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在論壇中作了主題演講。 首先碰到的第壹個問題就是我們為什麽要定位創新，我們企業為什麽要壹心壹意的創新，它核心的問題就是我們已經持續連續60年，原來增長的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現在我們面臨的各種微觀的經濟問題和宏觀經濟問題，它的癥結、它的根源都在於我們這60年來所用的增長模式，它帶給我們壹大堆的問題已經積累起來，使我們要往前走壹步都很困難。經濟增長模式，最早是在上個世紀60年代提出來的，那時候叫“增長方式”，後來又叫做“經濟發展方式”，在學術上把它叫做“增長模式”。這個增長方式也好，增長模式也好，經濟發展方式也好，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依靠投資來驅動增長，來支持增長。我們在建國初期從蘇聯引進了這麽壹種增長模式，它支持了中國的工業化，可是也帶來了很多負面的東西。我們大致上在60年代開始就想實現這種模式的轉變，但是壹直沒有能成功。改革開放以後，在1981年人民代表大會批準的政府工作報告裏面講到了我們今後的經濟發展方針，它的核心就是要轉變依靠投資來實現的增長，要轉到壹個依靠效率提高的軌道上去。但是因為體制上的原因，這個轉變非常的緩慢。 那麽到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用了另外壹個辦法來彌補它的缺陷，這個辦法就是用出口的需求來彌補由於這種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內需不足、消費需求不足。這樣壹種辦法在壹段時間裏面取得了效果，特別是在1994年的外匯改革以後，用出口導向政策彌補由投資來拉動增長和造成的需求不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到了本世紀的初期，這個起彌補作用的出口導向政策所造成的問題，也變得越來越明顯。其實它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負面的作用在積累，於是在近年來這個問題就變得越來越突出了，不管從微觀經濟方面，還是在宏觀經濟方面，所積累的問題就變成了我們進壹步發展的壹個強大的阻力，比如資源的耗盡，生態環境的破壞，壹直到投資率不斷的上升，不僅是我們國家空前，而且世界上沒有這麽高投資率的，反過來說是投資率不斷下降，內需不足。 而我們用來矯正這種問題或者彌補這種缺陷的出口導向政策，壹方面它的效益在衰退，另壹方面它的負面影響變得越來越嚴重了。它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因為我們出口導向用出口需求來彌補國內需求不足，外匯存底就越來越多。外匯存底越來越多了，它在宏觀經濟上造成的影響就是貨幣超發。現在我們有3.2萬億的國家外匯儲備，這是用了25萬億的中央銀行貨幣買來的。而中央銀行貨幣是壹種高能貨幣，在中國中央銀行貨幣的貨幣乘數大概是4左右，這就意味著為了3.5萬億的外匯儲備創造的貨幣購買力大概是100萬億左右。這個100萬億開始的時期表現在我們資金充裕，可是它經過壹段時間的滯後期以後，它就表現為資產價格、房地產價格飛漲，持續壹段時間以後就表現為通貨膨脹顯現。所以所有這些問題都使我們壹定要下定決心，采取有力的措施來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增長模式的轉變是我們在“六五”提出來的，以後不斷的重復，到“九五”計劃就正式提出兩個根本轉變，其中壹個是增長方式的轉變。“十五”計劃，“十壹五”計劃，現在是“十二五”計劃，“十二五”計劃仍然是我們的壹個主線。看起來它的效果不是那麽明顯，對它的解釋越來越復雜了，可是它到底從哪裏變到哪裏，往往變得模糊起來。現在從報刊來說，從課堂上，在我們的幹部會議上，大家都在說轉變，那麽轉變到底是從哪裏轉到哪裏呢？要轉什麽呢？現在說法太五花八門了。 我想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這個事情應該是比較簡單的，就是用壹個生產函數，特別是索洛改寫過的壹個生產函數，很容易解釋清楚。這是壹個生產函數總產出，實現比較明顯的是勞動、資本。在過去的解釋，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的解釋是產出是由於資本和勞動的增加，但是在我們現代經濟學來看是索洛改寫過的生產函數，索洛研究發現，在美國20世紀的經濟增長中有壹個因素是勞動和資本不能解釋的。這個因素就叫做“索洛余量A”，Solow Residual。索洛給它的定義是技術進步，而我們在實際的經濟計算工作中，這個“索洛余量A”就是全要素生產率，指TFB。也就是說，現代經濟增長主要的來源不是來自投資，而是來自效率的提高，這是現代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 所以我們要轉變，從舊的增長模式，這個舊的增長模式是依靠投資，要轉到什麽地方呢？轉到依靠效率提高。現在的情況是什麽樣呢？在改革以前我們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所以就會出現大躍進以後的局面，改革開放以後確實有了新的變化，壹個新的變化是還靠投資，靠勞動力，它是由於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新的資源投入，我們有壹個增長因素是原來的城鄉隔絕的方式實現工業化，所以大量的土地資源、大量的勞動資源是閑置的或者是低效率利用的。政府手中這些年有大量的資源可以投入，比如土地資源，在城市化過程中可以投入。 另外，因為我們在市場化過程中貨幣的需求量就會大量的增加，發行大量的貨幣不會引起通脹。政府就可以發行大量的貨幣，過去30年我們可以看到，特別是政府手裏擁有的資源是大大的增加了。政府手裏有大量的錢，大量的土地，就像我們這樣的建築，應該說我們是中等收入國家，怎麽到處都是壹線城市、二線城市、三線城市都像這樣的概念，這是因為我們有大量的資源可以用。但是現在幾乎是到了盡頭，像我們這個地方土地就緊張得不得了，去年國際創新特等獎的獲得者師昌緒院士說在深圳有壹個很好的企業，需要20幾畝地都拿不出來，可見這個浮財已經挖盡了。 錢、資金也是這樣，2009年政府手裏的錢好像是無限的，4萬億投資、10萬億的貸款，壹個高鐵建設就砸進去了3萬多億，現在行不行呢？不行了，不能再“浮財”了。所以必須耐得住寂寞，壹心壹意的要提高效率，提高競爭力。不能靠浮財了，到政府去拿壹塊地，到政府去拿幾千萬、上億的補貼。不是說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完全是靠資源的投入，改革開放以來跟改革開放以前有壹個很大的不同，就是我們的增長裏效率提高的貢獻有了很大的增長。 但是我們去仔細分析壹下，這個效率提高是怎麽來的呢？不是靠原創性的創新，是靠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對於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還有從我們開放中間使得我們的技術水平迅速靠引進設備、引進別人現成的技術，很快的把我們很落後的制造業的技術水平提高到壹個發達國家的平均或基本的水平上，這個技術水平差距是幾百年積累起來的，但是我們在30年的改革裏面的靠開放政策很快就接近了。 但是我們要註意，剛才說效率的提高壹個是因為結構，壹個是因為引進，結構的提高壹個是農村低效的勞動力變成了城市工商業、非農產業效率比較高的勞動，另外是土地，土地由原來的閑置的或者低效利用的變成了城市的土地利用。這兩個因素，壹個是因為資源利用的結構性的變化，另外壹個因素是因為引進。這種因素造成的效率提高也走到了盡頭。比如技術引進，當我們的技術水平接近於發達國家的普通的技術水平的時候，這時候靠引進就不太行了，要靠創新。 所以今後要靠原創性的創新，原創性的創新並不是說所有的都要我們從基點、零點開始進行創新。但妳總是要有所發明，否則妳很難在技術上能夠得到由於技術進步所造成的效率提高。所以從上面的就是我們要強調創新，今後我們不能說是領跑世界的技術進步，但是我們已經變成第壹梯隊的壹員了，我們如果不能夠有原創性的改進，那麽很難在世界市場上有競爭力，因為人家的技術是在不斷進步的。 前年以來從中央領導到各級黨政領導都強調了創新，但是也發現出現了壹些誤解或誤導，就是不要壹提到創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技術發明，或者說用戰略性的新興產業去取代我們所有原來的制造業。在制定“十壹五”的時候曾經考慮過，提高效率、轉變增長模式有幾個方面的路徑，其中有壹些東西被大眾所接受，但是有壹些東西被忽略了，比如當時提出來的和後來壹直強調的，要依靠服務業的發展，要提高服務在整個經濟活動中的比例。 另外是要發展戰略性的新興產業。但是這時候常常忘記了本質的東西在於提高效率，在於依靠“索洛余量A”，就是依靠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不壹定表現為革命性的技術發明。所以當時在“十壹五”的時候和制定“十二五”的時候其實都提出了另外壹個問題，就是我們產業結構中最大的壹塊，就是制造業。我們的加工制造業是要被取代還是應該提升？這個創新是不是也要體現在我們原有的制造業裏面呢？應該體現，因為只要是能夠提高效率，不管是哪壹個行業都是實現我們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重要內容。 所以現代制造業跟傳統的制造業有什麽特點呢？就是現代制造業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來自於哪裏呢？是來自臺灣的施正榮先生講的微笑曲線的兩端，前端就是研發RND、設計等壹些活動，後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營銷、售後服務，包括消費性的售後服務，也包括金融的售後服務等等，這兩端都是服務活動，只不過在統計上所統計的僅僅是獨立的服務業企業，在制造業內部的服務性活動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統計不進去，所以如果妳以政績為目標，它就會忽視制造業內部的服務活動造成的效率提高。 像我們這個地區加工制造業是產業份額中最大的壹部分，我們怎麽能夠讓我們現在的加工制造業能夠提升它的附加值？也就是提升它的效率，這是壹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關鍵是按照另外壹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說法，他把“索洛余量A”叫做人力資本，也就是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力。曾經前壹段時間在廣東調研的時候提出這個問題，怎麽提高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術水平，這是壹個非常嚴重的任務。 我看到汪洋書記在今年的廣東幹部會議上，他給廣東的幹部也強調了陳清泰同誌講的意見對於我們這個地區非常重要。而且不但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經營模式創新也是重要的創新。只要能夠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夠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實現我們的增長模式的轉變。所以我們的企業應該把握住這壹點，不管妳在什麽領域的企業，這兩天的座談會裏我壹再引用了裏根總統時候，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波什教授的壹句話，不管是矽芯片還是土豆片，只要能賺錢就是好片。 我們無疑政府在改革和發展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國，政府手中還是掌握了大量的資源。但是從最近這壹年多來，政府加強了自己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作用，取得了壹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這裏有壹個什麽問題呢？就是壹定要按照科技大會所定下來的指導思想，企業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政府不是主體。我們許多幹部也說企業是主體，但是政府是企業的主導，這樣就會有問題。 我認為政府主要的職責是為企業搭建壹個好的舞臺，創造好的經營條件，這個經營條件有三個基本的內容，第壹就是為創新提供壓力，第二就是為創新提供動力，第三是為創新提供能力。過去政府總是把它認定的最好的企業扶著，叫做“慈父主義”。其實這是害了企業，第壹是害了這個企業，第二是它對壹個企業給予傾斜，其實就打擊了其他的企業，也許妳扶起來壹個企業，但是妳扼殺了成千上百個企業。第二是動力，動力來自何處呢？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諾斯有壹句話講得非常精辟，他說對於激勵的要點在哪裏？要點就是要讓壹個個體或者壹個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和它取得的回報相壹致，如果不是這樣，那麽企業或者個人就會去“傍政府”，因為政府手裏有資源，這樣就會破壞了激勵機制。第三是要讓他有能力，他自己負責能夠取得資源。所有這些基本上要由市場來提供，所有的措施要以這個來衡量政府就壹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 最後我想用周其仁教授的壹段話貢獻給政府官員，廣東省委為了準備這次黨代會，他提出中心的口號叫做“堅持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實現轉型升級”。省委為了準備這個黨代會開了很多座談會，包括北京的壹些教授，我參加過兩次。有壹次我就聽了北大的周其仁教授給汪洋書記提了壹點意見，我覺得這個話說得非常精辟，而且非常通俗。他說：為什麽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因是我們在探索未知，政府沒有這個能力知道未來會向什麽方向發展，絕對沒有這個能力。所以政府要去指定壹個產業發展方向，指定壹個技術路線，失敗的概率幾乎是百分之百，唯壹的辦法就是放手讓千家萬戶的企業，讓千百萬人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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