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壹種比較普遍的精神現象，“精神勝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烙上了民族恥辱的湛深印記。在帝國主義擴張浪潮不斷沖擊下，封建統治階級日趨沒落，現實環境使他們產生壹種無可奈何的心情，“精神勝利法”正是這種病態心理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壹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是因為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而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壹般說來只能受支配於統治階級的思想。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受到統治階級思想影響是十分自然的。還由於不同階級生活在同壹個時代環境和同壹個民族環境裏，它們接觸到的物質條件有壹部分是相同的或者類似的，因而也就為這種病態心理的傳播制造了機會。與此同時，農民本身的階級弱點，小生產者在私有制社會裏長期以來形成的經濟地位，同樣是孕育“精神勝利法”的溫床。象阿Q這樣壹方面沒有擺脫本階級的弱點，另壹方面又多少沾染了壹些遊民階層落後意識的農民，接受和產生“精神勝利法”便更為容易。魯迅在寫作《阿Q正傳》的時候，曾經抱有批判“國民的弱點”的意圖，根據這個意圖，他還作了如下的說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壹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象是寫自己，又象是寫壹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藝術必須擔負起社會教育的廣泛的任務，這表現了壹個革命作家對於自己創作的嚴格的要求。實際上，阿Q也的確不是生活裏的具體的“誰”，然而陳Q又的確是藝術上的具體的阿Q，沒有阿Q的那些行動，也就沒有了所謂“阿Q精神”。作為壹個專替人家打雜的雇農的形象，魯迅在作廣泛針砭的同時，仍然是以對農民生活的實際觀察作為藝術概括的基礎的，他嚴格地遵循了現實主義典型化的原則。這樣，阿Q的“精神勝利法”只能是為阿Q所獨有的“精神勝利法”，和另外壹些人身上的“精神勝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魯迅後來所說，“只要在頭上戴上壹頂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足見人物形象在魯迅心中是具體的，確切不易的。他也說過：“還記得作《阿Q正傳》時，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說是在諷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兒，卻在別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實在正在給人家搗米。”在魯迅看來，針砭“精神勝利法”的普遍現象和塑造具有鮮明個性的藝術形象並不矛盾。普遍性體現在特殊性裏。典型性格越是具體深刻，也便越帶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勝利法”越是具有農民阿Q本人的特點，也便越能夠取得廣泛的社會諷刺的效果。這是因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吻合於他的階級地位、生活經歷和個性習慣，他才有可能成為壹個活生生的人，使讀過《阿Q正傳》的都在腦海裏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壹旦遇見具有類似精神現象的人——盡管在根柢裏存在著很大區別，也會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覺地叫出阿Q的名字來。藝術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廣泛影響，決不會也不需要損害它原來的屬性。
小說從第七章起，描寫阿Q性格在革命到來以後的某些變化，這種變化緊緊地扣住農民阿Q的特點，進壹步證明了慣於使用“精神勝利法”的阿Q作為農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義。正當他在生活中處處碰壁，快到“末路”的時候，革命黨要進城的消息傳來了。阿Q原來認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與他為難，壹向表示“深惡痛絕”。現在看到百裏聞名的舉人老爺居然這樣害怕，未莊的人居然這樣慌張，便不免對革命“神往”起來。他想：“革命也好吧，革這夥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和“精神勝利”不同，阿Q這個時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現實的根據：向來驕橫霸道的趙太爺換了壹副面孔，怯怯地迎著他低聲叫“老Q”；趙白眼也改口稱他“Q哥”，想從他這裏探聽“革命黨的口風”。這些都使阿Q感到新鮮和高興。在革命的風暴面前，小說準確地勾畫了各階層人物的情緒和動態，嚴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邏輯和人物性格的邏輯寫出了阿Q要革命的階級特點。阿Q是從被剝削者樸素直感去歡迎革命的。魯迅沒有忽視這種革命性，也沒有誇大這種革命性。阿Q覺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黨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黨都穿著“白盔白甲”，拿著板刀、鋼鞭、炸彈、洋炮、三尖兩刃刀；革命之後，趙家的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寧式床，還有錢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裏來；第壹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阿Q對革命的認識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塗，但由於這種想法裏充滿著農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復仇情緒，卻又的確反映了農民阿Q具有改變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魯迅看到農民是壹個被剝削的階級，他們本身存在著許多缺點，不覺悟，不團結；同時也看到農民是壹個要革命的階級，不管在什麽情況下，他們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終潛藏著革命的可能性。
《阿Q正傳》真實地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壹篇現實主義的傑作。在具體的藝術手法上，魯迅運用傳神的白描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采用敘述體的結構和誇張的諷刺性的語言，也是十分成功的，在形式上，出色地將悲劇和喜劇兩種不同的風俗融為壹體，達到悲劇內容與喜劇形式的有機統壹；在寫人的藝術上，成功地將西方小說註重描寫人物心理及人物活動的典型環境等特點，與中國古典小說的白描手法、傳統形式的結構及用人物自身言行來傳達人物神情的藝術傳統融為壹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