則折合50萬元入股新企業，這才保證能夠占到略略多於10%的股份。
今天的顧恩勇顯得很有豪情：“現在是資本市場，我給民營企業家打工也沒什麽不好的。”盡管已經成為“高級打工者”，這位老廠長依然牽掛著自己的老職工，“只要她們願意，我絕對歡迎”。
當然，舊有的觀念不可能在壹夜之間徹底破除。當民營企業為振興東北經濟出資出力的時候，他們時常感受到公平競爭的環境還很遙遠。
藏在千山山脈深處的西洋集團是中國最大復合肥生產企業，總經理兼董事長周福仁始終對兼並國有企業保持著警覺。在他看來，民營企業就是壹個“活雷鋒”，好不容易在非公平競爭的環境中壯大起來，往往還要替政府背上大筆，在兼並過程中接過沈重的“包袱”。
更讓包括周福仁在內的民營企業家們痛心的是，東北三省數千億元的國有資產長年僵滯流失，如同“冰棍”最後融化得只剩下木棍也無人過問。當民營企業準備收購國有企業的時候，“賬面資產”驟然消失，巨額虧損驚浮水面，動輒嚇得本想大幹壹場的企業家們避猶不及。
據東北各地經貿部門負責人介紹，雖然壹些國有特大型企業脫困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但目前地方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虧損面仍在40%左右，遼吉黑三省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資產平均負債率超過了50%，相當壹部分是超過100%的“殼企業”，而且負債額在逐年增加，負債率有的年份還在繼續增高。
由於虧損企業人員、債務包袱沈重，產品沒有市場，造成每生產壹件產品就是個虧損賬：機器壹開，煤、電、水等費用進去了，可職工工資、貸款利息和稅後利潤幾乎壹樣也幹不出來，職工工資至少得發呀，結果只好沖減凈資產。壹些更糟糕的企業為了生存只好年年通過貸款支付職工工資和銀行利息，如此反復使企業負債率越來越高，最終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
從某種程度上說，企業的活力直接影響著地區經濟的活力。
今天，在東北經濟低迷徘徊的大背景下，曾經鑄就輝煌的東北企業能否重振雄風，已經成為東北老工業基地復蘇和振興的命脈所系。
從與民營資本合作到向海外財團融資，從產權交易、股權轉讓到出售中小企業，東北的國有企業不斷地嘗試各種發展的新思維。
“我們也許不會成功，但是，我們要讓後來者明白我們為什麽失敗。”今天，東北的國有企業正在以犧牲者的勇氣和改革者的智慧，艱難行進在生存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