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來的研究中，眾多學者對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中嚴格的假定條件逐壹開始修正與完善。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引入需求方傳導機制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只是從供給方面，通過勞動力工資渠道給出了生產率增加對實際匯率影響的機制。實際上，生產率增加還可以通過需求方的傳導機制，如政府開支增加等，對實際匯率產生影響，提高不可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從而對實際匯率產生影響。Asea和Mendoza（1994）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需求方與供給方因素在決定不可貿易品相對價格中同樣重要。從需求方來看，生產率提高後收入也增加，從而導致政府開支和私人需求偏好的變化，進而引起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需求量的變化，也就是影響它們的相對價格，最後使得實際匯率發生變化。Gregorio和Wolf（1994）放松了原來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完全競爭、完全國際資本流動和可貿易部門壹價定律成立的嚴格假設，目的是吸收需求方因素和貿易條件變量，證明了經濟需求方在長期同樣可以影響相對價格的變動。Fischer（2002）建立了壹個小國經濟模型，來考察實際匯率在面臨各種沖擊時的變化，並以中東歐國家為樣本，通過面板檢驗分析，得出生產率沖擊不僅僅通過供給渠道起作用，而且也通過投資需求渠道起作用的結論。MacDonald和Wojcik（2004）以歐盟4個轉型經濟國家為研究樣本，考察這些國家需求方和供給方對實際匯率影響的相對重要性。結論表明，需求方和供給方對這些國家實際匯率的影響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對通貨膨脹和競爭力來說相對不大。
2.引入不完全市場競爭框架
在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分析框架下解釋可貿易部門與不可貿易部門之間的相對價格，相對價格主要取決於生產率和利潤加成。Coto－Martinez和Reboredo（2003）使用了OECD7個主要國家的部門面板數據，經驗分析表明，相對價格的變動是由相對生產率價格加成的變動決定的。Sndergaard（2003）認為，在壟斷的分析框架下，通貨膨脹差別不僅僅是由生產率的差別決定的，而且是由相對工資率差別決定的。Unayama（2003）將產品的多樣性引入到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之中，目的是擴展實際匯率決定的模型。因為產品的多樣性，實際匯率不僅取決於不可貿易品相對於可貿易品的價格，而且取決於可貿易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其使用“基礎設施技術”決定多樣性的程度，影響到實際匯率變動，並通過經驗分析的結果證實了該模型成立。Mejean（2005）運用OECD國家的數據，在新經濟地理學的框架下，比較了兩部門相對價格的兩個決定因素。壹個是不同的生產率，另壹個是可貿易部門與購買力平價之間的偏離導致的不可貿易部門的相對價格。Sheng和Xu（2005）引入了勞動力市場效率，認為在可貿易部門裏勞動力市場扭曲程度強，即存在摩擦性結構失業的情況下，實際匯率與部門生產率之間可能恢復到正相關關系。
3.完善經濟增長與實際匯率升值的傳導機制
經濟增長與實際匯率升值的傳導機制需要完善和拓展。因為除了制造品出口增加以外，有很多外生沖擊都會影響到壹國生產率提高和實際匯率升值，比如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生產力的***同提高導致壹國生產率的提高和實際匯率的升值。另外，在發展中國家，可貿易部門與不可貿易部門的勞動力市場分割比較嚴重，勞動力不能實現完全的自由流動，因此即使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增長使得其工資水平提高，也未必能傳導到不可貿易部門，引起不可貿易部門工資的提高。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物價並非完全由市場決定，而是存在很強的政府幹預因素，因此即使不可貿易部門的工資提高，其相對價格也並不壹定提高。
4.引入壹系列宏觀經濟變量
壹直以來，很多學者通過在模型中增加變量對模型進行調整，以使其更加符合現實。Hsieh（1982）引入了工資率，解決了工資漲價和討價還價的問題，他通過分析1954－1976年美國、德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數據，發現生產率差異和實際匯率之間存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關系，而且在采用工具變量技術對回歸方程重新修正後，得到的結果仍然支持該假說。Clague（1986）；Edison和Klovland（1987）；Astrov（2005）引入了貿易條件變量，因為出口價格比進口價格上漲快得多，所以貿易條件得到改善。貿易條件的改善反映了出口產品質量的提高，以及出口廠商在外匯市場運作能力的增強。Edison和Klovland（1987）檢驗了1874－1971年間英鎊對挪威克朗的實際匯率，分別以實際產出和商品/服務作為生產率的替代指標，發現在長期中，英國與挪威的生產率增長差距影響兩國貨幣的實際匯率走勢。Clague（1986），Rogoff（1992）引入了石油價格變量，調整了石油進口商價格偏好和政府不可貿易品的消費傾向偏好問題。MacDonald和Ricci（2005）引入了分配部門，認為本國可貿易部門生產率的提高和分配部門市場競爭程度的增加，導致了實際匯率升值。Vieweg和Roubal（2005）引入了FDI變量，認為國內的投資主要流入到可貿易部門，而大量FDI主要流入到不可貿易部門。Thomas和King（2005）拓展了Chinn（2000）的假設，引入了“土地”這個非常重要的變量，土地與勞動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壹起決定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得出在亞太地區的國家不存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Chaban（2006）非常重視“本國偏見”，強調了分配利潤對可貿易品和偏向於國內生產的制造品的本國偏見。Clements和Lan（2007）引入了“國際貧困線”指標，把所有國家分成了富國和窮國兩類，得出使用現行匯率擴大了國家間的收入不平等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