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資本跨境流動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基石之壹。自鄧小平啟動改革以來的30多年裏，中國的資本賬戶管制政策壹方面引導資本流向戰略發展目標，另壹方面維護了金融體系的穩定。這個時期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成功的經濟增長階段。在此期間，中國年均經濟增長率超過10%。此外，中國有所保留的金融全球化使改革能夠按計劃順利進行。上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席卷全球，新興市場受到重創，尤其是亞洲。但中國相對封閉的資本賬戶緩解了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
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國經濟需要改變發展模式，中國政府也為實現新的發展模式進行了壹系列改革嘗試。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始於1994。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幾乎取消了對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的所有限制，並大幅放寬了對間接投資的限制(但仍對間接投資的額度進行管理)，但跨境貨幣市場交易和金融衍生品交易仍受到嚴格控制。然而，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2009年以來，中國資本賬戶的開放不斷加快。人民幣交易結算機制和所謂的“回流機制”導致跨境短期資本流動限制大幅放松。香港的人民幣交易為利用人民幣匯率價差進行套利創造了大量的機會和風險。人民幣升值的穩定預期導致對人民幣的套利交易非常火爆。隨著香港等離岸人民幣交易市場的發展，以及對跨境短期資本流動的部分開放，壹些人認為中國的資本賬戶比官方政策中所說的更加開放。據相關測算，2014年中國跨境銀行信貸敞口達1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GDP的12%(維爾馬，2014)。自2009年以來，中國實際上形成了資本流動監管的“雙軌制”:以美元結算的跨境資本流動仍由中國人民銀行下屬的國家外匯管理局進行更嚴格的管理；而以人民幣結算的跨境資金流動由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二司附屬部門管理，監管遠比前者寬松。換句話說，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踐實際上進壹步寬松了中國的跨境短期資本流動。
2013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印證了這壹趨勢。中國政府表示，將“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水平，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制度，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中共中央2013)
所以爭論中國是否應該開放資本賬戶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中國政府已經做出了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的決定。但是，討論如何開放資本賬戶，以什麽速度開放，仍然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第二，資本賬戶開放的風險
從理論上講，當壹個國家管理其金融部門的能力達到壹定的閾值時，資本賬戶開放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開放資本賬戶可以促進金融領域的競爭，促進投資多元化，改善經常賬戶失衡。到上世紀末，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開放了資本賬戶。
然而，經濟研究並未發現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本賬戶開放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必然聯系。相反，資本賬戶的開放與金融危機的爆發似乎存在相關性。此外，有證據表明，資本賬戶的開放可能會導致不平等的加深。
對中國來說更值得註意的是，有新的證據表明資本賬戶開放會加劇不平等。Furceri和Loungani完成的壹項基金組織研究(2013)觀察了50個發達經濟體的資本賬戶自由化案例。研究發現，資本賬戶完全開放壹年後，經濟不平等程度(以基尼系數衡量)將增加約1%，五年後將增加2%。
此外，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擔心資本賬戶的開放會削弱壹個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能力。在資本賬戶開放方面，政策制定者總是處於“三難抉擇”之中。經濟學家羅伯特·Q·蒙代爾(Robert Q Mundell)將凱恩斯的相關研究進壹步理論化，指出壹個國家只能同時使用以下三種政策工具中的兩種:作為貨幣政策工具的利率、匯率控制和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
事實上，資本賬戶開放導致的政策管制弱化可能比蒙代爾所說的更嚴重。有關部門可能會完全失去對貨幣的控制，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只能選擇資本賬戶的波動在哪裏揭示:在貨幣信貸總量上，或者在匯率上。對中國來說，幹預匯率以應對“三難抉擇”付出了巨大的沖銷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