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全球化的概念
所謂“全球化”,是指人類活動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在世界範圍內展現出的物質、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聯系、溝通、交流、互動的客觀歷史趨勢。它是伴隨著人類交往的不斷擴大,多種因素***同作用的產物"人類社會的全球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揭開了全球化進程的序幕，18世紀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在西歐迅速發展,突破了農業經濟時代的地方狹隘性,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壹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紀下半葉的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突破了傳統的時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進程。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領域的深刻變革。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
（壹） 經濟全球化的壹般性問題
所謂“全球問題”，是指在發生規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質，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國家、地區的根本利益，並需要全人類的***同努力和國際社會的壹致行動才能得到有效解決的那些問題。
全球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對此，國內外大多數學者都是承認的，但他們對全球問題的理解卻並不壹致。其主要分歧在於對哪些具體問題有資格進入全球問題的認定上以及如何區分各問題之間的主次關系，例如，前羅馬俱樂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問題歸結為人口增長、社會的差距和分工、社會的不公正等近30個問題構成的總問題;前蘇聯學者M"M"馬克西莫娃則認為全球問題包括核戰爭的威脅、饑餓、貧困。
哈貝馬斯較早地就開始關註全球問題了，他曾把資本主義社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或“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兩個階段，他稱後者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對全球問題的關註是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分析的重點，在《合法化危機》壹書中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增長的後果作了這樣的分析:“晚期資本主義的高速增長給國際社會帶來了許多問題。”“在這裏我所說的是對生態平衡的破壞，對人格系統壹貫要求的損害(異化)，以及對國際關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壓力”。在他看來，造成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在於“系統”侵入了“生活世界”，人們的交往被扭曲、異化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重構理性，建構壹種交往理性，也就是主體在平等自由的基礎上通過對話達到相互理解和壹致，從而實現人們之間交的合理性，實現社會的合理化。
建構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離析的傳統理性是哈貝馬斯的理想，這也是他的交往行動理論的核心。這壹理論壹經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並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雖然有的學者認為他所提倡的通過“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話語倫理”規範的建立與貫徹來消除當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實現壹種“無暴力統治”的社會秩序的理想是壹種空想，但是，哈貝馬斯幾十年壹直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論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廣泛關註和熱烈討論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導的交往理性是有著相當重要理論價值的。
（二）中國的問題
中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就選擇了壹條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的道路。這樣壹條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和平發展的道路。
20多年來，中國的這壹歷史抉擇經受了考驗，和平崛起的進程已經開了壹個好頭，但是還遠遠沒有完成。壹個13億至15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決非易事。特別是在21世紀上半葉，我們既面臨“黃金發展期”，又面對“矛盾凸顯期”。說矛盾凸顯，就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而言，帶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戰：
第壹個是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挑戰。中國人均資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後列；同時，由於發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藝總體水平低，中國制造業的單位和總量的資源消耗包括能耗，卻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隨著世界制造業向中國大規模轉移，也帶來壹定程度的“能耗轉移”。這就使得資源特別是能源的短缺，成為困擾中國和平崛起的壹大難題。
第二個是生態環境的挑戰。中國在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環境汙染嚴重、生態狀況惡化、資源耗費巨大回收率低而導致環境破壞等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同時，這也是中國領導層提出科學發展觀的壹個重要背景。
第三個是在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壹系列兩難問題的挑戰。比如，既要使GDP持續快速增長，又要加快社會建設步伐；既要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又要擴大社會就業；既要保持東部地區的強勁發展勢頭，又要促使東中西部***同發展；既要推進城市化，又要從各方面反哺農村；既要註重公平、縮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擴大吸引外資，又要優化引資結構；既要以市場換技術，又要增強科技自主創新；既要深化各項改革，又要保持社會穩定；既要推進市場競爭，又要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等等。解決這壹系列兩難問題，都不能只顧壹頭、不顧另壹頭，而是要求有壹系列的統籌兼顧，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
另外，全球化的發展對於中國的進出口體制、貨幣體系、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金融體系監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場化的趨同要求。
因此經濟全球化無論從內在體系上，還是外在環境上都需要中國政府的大國策略。
（三）中國的大國策略
中國是歷史上文化大國，也是現實中地緣政治大國，正致力於成為未來的綜合性大國。所有這些決定了她的戰略定位及其選擇不同於任何大國。作為國際地位日漸提高、實力不斷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要，就構成了國家戰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種需要之間彼此聯系，形成壹個有機系統：從基本的生存權益需要到更高層次的需求，從而通過自助成為壹個對國際社會有重要貢獻的大國。
第壹，主權需要。它包括領土完整，內政不被幹涉，這是壹國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權需要與國家統壹密切相聯，互為壹體。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主權過時論”在西方興盛壹時，“新幹涉主義”擡頭，在這種情況下，維護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就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考驗。
第二，穩定需要。與主權需要壹樣，穩定需要同樣涵蓋了國家安全利益的壹部分內涵。穩定分為內部社會穩定與周邊環境的穩定。前者需要強大政府並建立有力的政治、經濟秩序，是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必要保障；後者是指建立在“主權需要”層面上的“防衛需要”，“防衛需要”也就是擁有影響和控制周邊危險事態能力的需要，從而才能保證外部環境的安全。
第三，發展需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來競爭中爭奪力量制高點。對中國來說，發展既必要又緊迫，因為惟有發展才能提高綜合國力，並使和平自主的對外政策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穩定是發展的保障，反過來，社會不發展、經濟衰落，則內部社會震蕩及民族問題會被激活，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也不論國家制度及意識形態差異，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壹個國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權不完整的表現。對平等需要的強調，是對強權政治及霸權行為的反對，它要求利益與機會均等，反對因文化歧視、貿易歧視而對某國作出的單方面限制。
第五，正義需要。中國的地緣政治及文化歷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於其他大國的使命，即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使命感。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中國已為自己樹立了作為大國的必要道義形象。這種正義需要包括作為壹個大國在聯合國扮演積極的更富有建設性的角色，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維護小國、弱國權益、反對霸權主義方面始終樹立自己的正義形象。壹個國家惟有發展具備壹定實力，才能為國際和平與安全作出更大貢獻，反過來，壹個成為負責任的國家從而樹立起正義形象，也必然給它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與支持。
簡言之，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求，是壹個由基本層次向更高級層次的逐步遞升的過程，利益需要層次的拓展，也就為外交及戰略目標的進壹步推進提供更深的內涵和意義。
三、 交往理性的指導性意義
（壹）哈貝馬斯交往理性的內涵
.哈貝馬斯是通過分析語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動來揭示交往理性內涵的，而這種分析主要體現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動理論中。這壹理論通過對生活世界和以語言為媒介的主體間交往活動的語用學分析來發掘交往行為的理性內涵，並從語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之中，歸納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結構和基本規範。因此分析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範式，可以從他關於語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論論述中著手進行。
1、語言和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理性內蘊於以語言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結構中。他對交往行為下了這樣的定義:“交往行為是以象征符號為媒體的交互活動(interaction)。這種交互活動是按照必須遵守的社會規範進行的，而必須遵守的規範又是給相互期待的行為下定義的，並且至少必須被兩個行動著的主體理解和承認。”從他對交往行為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他所說的“交往行為”具有如下特點:第壹，交往行為是至少兩個主體之間以達到***識為目標的行為:第二，交往行為是以語言(符號)為媒介，語言是交往行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體必須遵守***同的社會規範;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對話，通過對話以求達到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壹致”。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壹種言語行為，言語行為總是與三個有效性要求相關聯，即真實性，“言說者必須有提供壹個真實陳述的意向，以便聽者能分享說者的知識”;正確性，“言說者必須選擇壹種本身是正確的話語，以便聽者能夠接受，從而使言說者和聽者能在以公認的規範為背景的話語中達到認同”:真誠性，“言說者必須真誠地表達他的意向以便聽者能相信說者的話語”。
哈貝馬斯聯系言語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劃分為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因為交往行為反思地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相關聯，所以每個行為者都會明確或不明確地提出對應的言語有效性要求。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客觀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事態存在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該是正確的，“社會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規範存在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該是真誠的，主觀世界是“主觀經歷的總體”“可以通過真實表達的經歷原理來說明主觀的東西”。
他還特別指出，在語言行為中，語言的有效性要求總是同時浮現，即使壹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體性地使壹個有效性要求凸顯出來，三個有效性要求在壹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例如，當壹個聽者接受壹個論斷的真實性，但同時又懷疑言說者的真誠性或懷疑表達的正確性時，壹致協議是不可能達成的。在現實交往中，三個有效性斷言能夠提出、接受或被反駁，這都是理性的言說過程。
哈貝馬斯認為，人際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語言。惟有通過語言交往，單獨的人才能組合為社會。語言原初地蘊含著“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這便是哈貝馬斯稱之為“交往理性”的基本內涵。
（二）哈貝馬斯對全球問題的設想
哈貝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分析與全球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哈貝馬斯解決全球問題的設想可以概括為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壹個是他的商談倫理學說，壹個是超越民族國家理論。這兩個方面其實是交往理性在現實中的應用。
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壹個不合理的社會，已經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他把合法性問題與規範有效性聯系起來，認為合法性問題本身應當是壹個規範有效性問題。對於規範有效性問題，有與危機理論相關的兩個基本觀點，壹是交往***同體，壹個是普遍利益。哈貝馬斯認為，如果人們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壹規範上可以達成***識，就無法說明規範有效性問題。交往***同體成員之間通過商談、對話***同或壹起來確定規範的有效性，這不僅是壹種認知活動，更在於這是壹種普遍利益的***識。規範有效性的實現要求普遍利益原則能夠得到貫徹，所謂利益的普遍化，哈貝馬斯指的是可以通過交往(溝通)而***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機意味著普遍利益受到壓制。
對於擺脫資本主義對普遍利益的壓制，哈貝馬斯寄希望於以語言作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錢和權力作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於以可普遍化原則作為先決條件的話語論辯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說，哈貝馬斯把“交往行為”的合理化作為社會變革的目標。讓溝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為的交互主體生活在壹個美好的、沒有任何外在或內在壓制的生活世界裏。哈貝馬斯在解決全球問題上同樣主張以語言為媒介，交往主體通過對話、溝通達成壹致和相互理解，從而實現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說，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在解決全球問題上還有壹定的空想性，那麽主張超越民族國家，則可以說是哈貝馬斯在20世紀90年代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的具體措施。
哈貝馬斯清楚地認識到，飛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加劇了階級對立和由此而來的社會緊張，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西方國家在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利用民族主義的推動力將社會沖突引向對外的帝國主義戰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劇之後，民族主義的整合力已消耗殆盡，西方各國不得不在社會總產值中支配很大份額，實行有力的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就業的政策和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同時促進經濟的活力，保障社會壹體化，化解了階級對立，穩定了資本主義。但是，在激烈競爭的全球化的經濟框架中，民族國家要保持其國際競爭力，就不可能再繼續福利國家的政策，而必然要“采取有害於社會團結壹致，使社會的民主穩定性面臨嚴峻考驗的削減政策”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全球化破壞了壹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而社會福利國家妥協即使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夠把它所造成的社會代價維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問題還不僅如此。壹旦放棄社會福利國家的政策，勢必要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分化;而社會分化又勢必破壞自由的政治文化，喪失民主的基礎。哈貝馬斯認為“只有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壹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政治***同體，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這種職能”.再說經濟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國家的能力。也就是說，只有從民族國家過渡到壹個超民族國家的政治***同體，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繼續原先由民族國家采取的社會福利措施，對抗資本無限擴張的邏輯，保障和進壹步擴大民主。他認為只有堅持政治先於經濟，對在全球範圍內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加以“政治馴化”，才能使現有的社會長治久安。
經濟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們成為風險***擔的***同體，有著無法回避的集體命運。壹方面，市場的擴張遇到了地球幅員的限制，資源開發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變小的世界己不允許人們將行為後果外化:無須擔心制裁，而把代價和風險轉嫁給他人壹如其他社會部門、其他地區、其他文化或子孫後代—的機會越來越少。這無論在重大技術的跨地區風險上，還是在富裕社會的工業所制造的危害整個地球的有害物質上，都表現得同樣明顯.”單個國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風險。另壹方面，生態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毒品走私、跨國犯罪和軍火貿易，都不是哪壹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的;並且，解決這些問題必然也必須對民族國家的主權有所限制。面對上述人類***同的嚴重問題，“各個國家都必須在對內政策上鮮明地被納入壹個負有世界義務的國家***同體的有約束力的合作過程”
他壹再指出，經濟全球化造成大多數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導致貧困者和無社會保障者增多，這方面的指數確鑿無疑，社會分化的趨勢同樣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管從哪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都破壞了壹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
哈貝馬斯的設想，具體而言，就是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壹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同體這種***同體之所以“能夠在壹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是由於地理的和經濟的基礎擴大而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加強自己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地位。他還認為僅將原先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轉移給跨國性的政治***同體是不夠的，關鍵是要以政治來克服“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具體做法是，“要引進世界範圍內的政治意誌構成因素，並保證政治決策的約束力”也就是將國內的民主擴大到國際範圍，借助各政治實體的市民社會和政治輿論，形成世界性的強制互助意識。只有當公民要求大力轉變對內政策形成觀念壓力，具有全球行動能力的行動者，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各種政治***同體的自我意識才會發生變化，才會日益把自己視為壹個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顧利益的***同體的成員。
（三）哈貝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約束工具理性
哈貝馬斯系統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濫給現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嚴重問題，他認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確立交往理性。在現在看來，他的這壹思想，對我們解決全球問題同樣是適用的。由於工具理性的擴張，使人們片面地認識和對待自然以及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就產生了許多全球問題。
哈貝馬斯認為工具理性的實質是:在目標確定的情況下選擇達到這壹目標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給定的條件下現實地權衡和制定所要實現的目的。在他看來，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這樣壹個事實: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間的交往中遵循著壹種完全不同於技術規則的特殊規範。這種規範必須通過語言的***識來形成，並以語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為人，並不僅僅在於能自覺地進行物質必需品的再生產或工具的使用，而在於能夠使用語言。人的自我意識的發展與語言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對人的行為的分析最終必須落實到語言。以語言形式進行的交往活動主要應歸結為建立在特定觀念和原則的有效性***同理解之上的和諧***處。也就是說，要克服工具理性帶來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在主體間建立壹種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形成***識的交往理性。
哈貝馬斯主張通過交往理性來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們，不要只註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現實中，就是要正確地認識科學技術的兩面性，人們不能壹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為評判壹切的標準。雖然科學技術能大大發展生產力，能極大豐富我們的物質生活，但是，我們不能無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貝馬斯對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雖然作了過分極端的評價，認為科學技術執行意識形態的功能，但是他對濫用科學技術的後果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堅決反對科學主義、技術至上論。對於當前的全球環境和氣候問題，我們不能盲目樂觀，認為科學技術可以解決壹切問題。自然問題說到底還是人的問題，是人如何看待人類自己和自然的關系問題。科學技術本身並沒有錯，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應用科學技術。我們在改造自然時，也有壹個限度問題，不能無限度索取。人類和自然的關系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系。哈貝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來約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壹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規範
針對目前的全球問題，各利益主體也達成了不少協議，但是到目前為止，有些國際公約的執行情況很不令人樂觀，甚至有的協議形同虛設、有的協議事與願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規範的制定出現了問題。哈貝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對規範的作用做了闡述。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強調以語言為核心的交往活動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會規範建立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將生活世界合理結構的整復定位於交往理性的重建，並將此提升到“話語倫理學”的高度，視其為社會倫理的根本原則，主張依此來約束人的行為、人與人的關系乃至整個社會實踐，使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中權力和暴力的使用成為非法，從而建立合理的社會秩序。實質上，“話語倫理學”是哈貝馬斯交往理性在實踐中的運用，即他的“實踐理性”。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關系是人類的基本關系，人們之間必然會發生交往關系和交往行為，於是，人們就必須相互理解，而人們之間要實現相互理解，就必須具有確定性和規範性的準則，這壹方面包括***同的語言背景和語言規則，另壹方面包括***同的價值準則。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規範是對話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但是他認為普遍化的規範的確立，必須排除強制的因素，也就是說對話倫理學的規範原則，必須是人們能夠自願接受的。
那麽，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怎樣才能保證規範為壹切人所接受?哈貝馬斯認為***識並不像利奧塔所說，必定會抹殺個性，取消話語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築在對個性和多元性的承認之上的，但承認多元性和個性決不意味著異質多元的話語可以不遵守任何規則，可以超越語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問題的實質在於，通過何種途徑來達到差異中的同壹。真正的***識決不會否定差異，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價值領域內，對對話論證的形式規則達成主體間認識的合理的壹致，並將這壹前提引入語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據的乃是建築在邏輯合理性之上的語言規則的統壹，目的是使論證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獲得保證。
哈貝馬斯認為，建立普遍承認和遵守的規範是主體間順利展開對話，實現交往合理化的條件之壹。規範的本質特征在他看來就是普遍有效性，這是他的對話倫理的壹個基本原則，那麽，如何確保規範的普遍有效性?這就涉及到另壹個原則，即論證原則。他認為真理是由***識形成的，陳述的真理性條件是參與對話的主體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說，壹個規範是通過參與對話的主體***同論證的結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在參與討論的過程中都根據自由意誌確定何者為普遍規範。在這壹過程中，不是現存的普遍原則決定人們提出的倫理規範是否正確、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體的相互討論中，由***同認同產生普遍的規範。規範既然是各利益主體在平等自由的條件下，經過論證而形成的，那麽規範就體現著各主體的***同意誌，他們必然會遵守規範。
四、結論與建議
（壹）理論指導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是從不同利益主體通過對話、商談並遵從壹定的互相認同的規範而達到合作與協調、尋求***存、互利發展的心理趨向、認知構架與行動取向。哈貝馬斯認為運用著認知構架可以較好地分析顯示社會以及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和重大變革。總的看來，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滿矛盾和沖突的社會生活中人們是如何消除沖突、達成協調和尋求互利發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處在於真正突出了社會歷史***在主體的作用，它不再把社會***同主體看作先天地內在同壹的普遍化整體，也不再把某壹特殊社會群體提升為歷史的唯壹主體，而把其他社會成員排斥在歷史主體之外，而是看到各個歷史行動的參與者的內在差異的同時找尋到了社會歷史***同主體的內在同壹性的根據及現實途徑。
我們要解決全球問題，除了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全球問題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鑒西方思想家特別是哈貝馬斯的理論，積極尋找全球問題的出路。
（二）實踐指導——以貨幣為例
在此基礎上，中國參與國際社會的具體操作層面上，還應采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論，與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各類利益主體進行長期重復進行的合作博弈，在國際範圍內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爭取能源、資源。
自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國際貨幣秩序陷於混亂。金融自由化浪潮又為國際資本流動開放了大門。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獲得高經濟增長後，由於國內經濟體系內在扭曲，相繼受到國際資本的沖擊，幾十年的奮鬥的成果被國際資本吞噬。拉美開始出現“美元化”現象，被認為是全球化消除貨幣民族特征的壹個標誌。但從交往理性的角度，這明顯不是壹個平等的合作。在亞洲範圍內需要壹個實力與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國家來承擔亞洲貨幣壹體化的火車頭，目前還期待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壹步崛起，以及國際交往能力、制定協議能力的增強。
因為，現代國別貨幣(如美元、日元等) 是壹種制度工具,它以本國的經濟實力為基礎, 又服務、支持並刺激本國經濟的發展。當壹種國別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時,這種工具不僅給該貨幣的發行國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使發行國無償地、長期地占有他國的部分商品和勞務,也有影響、為難甚至於左右他國經濟的功能,並影響他國的政治、社會生活以至於文化、意識形態等。國別貨幣的國際化,有著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國際社會權力效能。在壹定意義上講,正是這樣的國際化,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 反過來,經濟的全球化又進壹步強化了國別貨幣國際化的效能。
由此可見，國際範圍的合作博弈首先是壹個利益聯系體，其次相互理解與信任是基礎，第三還需要維護機制運行的約束機制。
在貨幣合作方面，歐盟、歐元走在東亞的前面，啟動東亞的貨幣及經貿合作。可以成為建立中國、日本、韓國為領頭羊的亞洲貨幣機制良好借鑒。
（李謂文 原創）
六、參考文獻
[1]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M.洪佩郁，藺著譯.重慶:重慶出版，1994
[2]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M].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A]貝克等.全球化與政治c.王學東，柴方國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