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國內投資需求乏力的幾大因素
1.資金投向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
從1995年開始，國有企業進入了破產、倒閉的高潮。由於國內工業技術落後，大量小規模的重復投資，使得主要工業品生產能力的利用率相當低，同業之間陷入過度競爭的長期消耗戰。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發現，主要工業品有三分之二生產能力閑置，其中的37.2％利用率不到50％[3]，工業企業的盈利率迅速下滑。在此情況下，國內企業為了提高自己的市場地位而努力尋求與外商合資，甚至不惜讓渡大量的股權，外商趁機大批進入中國。跨國公司在資金、技術、品牌和企業管理方面處於全面競爭優勢，因此中國的國有企業面臨更大的生存壓力，大批國有企業被擠垮，特別是跨國公司在華的資本技術密集型投資項目大量增加，對中國的石化、機械、電子、鋼鐵等國有重化工業構成了重大打擊。隨著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陷入經營困境，大批工人下崗失業，就業安全感的普遍消失使人們的收入預期下降，社會購買力明顯萎縮。
直接面對就業壓力的地方政府為了發展本地經濟、確保財稅收入，壹方面采用壹切手段招商引資，吸引外資的數量成了考核各級政府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另壹方面又施加各種壓力，迫使國有銀行大量放貸給與當地政府存在各種利益關系的國有企業，75%的貸款依然流向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但這些國有企業的產品並沒有充分的市場需求，形成嚴重的產品積壓，不但加大了通貨緊縮壓力[4]，也令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隨之上升。1998年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實際上升4,900多億元，1999年實際上升5,800多億元，2000年實際上升3,700多億元。[5]國有銀行為了在每年的不良貸款指標考核中過關，不得不“惜貸”，對求貸企業提出過苛的要求，以規避壞帳風險和相應的政治責任。這就出現上述巨額“存貸差”。在目前的經濟體制下，中國出現了存貸差過高與“資金饑渴癥”同時並存的情況。
2.國債投資效應遞減
1997年以後，中國出現了在社會購買力不足基礎上的商品過剩，通貨緊縮接踵而至，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出口嚴重受阻，國內生產和就業壓力驟然增大。鑒於國內外泡沫經濟的教訓以及90年代以來國內兩極分化的加劇，中國政府認識到通貨膨脹對經濟和社會的破壞性後果，於是在1998年采用積極財政政策，通過赤字財政和國債投資來刺激內需。截至2002年12月末，國債余額已達1.93萬億元，比上壹年增長23.7%，約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9%；政策性銀行金融債余額為10,054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7.8%，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9.9%，兩項合計已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30%[6]。再加上目前靠財政支撐的養老金支付有3萬至7萬億元左右的資金缺口[7]，國家債務的實際規模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遠遠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所以，依靠發行國債刺激內需這壹政策已經達到極限，無法再進壹步制造需求了。
3.經濟信用缺失導致投資短期化
影響企業投資擴大的另壹個重要因素是國內信用的嚴重缺失。合同失效和大量的假冒偽劣產品造成國內商業信用極其低下，各種經濟欺詐行為泛濫，嚴重沖擊了市場競爭秩序，使得投機取巧、惡意鉆營成為企業行為的“典範”，從而大大惡化了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抑制了企業正常的投資需求，加劇了個人和企業投資行為的短期化。個人投資者寧可選擇投資風險較大、但交易體系電子化的股票債券，也不願意投資實業。不少國內企業根本無意於改進技術和管理，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而是競相鉆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投機鉆營獲取短期利益，甚至壹些正當經營的企業為了維持生存也不得不從事部份非法經營。在這種情況下，國內企業即使想尋找新的長期投資項目，也越來越艱難，本國企業的長期投資沒有空間，意味著中國企業的成長前景日益暗淡，破產倒閉的數量會越來越多。
4.出口市場不穩定
中國出口的比較優勢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質量、檔次偏低，主要依靠價格和數量競爭，因此容易遭致貿易保護主義的抵制。中國在入世談判中對美國歧視性貿易壁壘的妥協，進壹步加劇了出口市場的不穩定。目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特別是今年以來美國、日本與歐盟壹再要求人民幣升值，反映出各國保護本國產品和市場、禁止中國商品低價傾銷的意願。中國的出口越來越明顯地受到國際市場風險的影響和制約[8]，粗放型的出口必然要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5.中央財政面臨巨大壓力
近幾年，中國宣稱實現了8%的經濟增長，但銀行的經營狀況卻未根本好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於1999年至2000年間向國有資產管理公司轉移了1.4萬億元的不良資產，使當年的不良貸款率下降了約10個百分點。盡管如此，按照國際5級分類標準，2002年末4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仍高達26.1%，不僅遠遠高於4％至6％的國際同業水平，而且也大大超出了10％的國際警戒線。
國有商業銀行的壞帳轉移給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實質上只是將債務從銀行的帳面上轉移到中央財政的帳外記錄裏而已。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收購”這1.4萬億不良貸款的資金大部份是通過由中央財政擔保發行的特別債券來籌集的[9]。這些由政府開辦的資產管理公司處置壹小部份不良資產、回收壹些現金後，剩余的無法解決的不良資產就在資產管理公司的帳面上表現為巨額資產損失，這筆損失構成了事實上的中央財政赤字。按照比較樂觀的估計，不良資產的30％可能回收為現金，那麽4大資產管理公司的資產損失將高達9,800億元[10]。其結果不外是兩種，或者是國有商業銀行為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公司認購的債券在銀行帳面上表現為“垃圾債券”或資產損失，這實際上等於銀行轉移出去的壞帳又回來了，如果不加以改變將導致銀行系統的金融危機；或者是中央財政承認國有商業銀行的這筆巨額資產損失，用財政撥款逐年彌補，這將表現為中央財政的債務負擔壹次性增加1萬億左右，構成對已經不勝負荷的中央財政的沈重壓力。在潛在的金融危機和巨大的財政赤字的壓力之下，中國政府更需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以應付不測。
正因為上述幾大不利因素的存在，中國政府遂不遺余力引進外資以維持經濟的增長。隨著國債投資效應的遞減和本國企業可選擇投資項目告罄，吸引外資變得更加緊迫，許多地方紛紛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對下級政府和直屬的政府機構層層分解、下達招商引資的責任指標，甚至對招商引資有功的單位和個人實行重金獎勵政策。近年來中國國內的穩定依賴於經濟的增長，而經濟增長則在相當大程度上得益於大量流入的外資。如果外資流入量下降，中國經濟可能會發生嚴重困難。
二、用引進外資抵消資本外逃
各地地方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經理熱衷於引進外資，並不完全是出於急國家建設之需，還有他們希望與國外掛鉤、以便安排在國外的後路的個人考慮。從這層意義上看，中國特色的引進外資有壹個副產品，即資本外逃。這自然使中國政府深為苦惱。
當外商被中國經濟“壹枝獨秀”的幻象所吸引時，中國的資本外逃也同時擴大，日益嚴重。中國外逃的貪官到底有多少？這恐怕永遠是個無法確知的謎。
據壹份未經證實、網上流傳的資料，截至2003年6月30日，在黨政部門、機關、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的中***黨員及黨員幹部失蹤、外逃最多的前5個省份依次為：
廣東省：失蹤790名、外逃1,240名
河南省：失蹤512名、外逃854名
福建省：失蹤414名、外逃586名
遼寧省：失蹤318名、外逃403名
江蘇省：失蹤316名、外逃227名
3個直轄市的數量為：
北京：失蹤112名、外逃442名
上海：失蹤187名、外逃354名
天津：失蹤60名、外逃182名
流傳說，僅僅是今年8月3日至8月5日這3天當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瀋陽、深圳、珠海、蛇口、昆明等口岸與航空港，就查獲了60多名持護照或通行證、企圖外逃的官員，其中有7名是來自北京、沈陽、武漢、鄭州和南京等地的副廳級官員。最引人註目的是，這些企圖外逃的官員多持有中國金融機構與海關核準攜帶大量外匯出境的合法證明；攜帶外匯最少的壹名經貿幹部即持有60萬歐元（相當於50萬美元左右）。被查扣後這些官員們竟壹致聲稱，攜巨款出國是為了“考察”招商引資環境。這些官員在海關被截住是中央的壹次全國性突擊檢查的結果。中***中央於2003年8月初頒發了“關於黨政機關、司法公安部門人員出境、出國通行證、護照管理措施”，並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派出9個組分赴9省、市召開緊急會議，突擊收繳高官的出境通行證和出國護照。據傳上述3天中外逃被扣的官員們由於未及時得到“通風報信”，在突擊檢查中被逮個正著。[11]
中國的貪官歷年來到底攜帶了多少資金外逃，恐怕同樣是壹個無法確知的謎。據中國財政部辦公廳“積極財政政策”課題組的專題研究資料顯示，1997年和1998年資本外逃額分別為364.74億美元和386.37億美元；1999年這壹局面雖然得到壹定的控制，但資本外逃額仍高達238.3億美元。2000年資本外逃又急劇增加，總額大約在480億美元左右，當年比外商對中國實際投資的407億美元還要多。無疑，資本外逃對於急需投資資金以維持經濟增長的中國來說不啻雪上加霜。可以說，如果不是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資，讓引進外資與外逃資本進行了大置換，中國定會陷入嚴重的資金饑渴癥。
三、外資大量進入中國的利與弊
毫無疑問，在短期內，外資規模的擴大可以維持中國的經濟增長。加入世貿組織後，外資進入中國的市場準入程度也將大大提高。但受現行體制束縛的本國企業能否在巨大的競爭壓力下“置之死地而後生”，卻是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事實上，從各地政府全力以赴“招商引資”就足以看出，中國已承認並接受了外資在中國經濟中的優勢地位。
隨著今後外資在華競爭優勢的進壹步加強，究竟是會加重政治買辦意識和民族失敗主義情緒，還是會激起部份民眾的民族主義型經濟抵抗心理，仍待觀察。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經濟技術實力的差距往往構成有關各方利益分配上的差異，由此進壹步拉大國家總體實力和國際地位上的差距，造成國家間談判地位的不對稱，使談判結果更可能有利於實力強大的壹方。也就是說，當雙方經濟實力相當時，相互大規模開放市場往往會帶來真正的“雙贏”，形成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系；而當雙方經濟實力懸殊時，弱者就容易形成對強者的經濟乃至政治依賴，使得“雙贏”成為掩蓋自身經濟弱勢和依賴地位的托辭。
中國現在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國家，但壹個必須正視的基本事實是：在過去的20多年裏，盡管中國的經濟開放是逐步的、有限度的，國產品牌的產品被外資打敗並逐出市場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僅在中方處於劣勢的高科技領域如此，甚至在中方占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少國產品牌的產品也喪師失地。這使人對中國產業入世後“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能力表示懷疑。
作為世界頭號人口大國，勞動力的出路問題將長期困擾著中國。依賴外資的大量進入所形成的就業機會遠遠不能緩解龐大的就業壓力，中國需要重新開始發展制造業，也需要政府提出長期的產業政策引導。適度借助外力倒逼國內改革的策略無可厚非，但必須基於壹系列條件，如本國體制的靈活性、民族工業承受國際競爭的能力、國家產業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實現國家強盛的民族***識和堅強意誌。這是區分是否掌握了改革的主動權和主導權的重要標誌。世貿規則的全面實施將導致中國難以實施產業政策，在世貿規則的約束下，中國國內市場的競爭將完全國際化，置身於“全球公平競爭”（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之下的中國民族工業，將要面對空前嚴峻的競爭形勢和異常強大的競爭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