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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忠的人物生活

“改頭換面”的《地道戰》

1965年,王孝忠和張勇手、劉江等人參演的《地道戰》壹片,原本是壹部“軍事教學片”,但考慮到影片內容的主題化、情節的觀賞性,大家集思廣益,配合以擅拍軍事科教片的導演任旭東壹起,依據本廠拍攝《地雷戰》的成功經驗,***同將壹種單調、枯燥、無形情節發展的非故事片片種,拍成壹部在中國影壇上至今還廣有影響、且深受廣大觀眾由衷喜愛和歡迎的故事片類。這是八壹廠繼1962年的《地雷戰》之後,是“軍事教學片”和“戰鬥故事片”的壹種很有益的探索和嘗試。

當時,廠領導並不同意更改原片類型,因為拍片經費數額有限,仍以“軍事教學片”撥款,導演堅持初衷,在攝制組成立後,除了王孝忠、張勇手、劉江、謝萬和四個人是八壹廠演員之外,其余全部借用工程兵部隊文工團的演員,包括主要演員朱龍廣、劉秀傑等,工程兵部隊不但出人出力,還投進了相當壹部分資金,以確保影片的順利完成。影片成功拍攝以後,審片的領導頓時有壹種耳目壹新的感覺,投放市場後,也立刻在廣大觀眾中間產生了廣泛的好評,並在民間引起了巨大的轟動,當年的拷貝增訂數在全國同類故事片中高居第壹。雖然,影片片頭仍然是以“軍事教學片”出現字幕,但影片中完整而連貫的故事情節,所弘揚的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和中國人民的氣節,都給人以極大地振奮和鼓舞。

在影片中最後的結尾處,當回響起高亢激昂的“地道戰,地道戰,埋藏著英雄千千萬……”的主題曲時,王孝忠扮演的日本鬼子山田隊長在我抗日軍民的追趕下猖狂逃竄,按照導演的設想要求王孝忠在自己所騎的戰馬飛跑的時候,在通往前方挖的壹個很深很深的坑道裏時,待戰馬跳躍的時候,同時從馬背上縱身跳下,完成這壹組鏡頭。為了防止演員意外受傷,劇務組已經事先在大坑旁邊埋上壹根樹樁,在馬跳躍的時候,好讓王孝忠緊緊地抓住這個樹樁,防止戰馬跳躍壹刻會把演員甩進坑道裏。當這壹組鏡頭進行實景拍攝時,王孝忠在攝影機跟蹤自己同步搶拍之時,按照規定跳躍戰馬,由於心裏高度緊張,不小心雙腳壹下子提前脫掉了馬蹬,險些從馬背上摔下來,說此時,那時快,王孝忠在脫離戰馬的壹剎那間,趕緊用雙手死死地抱住了旁邊的樹樁,飛馳的戰馬縱身越過深坑,壹躍而過。這個鏡頭壹次成功了,可當時為了這個情節,醫院裏的醫生、護士都在壹旁緊急待命,唯恐萬壹出現意外,好趕緊現場及時搶救。王孝忠壹次拍完這個高難度的鏡頭,使這出有驚無險的戲,讓現場的救護和劇組人員深深的松了壹口氣。接下來便是朱龍廣扮演的男主人公高傳寶追上敵人,在壹個破窯洞裏壹把抓住王孝忠扮演的日本鬼子山田,面對鏡頭,伸出雙手,來壹個氣宇軒昂的造型亮相。雖說這部影片明顯充斥著壹些臉譜化的描寫,但卻給當時的觀眾,是壹種非常鼓舞人心的感覺。

只可惜,這樣壹個高難度的動作拍出來之後,卻是徒勞無功,王孝忠吃驚的發現,在影片公映的完成本裏,並沒有這樣壹個情節和鏡頭的出現。事後,他趕緊追問導演,原來是因為影片已經超過了固定故事片的時間,而被迫刪減掉了。王孝忠聽後,為此抱憾不已,但是身為壹名服從命令的軍人演員,他也毫無辦法。令他惟壹略感欣慰的是,這部《地道戰》,連同《地雷戰》,再加上新拍的《南征北戰》壹起,組合成“老三戰”,在“文革”之後多年荒蕪的中國電影銀幕上,以其特殊的涵義仍能夠反復、不斷地上映,故此,大家在連續、多次的觀看中,已經在各自的心裏,把電影中的每壹個演員、每壹段情節,都根深蒂固地牢牢記住。許多觀眾在觀看這部影片後,都能會記住了王孝忠扮演的不可壹世的日本鬼子,還有劉江扮演的那個“高,實在是高”的愚蠢的湯司令,那些 “高、大、全”的正面人物,由於缺乏鮮明而突出的性格特征,反而在觀眾心中卻相對模糊了。

八壹電影制片廠由此成功舉措之後,在新時期電影復蘇後,又陸續推出了《飛虎》、《長排山之戰》等壹系列不同軍事題材的同類標有“軍事教學片”的片種。

“對號入座”與“黑幫”奇遇

像王孝忠這種以專演反派、擅演壞蛋且小有名氣的“配角”,在“文革”後期,當然也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大風暴的無情沖擊。當時同他壹樣正直的八壹廠同事張良、邢吉田、張懷誌、王毅等人,被在中央軍委把持大權的林彪集團視為“軍隊異己”,暗降二級,以“勞動改造”的身份,按士兵復員回鄉處理。

1969年,正值“文革”動亂達到全國大亂之時,王孝忠回到闊別已久的東北老家,被重新分配到哈爾濱鐵路機務段車輛廠,當上了壹名普通的機修工人,這並非是壹時半會的體驗生活,而是實實在的變相勞動改造,況且這種工人的身份和生活壹幹就是多年。其中,王孝忠還經歷了壹段別人從未經歷過的“奇特遭遇”。

當時,有壹天傍晚,王孝忠在壹家小飯館用餐時,壹夥流氓小團夥主動上前搭腔,他們不但早已認出了銀幕上的“日本鬼子”王孝忠,而且還打聽到他的行跡,而暗地跟蹤了他好幾天。其中壹個裝扮時髦的女青年,更是把啤酒杯遞到王效忠的面前,主動要同他交朋友,流氓團夥的最終目的,就是想要王孝忠加入他們的犯罪團夥,以他的名氣和聲望,而成為支持他們的“黑幫老大”。對此早已超出“追星”之外荒唐又無知的特殊要求,王孝忠當時的確感到事態嚴重,非同小可,尤其自己還是在脫下軍裝被“勞動改造”的監控之中。他壹方面對之曉以道理,壹方面暗地裏尋找脫身時機。後來,幾經回合,他好不容易才擺脫了糾纏,並從此改變了每天上班既不能遲到、又要錯開下班的時間,以回避流氓小團夥的再次跟蹤。為了此事,王孝忠頗費心思地花費了相當長壹段時間,才保得平安。

這壹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確實讓人感到王孝忠“日本鬼子”和反派角色的魅力獨具,同時也無形中反映出當時的中國電影,在民間壹種單壹、普及化和大眾化的心理效應。

“暮止晨歸”的又壹臺階邁進

林彪自我毀滅後的1973年,王孝忠等人重獲新生,又即將可以重新回到離開多年的八壹電影制片廠。但是,在王孝忠人生最失意的歲月裏,是地處廣州的珠江電影制片廠,伸出了熱情的雙手,接納了王孝忠、邢吉田、張良、張懷誌、王毅等人,大家感到受人滴水之恩,應當湧泉相報。經過幾人慎重合計之後,還是決定繼續留在了珠江電影制片廠,而且是壹留,就終身留到了現在。

王孝忠壹行五人直到1985年,才正式從八壹廠辦理了轉業手續,從而成為早在1969年就離開八壹廠,直到1985年才正式算是脫下軍裝的壹批“特殊軍人”。

王孝忠在南疆春早的廣州,在維系自己後半生的珠影,不但繼續延伸著本人努力超脫臉譜化的個性表演特色,而且還力爭將自己的戲路,朝著喜劇方面發展,如在珠江電影制片廠《皆大歡喜》中主演的王廠長,就是壹個實踐良機,也是他壹輩子擅演反派的大翻身。對於戲路,對於表演,作為任何壹名演員,當然是希望更好地塑造出不同類別的銀屏角色,王孝忠也不例外。但他對藝術嚴謹的主導思想和創作思路,無形中要求他要非常認真、精益求精的對待每壹個角色,而從不過多過濫的“濫竽充數”。

王孝忠壹輩子演戲做人,悟出了許許多多的真知灼見,而對於自己壹生中的銀幕創造,則自愧遺憾,深感不足。他對於上影廠的著名演員李緯推崇直至,認為他亦反亦正,在舉手投足間都有戲份,認為自己發揮角色較為滿意的是《回民支隊》中的反派人物白守仁,有壹種人物性格轉變的復雜性;而最大的敗筆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古裝片《海瑞罵皇帝》中,扮演的大奸臣王金,因是第壹次扮演古代人物,缺乏必要的案頭準備,再加上由於是香港導演從商業角度出發,註重講究時效和過多考慮市場的“短、平、快”操作,而糟踏了壹部很好的題材,甚為可惜。

壹席話道出了演員對自己公正、客觀、實事求是的直白評價,也同時流露出對當今影視界,個別不顧藝術質量,粗制濫造、追求金錢利益價值的不良現象的壹種蔑視和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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