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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順差與人民幣匯率關系的實證分析

如此的問題還真是難度大,好像是篇學術論文呀!近年來,當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呈現快速增長勢頭後,美國政治利益集團直接將目標鎖定於人民幣匯率,多次要求中國調整人民幣匯率。2005年4月,美國參議院以67票對33票的表決結果啟動壹項立法程序,聲稱如果中國6個月內不調整人民幣匯率,將對中國產品征收27.5%的懲罰性進口稅。2005年7月21日,中央銀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壹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不再盯住美元。匯率改革的目標之壹,就是讓人民幣升值以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但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數據,自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中美貿易順差仍不斷增長。由這種現象似乎可以推出壹個結論,人民幣升值對縮小中美貿易順差並無功效。遺憾的是,這種推論並不為美國當局所接受,而我們卻面臨著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尷尬局面,物價水平持續上漲,經濟泡沫不斷膨脹,情況與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日本非常相似。長此以往,人民幣的雙向走勢必將放大中國經濟體系的脆弱性。因此有必要采用實證研究方法,檢驗匯率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系,厘清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原因和實質。

協整分析與格蘭傑因果檢驗

(壹)方法選擇和數據說明

在傳統的多元回歸分析中,非平穩的序列由於帶有趨勢項會產生所謂的“偽回歸”問題。相比之下,協整分析可以有效避免“偽回歸”問題,且建立在協整分析基礎之上的格蘭傑因果檢驗,對於變量間因果關系的判斷更為全面和準確。鑒於此,本文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和格蘭傑因果檢驗對這壹主題進行研究。具體分析步驟如下: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格蘭傑檢驗。文中出現的COFB表示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月度值;EXRA表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綜合匯率對貿易影響的時效性,本文選取每月第壹個工作日匯率作為當月匯率。

(二)計量分析及結果

1.樣本數據的單位根檢驗。單位根檢驗,又稱對時間序列數據平穩性的檢驗, 主要檢驗樣本序列的平穩性和單整階數,為協整檢驗做準備。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原時間序列數據和壹階差分後的序列即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不平穩的,而二階差分後的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穩的。故原時間序列是二階單整的,它們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2.樣本數據的協整檢驗。單位根檢驗表明,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都是二階單整的,它們可能存在壹個平穩的線性組合。由於D(COFB,2)-I(2),D(EXRA,2)-I(2),故協整回歸模型為:

D(COFB,2)= α+βD(EXRA,2)+ε

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各參數得方程:

D(COFB,2) = -1.026596+41.45292*D(EXRA,2)

(-0.257916) (0.225316)

R2=0.001877 F=0.050767 DW=3.312722

由以上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它們之間並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更不可能存在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與中美兩國的政策預期相差甚遠,也與傳統經濟理論相差甚遠。所以,美國政府和民眾都不應該期望通過匯率調控來改善貿易狀況,而應該秉承貿易自由化思想的精髓,摒棄通過制造貿易摩擦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錯誤做法,理性看待貿易逆差。否則,任何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將同時損傷兩國人民福利。因為兩個基本點,從根本上決定了現在甚至未來壹段時間內中美貿易順差存在的必然性:

其壹,中美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存在較大差異。美國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從低端制造業轉向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而中國目前仍是壹個勞動密集型產業集中的國家。再加上美國的經濟結構是以家庭消費為主導,中國又是勞動密集型消費品出口大國,近年來中國壹直是美國最大的進口玩具和體育用品供應地,並取代日本成為美國進口電子消費品的最大來源地。這種格局未來幾年不會變。

其二,亞洲地區產業梯度和供應鏈的變化,使中國成為亞洲對美出口的主要原產地。因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存在勞動力成本等方面的優勢,日本、韓國等國的企業不斷增加對華投資,加工貿易逐漸成為中國大陸的主要貿易方式。隨之,中國大陸對韓日的貿易逆差開始擴大,對美歐的貿易順差開始增長。因此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實際上很大壹部分是亞洲其他經濟體對美國貿易順差的替代。

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原因分析

本文實證研究結果也證明匯率和貿易順差並不存在因果關系,但是為什麽面對貿易逆差擴大這壹問題時,美國當局就直接將目標鎖定於人民幣匯率呢?本文認為其深層原因是從經濟安全、政治安全的角度,讓中國分擔美元的貶值成本,防範中國經濟崛起,但這深層原因壹直被掩蓋在壹表層借口之下:減少美中貿易逆差,其實質就是貿易保護主義。這壹點可從二戰後美國對外經貿政策的變化軌跡中得到佐證。因篇幅有限,本文僅對表層借口和實質進行分析。

貿易逆差在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中壹直具有指標性意義。1971年美國出現了自1893年以來的首次貿易逆差20.24億美元,當年8月尼克松政府立即宣布加征10%的進口附加稅。同年12月根據“史密森協議”,十國集團分別調整了對美元匯率,其中日美順差最多,貨幣升值幅度也最大,由1美元兌360日元上升為308日元。但這些舉措未能阻止美國貿易逆差的增加,1972年增至64.4億美元,當年2月美國再次宣布美元貶值,日元升值為1美元兌256日元。1984年美日貿易逆差激增至368億美元。自此美日貿易濃煙四起,日元升值壓力不斷加劇,至“盧浮宮協議”簽訂時升值到1∶150。日本卻以此為轉折點進入泡沫經濟時代。

與當年的美日貿易情形極其相似,如今美國制造業和紡織業等利益集團認為,美中貿易逆差擴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要求美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制造貿易爭端就是美國當局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手段之壹。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統計,從1980年到2006年10月,美國對華發起反傾銷調查111起,且主要集中在中國入世以後。僅入世後美國就根據421條款對華實施保障措施調查案6起。另外,2007年3月30日美國商務部決定對中國的銅版紙征收反補貼稅,標誌著美國對華反補貼稅政策已發生重大轉變。無疑,中國成了美國低迷經濟的替罪羊,他們以美中貿易逆差為借口,以制造各種經濟摩擦為手段,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國政府施加升值壓力,其實質即是純粹的貿易保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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