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古作為馬歇爾的學生，是劍橋學派最正統、最權威的詮釋者。在庇古的壹生成就中，最突出的是建立了福利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其次，馬歇爾的貨幣數量理論用數學公式表示，提出了著名的劍橋公式。
庇古認為:“經濟福利受以下因素影響很大:
(1)國民收入規模；
(2)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
這是庇古福利經濟學主要涉及的兩個命題。首先，庇古把“福利”分為壹般福利和經濟福利。前者是指人對壹般欲望、感情和知識的滿足，超出了經濟學的範疇。後者是指與人的經濟生活有關的效用的滿足，這種滿足可以直接或間接地用金錢來衡量，也就是庇古福利經濟學中所討論的“福利”。庇古認為這種福利“對整個社會的總福利有決定性的影響”。他用貨幣邊際效用不變的馬歇爾原理來衡量個人的經濟福利，然後加起來形成全社會的經濟福利。為了衡量經濟福利，庇古提出了邊際效用基數理論。在他看來，福利在於滿足，而滿足是用效用來表示的，而滿足或效用可以用人們願意為之付出的金錢來衡量。他還認為，由於邊際效用遞減定律，如果壹個人的欲望不變，他持有的某種商品越多，他從增加的單位數量的商品中獲得的效用就越少，所以他願意為增加的單位數量的商品(單價)支付的錢就越少。為了獲得最大的滿足或效用，壹個人需要合理分配自己的貨幣收入去購買各種商品，使所購買商品的邊際效用與商品的價格成正比。
既然個人經濟福利可以衡量，那麽社會福利當然也可以衡量。庇古認為，壹個國家的國民收入就是這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福利，所以壹個國家的國民收入越大，經濟福利就越大。要增加國民收入，就要增加社會總產出。要做到這壹點，就要使生產資源在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的配置達到最佳狀態。在這個問題上，庇古提出了“邊際私人凈產值”和“邊際社會凈產值”兩個概念。邊際私人純產值是指增加壹個單位的投資後，投資者私人收益的增加，等於邊際私人純產品乘以價格。邊際社會凈產值是指增加壹個單位的生產要素所獲得的凈產值，等於邊際社會的純產品乘以價格。這兩者可能並不完全壹致。如果邊際私人凈產值間接給他人帶來利益，則邊際社會凈產值小於邊際私人凈產值。個別廠商的生產給社會帶來的不良影響，庇古稱之為“邊際社會成本”。他認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各方面投入生產資源所形成的邊際社會凈產值可以趨於相等，其產品價格也等於其邊際成本，因此此時生產資源的配置是優化的。
庇古還將邊際效用理論引入分配領域，提出了收入平等化學理論。這壹理論的基本命題是，國民收入分配越平等，社會經濟福利越大。根據邊際效用遞減原理，他認為隨著貨幣收入的增加，貨幣的邊際效用遞減。窮人的貨幣收入很少，所以他們的邊際貨幣效用很大。相反，富人有更多的貨幣收入，所以他們的貨幣邊際效用很小。為了保證收入的均等化，庇古提出了實行累進稅的政策，把富人的壹部分稅收用於舉辦社會福利設施。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實際上是劍橋學派經濟理論的發展。他在馬歇爾等人的《壹般經濟學》的基礎上論述了福利的概念以及與福利相關的各種理論。但是，由於研究對象的不同，庇古盲目地沿用馬歇爾的分析方法來研究福利經濟學，這就決定了這壹理論具有致命的缺陷。首先，他所謂的經濟福利是以基數效用為基礎的，他認為效用是可以衡量的，這是他理論中的壹個根本性錯誤。他認為馬歇爾的方法，即假設貨幣的邊際效用不變，可以避免效用度量的問題。但馬歇爾分析的對象往往是支付的貨幣量，在個人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仍然可以假設貨幣的邊際效用是不變的。庇古的研究對象是全社會的經濟福利，因此他不能再假設貨幣的邊際效用是不變的。特別是，他著重分析了富人和窮人之間的貨幣轉移，並以他們的貨幣邊際效用的變化為理論基礎。如果再假設貨幣的邊際效用不變，結果就會矛盾。其次，馬歇爾體系雖然從效用出發，但實際上大多是從分析供求價格出發，相當於直接考慮貨幣價格。庇古的研究主題是經濟福利，所以必須從現實條件出發，所以如何將現實的經濟福利轉化為貨幣福利，必然會遇到效用及其度量的問題。再次，他的理論是建立在完全自由競爭的基礎上的，但也暗示國家會采取適當的措施來調節生產，這將增加社會福利，從而否定了自己的前提。總之，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在實踐中仍然屬於壹種“理想”狀態，無法對現實的社會問題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沒有改變人們對經濟福利問題的思維方式。但是，他第壹次建立了福利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這標誌著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史上出現了壹個新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分支。因此，庇古被譽為福利經濟學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