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升值對日本國內物價的影響物價水平的變動情況。從1971年開始日元放棄固定匯率，1971年8月至1973年2月，日本實行的是高度管理的靈活匯率制度。日本在此期間試圖刺激國內需求以增加進口、緩解日元升值的壓力，甚至不惜以壹定程度的通貨膨脹為代價，到1973年夏季，日本CPI通脹率已經上升到10%。隨著石油危機的爆發，日本通貨膨脹率在1974年上升到30%。在接下來的兩年中，為了應對通貨膨脹壓力，日本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這次貨幣當局選擇了通貨膨脹而非本幣升值是壹個政策失誤。
而從1975年到1985年的這段時期，除兩次石油危機期間曾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外，其他時間內物價水平都比較平穩。而在1985年"廣場協議"後，由於日元升值的幅度較大，而且是短期大幅升值，引起了日元升值蕭條和物價下跌。
"廣場協定"後，日本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幹預導致日本經濟在1986年底進入下行通道，為刺激經濟復蘇，日本銀行轉而采用擴張型的金融政策，帶來了貨幣供應量過剩的局面；同時，日本政府配套采取了擴張型的財政政策，鼓勵城市發展計劃將私人投資大量地引向房地產與股票市場，經濟泡沫逐漸積累。當日本註意到經濟泡沫的危害時，為了應對國內出現的嚴重失衡，日本開始大幅提升利率和實行緊縮政策。泡沫破裂後日本經濟進入了10年的衰退期。在此期間，壹般物價水平壹路走低。
"十年蕭條"的壹個顯著特點是經濟衰退和嚴重的通貨緊縮。導致物價下跌的原因，壹方面來源於泡沫經濟時期的投資過度所引起供給過剩，另壹方面則來自日元升值所導致的進口商品的價格下跌和海外廉價商品的大量湧入。資產（主要指股票與房地產市場）價格的膨脹。為了應對國際失衡與國內失衡，日本在"廣場協議"之後本幣升值期間采用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是導致日本出現資產價格膨脹的主要動因。
但是，我們可能不知道的是，日元升值其實提升了日本經濟的地位，給日本帶來了較大的福利。
首先，日元升值提升了日本經濟在全球中的地位。日本GDP世界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這壹“奇跡”在壹定程度上是因為日元升值導致以美元計的GDP大幅增加的結果。1985年日本的GDP為1.369萬億美元，1995年時已達5.3萬億美元，而這期間美元兌日元從237下降至83左右，日元兌美元大幅升值了近3倍。
其次，日元升值也意味著日本國民財富的增長。1970年時，1美元相當於300日元，日本人均GDP為1967美元，隨著日元的升值和經濟的增長，1986年日本人均GDP達16704美元，1995年上升至42336美元。
再次，日本不斷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有效地化解了日元大幅升值對日本貿易的影響。客觀地說，貨幣的升值會降低出口的價格競爭力，但如果企業具有核心競爭力，外部市場對該國產品形成了依賴，貨幣的升值實際上提高了出口價格，會創造相應的福利。在日元大幅升值過程，日本政府支持日本企業進行了不斷的技術創新，日本企業通過全面質量管理、對外直接投資和並購、外包和通過外匯市場規避匯率風險等方式，基本上化解了日元大幅升值帶來的影響，其貿易順差始終處於較為穩定的水平，這可以說是日本經濟的壹大奇跡。
再其次，在日元的快速大幅升值過程中，日本也將其資本賬戶方面的福利擴大到了極致。隨著日元的升值，日本政府不斷推動對中國、東南亞經濟體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政府優惠貸款和商業貸款，日元的升值給未有效規避匯率風險的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匯率損失，而日本自身則獲得了大量的貨幣升值福利。隨著日元在廣場協議後的大幅升值，日本國際貸款頭寸從1985年12月末的7070億美元迅速上升至1990年12月末的21215億美元，此後隨著日元的貶值和波動有所下降。日本國際貸款頭寸1993年6月末為16277億美元，2005年12月末為21959億美元。可以計算，日元升值給日本帶來了多大的資本利得。
最後，日元升值、日元的國際化和日本大量的對外貸款和直接投資，為資源短缺、缺乏經濟縱深的日本獲得了廣泛的戰略資源和經濟縱深。據有關統計，2005年，日本國際資產高達4.6萬億美元，扣除負債後的凈資產高達1.6萬億美元。而且，2005年日本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余額高達4140億美元，其海外生產總值也不可小看。
總而言之、
日元的升值對日本而言 、弊大於利
對中國的經驗借鑒、：鑒於目前中國的內外經濟失衡狀態，人民幣在整體上還將保持趨勢性升值的路徑，但出於美元匯率波動呈現出的周期性，人民幣升值還應堅持漸進性調整的基本原則，用以減少實際產出與就業方面的負面影響，同時還可規避美元波動周期性所帶來的匯率風險。
人民幣升值對於抑制通貨膨脹從長期來看將是有效的，但短期之內由於歷史因素造成的人民幣兩面性特征還將繼續存在並維持壹段時間，用以平衡前期所積累的內外失衡所體現出各方面變量的偏離。
在當前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宏觀經濟政策的內容應該更為註重國內均衡，將保持經濟增長與維持物價穩定作為重要的政策目標來抓，同時治理通貨膨脹的手段應是壹整套的貨幣與財政政策，這裏不僅包括貨幣市場的幹預，還應包括對於需求管理、供給管理以及國際資本流動監管等方面的相關政策。
人民幣升值是調整中國產業結構的機遇，應該在經濟持續性高速增長階段充分考慮升級產業結構，提升產業的技術水平、管理水平和競爭力，為今後經濟的發展做好鋪墊和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