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是農業現代化的前提。首先，現代農業必須實現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生產。這在壹家壹戶是辦不到的，壹家壹戶只有自然分工，沒有社會分工；而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以後，我們看到，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生產就發展起來了。這些地方都形成了專業化的生產基地，比如，山東建成了蔬菜基地，四川的專業化花卉基地，甚至出現了專業化的服務機構。其次，科技投入增加了。這在壹家壹戶也是辦不到的，因為大的機器用不上，科技投入和培訓的規模都不行。所以，傳統農業主要是經驗農業，不能是科技農業和現代農業。但規模經營後，太空育種、基質栽培都出現了。另外，公司帶來技術後必須培養當地農民。像四川的案例中，當地農民接受培訓後，不僅將技術用在公司的生產上，也用在自家的生產中。再次，標準化生產。以前，標準化生產只存在於工業生產中，但現在我們看到，規模經營後農業生產中確實出現了標準化。雖然和工業上的標準化水平不壹樣，但在向那個方向走。山東的案例中，用老百姓的話說“管理行距、間距、高度，都用尺子說話；用肥時間、品種、劑量，都按規定操作“，農民形象地說，現在是管理卡尺子，施肥按單子，跳著標準舞種菜。四川榿泉是省級農業標準化食用菌生產基地，省級農業標準化紅提葡萄生產基地，都是標準化的生產基地。再次，生態農業。這在壹家壹戶也很難發展，雖然農戶可能施有機肥，但規模有限，也不能實現規模生產中出現的循環利用。最後，現代農業的重要要素是市場化。壹家壹戶生產的產品市場半徑很小，而規模生產後，市場的半徑大了，全國各地乃至國外都可以達到。而且，要素市場也發展起來了。農民工流出去後，形成了外部勞動力市場，而留守人員給進入企業打工，形成了內部勞動力市場，這樣，內外部勞動力市場就都形成了。土地流轉形成了土地市場，形成了土地價格，租金就是地價的表現。現代農業必然是市場化的農業，現代農業的發展、土地流轉的發展也和市場的發展緊密聯系在壹起，沒有市場，農業是發展不起來的。
第三，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給農村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比如，經營主體的由壹家壹戶變成了合作社和外部企業，解決了經營主體老齡化和婦女化的問題。原來，政府不提倡外部企業進入，現在外部企業進入成為壹種主要形式，怎麽看這個問題呢？之前政府不提倡是因為擔心企業到農村包地侵犯農民利益，但現在，企業進入有其積極的壹面，能帶來技術和資金，促進對傳統農業的改造。所以，政府不應該簡單禁止，而應該從政策上尋找應對措施。政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管理。首先，企業獲得土地時農民是不是自願。如果地方政府為了加快土地流轉或者熱衷於企業招商而強制征地，那就應該禁止企業進入。其次，企業給農民的租金是否是雙方協商決定，能否有保證。如果有保證，又是協商決定的，那就應該允許。再次，企業獲得土地後是否用於農業，如果不是，政府應該要管理。這就要看政府的監督管理職能是否跟得上。所以，企業進入不是簡單禁止的問題，而是需要政府根據土地流轉的發展水平，提高自身的監督管理能力。另壹方面，農民的地位身份也發生了變化。公社化的時候，農民只是勞動者；聯產責任承包後，他們既是勞動者，也是經營者；現在，他們變成財產所有者了，變成股民了。農民有了租金，就有了財產收入。《物權法》在法律上規定了土地承包權是物權，土地流轉後得到租金是物權真正實施的結果。所以，農民身份變了，收入提高了。同時，農村的產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最後，新型合作經濟得到了發展。聯產責任承包後，集體經濟變成了空架子；土地流轉後，集體經濟不再是空架子，而有了實際內容。目前，集體經濟主要有三個來源。壹個是整地多出來的部分，壹個是公***設施，再壹個是外部企業進入後，村集體的壹個重要作用就是提供服務，村集體也因此獲得了服務收入。在土地流轉的過程中，所有權也並不是毫無作用。事實上，大規模流轉的實現，是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合作的結果。
第四，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方式選擇。從轉出角度看，有兩種情況。壹種是農戶直接流轉，外部企業進入很少有農戶直接流轉的。另壹種是集體流轉和二次流轉，農戶先把地流轉給集體，集體再把土地流轉給企業。集體在這裏既是甲方又是乙方，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從流入角度看，有三種情況，分別是大戶、合作組織和外部企業。在這種情況下，集體只是簡單的中介，但相比於簡單的反租倒包，還是有變化的。至於流轉的規模，大戶多是幾十畝到上百畝，集體是幾百畝到上千畝，外部企業是幾千畝。三種形式中，合作組織最能保護農民利益。大戶流轉只有租金，外部企業流轉還有勞動收入，而合作組織租金、勞動收入和分紅收入都有。按流轉後的經營對象分，大概有以下幾種：糧食、蔬菜水果、花卉苗圃、養殖和其他作物。大戶以種糧為主，合作組織以果蔬和養殖為主，企業則比較多，種糧、花卉苗圃等都有。按照流轉後農戶參與程度看，也是合作組織最高。按經營方式來看，主要有兩種：壹是土地股份合作經營，壹種是土地租賃經營。
土地股份合作經營和壹般的股份制企業不同。以土地承包權作為股份進行投資，不是真正的融資股份，具有租賃的性質，可以取得租賃收入，但股權是不可能取得租賃收入的。特別是現階段土地股份還不能轉讓、買賣和抵押，所以和壹般的股票更不壹樣了。因為股票可以取得股息、紅利，但不能取得租賃收入。另壹個區別是，股份制企業的股東可以用腳投票，賣掉股權，而合作社還不能賣掉股權，雖然有退出的安排，可以轉讓，有時間限制。還有壹個區別是，股份制企業可以破產清算，股東以自己的投資進行償付，而壹旦合作社關閉，土地還是社員的。另外，合作社具有地域性質，社員直接參與合作社的事務相對較多，參與管理相對方便。股份制企業則不同，股東哪兒的都有，不是大股東，很少關心企業的經營。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土地租賃也有區別。土地股份合作制中，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讓渡並不是完全的和徹底的，流轉以前，承包經營權是農戶單獨享有的，流轉之後，承包經營權是合作社***有的。而租賃制下的經營權的讓渡是完全和徹底的，農戶保有的只是收益權，雖然合約期滿可以收回，但從產權市場化的程度上看，合作制不如租賃制。租賃制的農戶收入只有租金，勞動收入可以從承租方取得，也可以從別的地方取得。但在股份合作制下，農戶除了收取租金，還可以參加勞動，獲得勞動收入，利潤收入歸合作社農戶***享。從收入的遞增安排來看，租賃制是固性合約安排，股份合作制是剩余合約。可見，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模式沒有絕對的好和絕對的壞，要依情況而定。
第五，土地流轉中，政府和集體經濟組織起什麽作用，應如何看待其作用。從現在的狀況來看，政府和集體經濟組織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它們成為了流轉的主體，招商引資、大規模流轉都需要它們的參與。對此我們應該怎麽看？我想，政府起的作用應該不是官員心血來潮的結果，而是建立在壹定基礎和條件上的。首先，我們實行的是集體產權制度，黨和政府的動員能力很強，中央要推行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地方就會照辦，這不光是為了向上面交差，還可以提高當地的政績。其次，土地流轉既牽扯到信息，也牽扯到信譽。壹家壹戶不願意和企業打交道，因為老百姓不了解外部的企業。而政府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比如，村政府可以到外部企業進行考察。另壹方面，外部企業也不願意同農戶打交道，因為企業不在當地，那麽多農戶，萬壹鬧起事來，企業拿他們沒辦法，強龍不壓地頭蛇。可見，如果沒有集體經濟組織，合作將很難實現。另外，農戶有的是承包權，所有權在集體，如果農民不願意，土地也很難流轉。所以，土地流轉的過程其實是承包權和所有權暫時合壹的過程。這個過程證明，所有權不是空的。現在有兩個極端，有人認為所有權應該給農戶，有人認為所有權應該歸集體，在現實中，兩者可能都有問題。
雖然政府在土地流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有的也起了不好的作用，越俎代庖的事情也有發生。現實中，土地流轉常常和農地整理、城鄉掛鉤壹起進行，不光農地在流轉，宅基地也在置換，給農民蓋新村，這就帶來了問題。以西部花鄉為例。4500畝地集體流轉，整地的過程中，建設用地騰出了367畝，他們把這347畝城鄉掛鉤後流轉給郫筒鎮，郫筒鎮按當年招拍掛壹畝地173萬的價格計算，總***是6億多。但西部花鄉只給農民算了4億多，另外2億不知道去哪兒了。這還不說，4億元中，淩雲村為農民蓋新村花了1.8億，另外2.1花在了郫筒鎮的基礎建設上。所以，364畝最後相當於只賣了1.8億。另外，成都已經形成了置換的指標交易市場，而市政府提供的資料顯示，交易的價格是壹畝地8萬。壹個173萬，壹個8萬，大家可以看到這裏的差距有多大。
指標交易可以算是中國改革中的創造。之前盛洪研究的外匯額度交易就是指標交易。需要外匯的和有外匯的企業到外匯交易中心，先按官價交易外匯額度或者外匯指標，出來了買的企業再按黑市價格把錢補齊。這種交易多了，官價和黑市價就開始合壹，促成了1994年的匯率並軌，這是件好事情。另壹個指標交易是江小涓和劉世錦研究的煙草指標交易。煙草價高、利大、稅大，各地都爭，於是有生產指標，然而有的地方沒有煙葉，有的地方指標多，有的地方指標不夠，發改委和煙草專賣局和各地商量采用煙草指標交易，壹方把指標給對方，而對方則把稅收分壹部分給該方。需要註意的是，這兩種指標交易並不壹樣。外匯交易發生在兩個市場主體之間，完全是市場行為；煙草指標交易是配額交易，是政府之間的交易。而土地交易則兩者的特點都有，這就不好處理了。所以指標交易在農地交易上的運用還存在不少的問題。主要是政府暗箱操作，農民被排除在外，侵犯了農民的權益。
第六，農村金融和農村企業家。土地流轉涉及到的壹個重要問題就是交易的融資，融資是大規模交易的必然需求。現在的融資是怎麽解決的呢？壹是外部企業融資，二是政府融資，地方城投公司融資，也就是靠政府信譽融資。現在農村金融合作社只有壹家，而且實際上農信很少為農民服務，滿足不了農村的融資需求。村鎮銀行到去年年底全國總***只有500多家，還需要很多制度建設，才能發展起來。現在發展不起來，只好選擇民間金融。所以，解決農村金融問題是壹項迫切要做的工作。除了外部企業和政府，最重要的是發展農村金融機構，這個領域要放開。要發展合作經濟，就要有合作企業家。在當前體制下，農村的合作企業家本來就很少，如何給他們壹個寬松的環境，讓他們去闖、去成長，現在很難。不光現有的企業家成長很難，已有的企業家我們常常還要滅掉。最早下馬的企業家就是褚時健。農村企業家下馬的也有，在我們的第二個報告裏有個案例，是遼寧海城東三道村的老支部書記。他把全村3000多畝地都流轉了，和港商合作種菜，和韓商合作種尖塔椒，自己村裏地不夠了，就到鞍山包地。就是這樣壹個能人，卻因為公務吃飯沒開發票被拉下了馬。其實，他並不在乎錢，他兒子經營企業，他開的車都是兒子送的。但最後因為發票的事情被人抓住，甚至開除了黨籍。所以，農村能人是有的，但怎麽保護他們是個大問題。如果不能解決這壹點，土地流轉的發展會受到很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