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438+10月21日，在國際金融論壇(IFF)17年度全球會議上，來自全球多個國家的具有財長和央行行長背景的專家和經濟學家，共同探討新形勢下未來如何應對危機和衰退。
中國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認為，財政政策應該發揮最重要的作用，貨幣政策也必須與財政政策配合，相輔相成。面對這種系統性風險，世界需要系統性的應對，尤其是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方面。然而，目前國際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非常缺乏。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相輔相成的。
談及此次疫情，歐洲央行前行長讓-克洛德·特裏謝(Jean-Claude Trichet)表示，疫情之下，全球經濟處於“休克”狀態，危機的導火索是前所未有的。目前最大的困難是如何應對經濟沖擊，包括受其影響的供給端和需求端。
特裏謝認為，早在疫情到來之前，全球經濟就已經處於脆弱期，這使得疫情更加嚴重，暴露了市場的薄弱環節和泡沫。然而，各國央行的行動相當迅速，首要目標是避免重大金融危機，確保市場流動性得到維持。
“各國央行提出了更多的經濟和貨幣寬松政策，這是前所未有的規模和廣度。”特裏謝說。
然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埃裏克·博格·洛夫認為，央行政策的有效性越來越低，現在需要壹些有針對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沙特國家發展基金的高層史蒂文·格羅夫也認為，全球60%的經濟體利率不到1%，有些地方和國家甚至進入負利率。因此，貨幣政策進壹步調整的空間非常有限。
在這種背景下，各國將重點放在了大規模財政政策上。
歐洲理事會首任主席、比利時前首相範龍佩說，歐洲經歷了10多年的各種危機:歐債危機、經濟危機、恐怖主義，對就業和經濟都有很大影響。
當然，負利率也有利於大規模財政政策。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副行長朱憲表示，出於防疫的要求，大多數政府通過大規模的財政赤字來維持經濟和社會的正常運轉。壹方面，經濟活動收縮導致財政收入下降。另壹方面，為了維持就業和社會穩定，財政支出大幅增加，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攀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今年全球公共債務可能創歷史新高。
“但與十幾年前金融危機開出的藥方不同，多邊金融機構，尤其是IMF，並不認為主要經濟體控制負債率上升是當務之急。對大多數國家來說，零利率甚至負利率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融資成本，經濟增長的回升也將有助於負債率的下降。”朱憲表示，這也是大部分經濟體能夠在如此高的公共債務下生存下來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目前全球市場上相當壹部分國債交易處於零利率或負利率水平。這樣壹來，壹方面，極低的利率降低了公共債務的利率，減少了財政支出中的利息支付支出。另壹方面，極低的利率也降低了政府為赤字籌集新資金的成本。”朱賢說。
新情況來了。
與此同時，許多專家和經濟學家同意，應采取壹些有針對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以支持受疫情嚴重影響的地區。
範龍佩說，疫情對較弱的國家影響更大，因此歐洲復蘇基金準確地支持那些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和當地經濟中受影響最大的部分。
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Yasushi Sawada建議，各國央行應該提供壹些流動性來支持中小企業，同時避免資產價格的泡沫和通貨膨脹。因此，需要對微觀政策進行微調，有效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不要放大資產價格。壹旦疫情過去，應收緊財政政策的限度，以避免未來出現不利影響。
史蒂文·格羅夫也認為就業是壹個關鍵環節。“我們需要支持企業，確保它們不會倒閉，企業可以促進就業，金融資源應該平等地投入中小企業，特別是要更加關註它們。此外，壹些法律法規也需要進壹步放寬，這樣企業才不會馬上被償付能力條款扼殺。”
此外，特裏謝提醒說，疫情也導致了全球化的壹些中斷。“現在，我們不應該拒絕全球化。在全球貿易中，我們需要非常謹慎的措施來避免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的破壞。希望繼續推進多邊主義，與各國合作。這是迫切需要的，也是目前缺失的部分。”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郝福滿看來，疫情過後，世界會變得非常不同。
“我現在用手機參加會議，和妳通話。這種形式未來可能會成為壹種新常態，人們對辦公室的需求會降低。比如我的辦公室現在還空著，進壹步導致商業地產需求減少，連羊毛價格都崩了。沒有人用羊毛做地毯，因為人們不去辦公室。”郝福滿說，現在很多行業已經意識到必須轉型。比如夕陽產業必須轉向新興產業、綠色產業、可持續產業，供應鏈必須重組以適應這種變化。監管政策和信貸政策需要為實現這種結構轉型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