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商業銀行運營模式是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銀行家，壹般指掌控經營實權的管理者。我國老壹輩銀行家大都在以勢欺人的外商銀行與復雜脆弱的錢莊雙重夾縫裏經營華資銀行。在“寧波路”（華資銀行）和“外灘”（外資銀行）的抗衡中，孕育了張嘉敖、陳光甫、錢新之、李銘等1920年前後嶄露頭角的最負盛名的第壹代銀行家；而1930年代初起，隨著上海銀行格局逐漸形成以華資銀行為主流，在日益輝煌的經營潮流中，湧現出像資耀華那樣的第二代出類拔萃的大家。
我查閱過上海銀行檔案所披露的相關內容，知道資先生剛剛進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就以上海電話簿為基礎，進行分區、分街道、分弄堂，分門別類調查分析，把全上海的商業區、住宅區、高級中級人士分布情況，以上海銀行總行為中心，描繪了壹個草圖，作為銀行今後業務發展的參考。通過對上海各大銀行的暗中察訪，他整理了詳細的建議報告。針對付款速度不快，他建議不久遷移新址時，將活期存款依賬號分成不同窗口，以便顧客依賬號走向窗口取款。每個銀行辦事員，平時要用心將本窗口內的幾百戶簽字或印章上的特殊用心熟記，做到心中有數，這樣，壹接到支票就可以立即付款。最多不過三分鐘。同時還要熟記每個存款戶的存款余額，做到心中有數。
同時他還建議在原有壹個虹口分行的基礎上，以總行為中心輻射出去，可在大西路、愚園路、霞飛路、界館、提籃橋、八仙橋、愛多亞路、小東門、同孚路九處選址陸續開設分行。
他建議設立的調查部可謂在商業銀行中開風氣之先。調查部司職有二：壹是經濟調查；二是信用調查。甚至對巨商榮家、劉家、郭家，不論有無往來都搜集資料。同時他走南闖北調研，對該行在抗戰前進軍四川，以及沒有匆忙進入東北的決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為該行在抗戰期間總行遷入後方打下了基礎。
他還建議擴充信托部，增加服務種類，做到每個顧客需要辦的壹切能辦的業務都可代辦。比如代收、代付房租、水電費，代買、代賣公債、股票等。
據資料顯示：當年陳光甫對於資氏的許多建議甚以為然，而上述建議對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擴展起了很大作用，直接導致存款業務由原來的6500萬元猛增至15280萬元！銀行家尚明對資氏曾有評述：他“經常對銀行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見，都是有什麽說什麽，從不虛張聲勢。” 資耀華先生於上世紀20年代投身於銀行業，從沒離開過。他直接處於經營管理的前沿，經歷了無數驚濤駭浪。在各個歷史轉折關頭，作為銀行家的資耀華，不光如陳光甫所稱贊的那樣“才學兼長，服務精到”，而且有堅定的信仰和民族氣節。
日寇侵占天津之時，資耀華先生正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天津分行經理任上。自從日偽聯合準備銀行正式設立起，在天津租界內的金融市場上就出現了老法幣和敵偽聯銀券的生死鬥爭。敵人既要大量收集法幣，以便壹方面可以向外國銀行套購外匯，壹方面又可以深入中國內地購買軍用物資，因此，他們在平津地區故意擡高偽聯銀券的幣價，貶低法幣與聯銀券的兌換價格，圖謀以此取得大量低值的法幣，並使法幣喪失在社會上的信譽，促進偽聯銀券在市面上的流通。當時確實也有少數銀錢業，利用天津金融市場上行市變化機會，在收付存款時，法幣價格高了就支付聯銀券；聯銀券價格高了，則支付法幣。這既想把損失轉嫁給存戶，也損害了法幣的信用。
資耀華此時暗中聯絡天津全體同業，想辦法，出主意，壹致對敵。他們壹致主張將存放款種類嚴格分開，存法幣的開立法幣帳戶，今後收付皆用法幣；反之亦然。用什麽幣種完全由存戶選擇，銀行決不勉強。同時暗中同英、法、美等外國銀行壹致維持法幣信用。因此，華北偽政權雖強令法幣對聯銀券貶值，而天津租界內金融市場上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鈔票還比偽聯銀券高18元。人民群眾反而怕偽聯銀券貶值，都不願多存偽聯銀券。各銀行則把由存款收進的偽聯銀券盡量用作放款，貸給有來往的工商業，任其在市面上搶購商品，囤積貨物。結果，社會上的法幣隱藏起來，而偽聯銀券則泛濫成災。這種金融市場上大家壹致拋棄偽聯銀券的“換物運動”，使敵人痛恨在心，但有苦難言。
抗戰剛剛勝利，資耀華先生去重慶，帶回壹箱十萬元法幣現鈔。這又是他作為銀行家對於金融形勢的敏銳估價作出的壹個英明決定。他認為如果這批現鈔運用得好，可以發揮幾十萬法幣的效果。因為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都還沒正式營業，其他銀行庫中尚無法幣，市場上法幣奇缺，物以稀為貴。事情果然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天津市面上紛紛傳言，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經理從重慶帶來幾十萬法幣現鈔，轟動了三津。許許多多新舊顧客，幾乎壹時都集中到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開戶往來。這樣，該行的法幣頭寸更加豐裕了，運用更加靈活。果然是十萬元現鈔起了幾十萬的作用。
1948年冬，正在美國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研究和考察的資耀華，不顧友人的挽留，執意回到已經隱隱聽得見炮聲的天津。天津解放第二天，他就在天津軍管會金融處的座談會上坦率提出：要迅速恢復天津市場，首先要恢復金融市場；要從速恢復天津進出口貿易，上海商業銀行可以代理對外收付外匯，並可以墊付美元外匯。針對馬路上已經將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行名用紙遮蓋，並換了壹個銀行名字，他認為這兩個銀行在全國的信譽較高，要保住這兩塊牌子為我所用，搞好金融市場。這些建議，件件都是當時恢復天津經濟乃至全國經濟的重要方略。 資耀華治金融學的原則：“做文章，關鍵是要解決問題”。著述甚豐，有《貨幣學》《英美銀行制度論》《國外匯兌之理論與實務》《信托及信托公司論》《銀行問題之研究》等書，論文則難計其數。
資耀華先生在金融學上另壹大貢獻，就是對於金融史的研究。他親自領銜對清朝、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北洋軍閥時期、廣州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貨幣史料，以及清中晚期的外債史料進行了大規模的搜集和整理、編輯和研究。已經成書的有《清政府統治時期貨幣史料》（1964年中華書局）、《中華民國貨幣史料第壹輯》（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華民國貨幣史料第二輯》（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清代外債史》（1991年中國金融出版社）。這些洋洋數百萬言的歷史巨制，都是在資耀華先生直接主持下完成的。據參與編輯出版工作的洪葭管先生回憶說，身為主編，資先生堅持不署上自己主編的名字，而以“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編”的名義印在書上。
十年浩劫期間，資先生被勒令自帶床鋪，並帶上家屬，疏散到河南信陽農村。自身難保的資先生想到的首先是近千萬字的貨幣史資料，生怕自己離開北京，這些花了十幾年心血搜集的貨幣史資料被付之壹炬。他寧願自己不帶床鋪用具，專帶這十幾箱資料，與抱病的老伴同行。因為沒有帶被褥來，壹開始他只好睡在稻草上，直到有人回北京替他帶了被褥來為止。後來他老伴病危，要轉回北京看病，他又將這十幾箱資料隨身帶著回北京，壹路上的艱難曲折，簡直就是壹部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壹村的章回小說！ 資耀華女兒資中筠曾經說過，父親自1940年代末下決心追隨***產黨，不為別的，就因為對國民黨的腐敗深惡痛絕，認定***產黨能夠使中國擺脫貧弱和屈辱。他壹生感受最痛切的是國家的衰弱和民族屈辱，***產黨是他唯壹也是最後寄托希望的政治力量，所以，主觀上他對壹切負面的情況不大願意相信和接受。但是，以他的閱歷和對國事的關心，恐怕也不是對現實完全無知。有壹次，他曾表示要給壹位經常對他的生活照顧有加的統戰部官員，象征性地送壹件小禮物。女兒華筠提議可定制壹件刻壹篇古文或詩詞的小型工藝品。他欣然同意，並立刻提出要刻《阿房宮賦》。中筠為之愕然，說最後幾句話是否太刺激了。向來沈默寡言的資先生壹反常態，大聲強調說：“我要的就是那幾句話！”那幾句話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資先生在世整整九十六年。在他撒手人寰之前數年，寫下了自傳《凡人小事八十年》，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