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女》導演吳永剛曾用“感光最快的膠片”作比喻，贊譽阮玲玉的演技。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影壇上，阮玲玉以重拍次數最少而成為導演們樂於起用的演員。她還使觀眾“每片必看”，因而成為最有票房號召力的演員。
阮玲玉從事演員工作不到十年，卻創造了不同階層、不同命運、不同性格的婦女形象。
在處女作《掛名夫妻》裏，她塑造了舊社會的弱女子形象；在《情欲寶鑒》、《故都春夢》、《桃花泣血記》、《玉堂春》、《神女》等片裏，她塑造了受盡豪紳闊少、流氓惡霸的玩弄和壓榨的風塵女子形象；在《野草閑花》裏，她塑造了為爭取婚姻自由，打破傳統思想的少女形象；在《新女性》和《三個摩登女性》裏，她塑造了知識婦女的形象。她演出的人物大多身世悲慘，經歷坎坷，屢遭磨難而奮鬥不息，雖然最終都是以自殺、出家、入獄、慘死為結局，但都能保持善良正直的天性和純潔美好的心靈。
阮玲玉的遭遇與她主演的角色壹樣不幸。她十六歲結識了母親幫傭的少東家張達民，傾心相許而與之結合，可是婚姻生活卻並不快樂(部分人說是同居，未正式結婚)。1933年，阮玲玉與張達民分開，後與茶商唐季珊同居，不久又發現被唐季珊玩弄了。她曾對朋友說：“張達民把我當作搖錢樹，唐季珊把我當作專利品，他們都不懂得什麽是愛情。”
1935年春，《新女性》上映後，阮玲玉主演的人物頗受輿論非議，私生活亦被曝光。此時，張達民否認與阮玲玉訂有離婚協議，向法院上訴，誣告唐季珊，法院遂定於3月9日傳訊阮玲玉。阮玲玉深感壓力，於3月8日服毒自殺，享年僅二十五歲。
阮玲玉死前寫下遺書，內容是：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現在死了，總可以如他心願，妳雖不殺伯仁，伯仁由妳而死，張達民我看妳怎樣逃得過這個輿論。妳現在總可以不能再誣害唐季珊，因為妳已害死了我啊！我現在壹死，人們壹定以為我是畏罪，其實我何罪可畏？因為我對於張達民沒有壹樣有對他不住的地方，別的姑且勿論，就拿我和他臨脫離同居的時候，還每月給他壹百元，這不是空口說的話，是有憑據和收條的。可是，他恩將仇報，以冤來報德，更加以外界不明，還以為我對他不住。唉！那有什麽法子想呢？想之又想，惟有壹死了之罷。唉！我壹死何足惜，不過還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