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匯率戰，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37年前的“廣場協議”。其實，廣場協議並非是日本壹家被迫與美國簽訂城下之盟，而是諸多國家都與美國簽署了這個協議。1985年9月22日，美國財政部長貝克、日本財長竹下登、前聯邦德國財長斯托登伯、法國財長貝格伯、英國財長勞森等五個發達工業國家財政部長及五國中央銀行行長在美國的紐約廣場飯店(Plaza Hotel)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幹預外匯市場的協議，使美元對主要貨幣有序地下調，以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
“廣場協議”簽訂後，上述五國在國際外匯市場大量拋售美元，繼而形成市場投資者的拋售狂潮，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廣場協議前壹個交易日，美元兌日元收盤於240.10，而9月底則收盤在216.5，到了1985年12月31日，則收盤在200.25。到了1988年1月底，美元兌日元最低到過120.18。1995年，美元兌日元創造了79.70的歷史低點。廣場協議2年多後，日元第壹輪升值結束，最大升值99.78%，而10年後，日元已升值了201.26%。
不少人根據以上的數據，壹口咬定日本在上個世紀90年代和2000年後的經濟困境是廣場協議導致的。這種認識非常膚淺，完全是搞錯了日本經濟困境的根本原因。應該看到，在廣場協議以後，當時的德國馬克和法國法郎，以及英鎊，兌美元同樣有幅度非常大的升值。廣場協議前後，從1985年1月至1987年年底，馬克升值了101.27%，法郎最大升值了100.55%，英鎊升值了66.98%。而瑞士法郎、意大利裏拉等許多貨幣在這期間都兌美元有大幅度升值。這些國家都沒有發生日本失去十年、再失去二十年的遭遇。這說明日本的問題不具有***性。
從GDP的季率來看，廣場協議簽署以後，日本經濟增速只稍微回落了兩個季度，而後反而加速上升，並在隨後總體上保持了五年的擴張期。只是在1990年年底以後，日本泡沫經濟膨脹並破滅後，GDP增速才遲緩起來。在簽署廣場協議後，日本貿易順差總體上保持穩定，只在個別月份有過迅速下降的記錄，但很快又恢復。馬克大幅度升值以後，德國的貿易順差大幅度上升，只是在1990年7月以後，才突然快速下降，但也僅在1991年5月前後出現過短暫的貿易逆差，而後迅速回復到順差狀態，且順差數額節節攀升。在法郎大幅度升值後的4年多裏，法國的貿易順差也是上漲的。過了12年之後，法國的貿易狀況才出現傾向性的惡化。雖然英國貿易逆差在廣場協議以後上升過，但在九十年代又開始縮小。直到接近2000年以後，貿易逆差才單向擴大。因此，廣場協議雖然導致日元、馬克、法郎和英鎊對於美元快速、長期、大幅度升值，但並沒有導致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的貿易狀況惡化。
現在足以得出結論，日本的困境，是其國內其他經濟政策失誤導致的。日本政府沒有盡早從依賴外部市場的思維中走出來，重視外部因素而輕視內部因素，政策的重點瞄準了廣場協議可能給予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上。根據學者的研究，日本因擔心“升值蕭條”，為避免其持有的大量美國資產貶值和支持美元發行，減輕日元升值可能出現的對國內經濟的不利影響，在日元大幅升值後，仍采取了持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特別是超低利率政策。利率長期處於超低水平，金融機構貸款大量增加，導致了1988年至1990年資產泡沫的產生。大量過剩資金開始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引起了股價和房地產價格的暴漲，釀成了泡沫經濟。
德國等國卻眼睛向內，其央行以穩定物價為己任，沒有實行超低利率和超量貨幣發行的政策，因此在這些國家沒有爆發樓市和股市泡沫，當然也就沒有泡沫破滅後的長期衰退或者是蕭條。
廣場協議的全面真實的分析說明，比起匯率戰，國內政策的失誤將對國民經濟造成更重大的損害。這個道理，蒙代爾在不可能三角理論中已有揭示。這壹理論揭示：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三者不可能同時滿足，而三者的重要性是依次遞減的。只是蒙代爾後來為了固守其“最優貨幣區”的教條理論而走上了反對自己這壹理論的道路，片面地、不恰當地強調固定匯率而忽視獨立的貨幣政策的重要性。日本在廣場協議以後，依然認為匯率政策是最重要的，為了彌補日元升值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貨幣政策大推泡沫經濟，喪失了根據國內情況制訂因地制宜政策的獨立性，終於釀成大錯。
因此，在即將到來的G20首爾峰會上，各經濟體最好能在匯率問題上達成***識。即使達不成協議，爆發匯率戰，也應把政策重點放在國內，應牢牢記取日本倚重匯率政策而喪失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教訓，切勿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