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對社會熱點事件的立法回應
1．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近年來，低齡未成年人惡性暴力犯罪事件屢見報端。如2020年4月，安徽省郎溪縣13歲的楊某某殺害堂妹楊某婷後拋屍;2019年7月，寧夏永寧縣12歲的蘇某用木板擊打6歲的親戚李某某致其死亡等，這些實施嚴重危害社會行為的低齡未成年人，因不滿14周歲而無法得到刑事制裁，引發社會公眾的強烈不滿。為回應人民關切，本次修正案修改了刑法第17條關於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即在特定情形下，經特定程序，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也應當負刑事責任。此項修訂顛覆了我國長久以來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完全不負刑事責任的規定，突破了刑法規定的對刑事責任年齡統壹“壹刀切”的模式，將12至14周歲未成年人是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實質判斷權力，交由最高人民檢察院行使。
2． 將暴力危害交通安全行為入罪
近年來，乘客與司機沖突導致的交通事故在全國各地時有發生。本次修正案在刑法第133條之壹危險駕駛罪後增加壹條，作為第133條之二:“對行駛中的公***交通工具的駕駛人員使用暴力或者搶控駕駛操縱裝置，幹擾公***交通工具正常行駛，危及公***安全的，處壹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前款規定的駕駛人員在行駛的公***交通工具上擅離職守，與他人互毆或者毆打他人，危及公***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有前兩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這便是新增的“暴力危害交通安全罪”②，即對行駛中的公***交通工具的駕駛人員使用暴力或搶控駕駛操作裝置的幹擾行為以及該駕駛人員擅離職守行為獨立成罪。該罪設立采取了具體危險犯的立法模式，若與刑法第133條交通肇事罪或第114條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安全罪(危險犯)、第115條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安全罪(實害犯)產生想象競合，從壹重罪論處。
3． 嚴懲猥褻兒童行為
時下，社會上對於猥褻兒童罪法定刑偏低的問題頗有看法，理論界與實務界對此也展開過激烈討論。人們普遍對此類案件判決中的量刑結果提出質疑。筆者認為，從實然角度分析，在本次修正案對猥褻兒童罪中的“其他惡劣情節”進行具體明確前，根據同質解釋規則，猥褻兒童造成被害兒童傷害的，不應在猥褻兒童罪中適用法定刑升格;造成被害兒童輕傷以上後果的，應當構成猥褻兒童罪基本刑與故意傷害罪的想象競合犯，從壹重罪論處。［1］但是，實踐中也有判例將猥褻兒童造成被害人重傷的認定為猥褻兒童罪中的“其他惡劣情節”。③對此，本次修正案將刑法第237條第3款修改為:“猥褻兒童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壹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壹)猥褻兒童多人或者多次的;(二)聚眾猥褻兒童的，或者在公***場所當眾猥褻兒童，情節惡劣的;(三)造成兒童傷害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四)猥褻手段惡劣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本次修正案參照刑法第236條第3款中具體列舉強奸罪的加重處罰情節模式，明確了四項猥褻兒童罪的加重量刑情節，從而在法定刑不變的情況下，實際上加重了對猥褻兒童罪的懲罰，實現了對侵犯兒童性權利行為的嚴厲處罰。
4． 打擊冒名頂替行為
據報道，在2018年9月山東省啟動的高等學歷數據集中清查行動中，發現省內14所高校有242人系冒名頂替入學並取得相應學歷。經調查發現，高考冒名頂替者大多利用相關工作人員的濫用職權或玩忽職守，采用冒領高校錄取通知書、偽造檔案、戶籍造假等壹系列手段，頂替被冒名者的入學資格。相當壹部分的被冒名頂替者對此毫不知情，甚至誤以為自己高考落榜。由於高考冒名頂替事件涉及人數多、範圍廣，激起了社會大眾的廣泛熱議與強烈憤慨。對此，本次修正案在刑法第280條之壹後增加壹條，作為第280條之二:“盜用、冒用他人身份，頂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學歷教育入學資格、公務員錄用資格、就業安置待遇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組織、指使他人實施前款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國家工作人員有前兩款行為，又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通過新增“盜用、冒用他人身份罪”，將盜用、冒用他人身份，頂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學歷教育入學資格等資格、待遇的行為予以明確入罪，並規定組織、指使他人實施盜用、冒用他人身份的頂替行為的，從重處罰。
(二)與其他部門法的立法銜接
1． 修改商業秘密犯罪的相關規定
我國自1993年9月2日發布《反不正當競爭法》以來，經過了2017年11月4日、2019年4月23日的兩次修訂，對該法第二章不正當競爭行為中的第10條(後改為第9條)關於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規定進行了多處修改。主要包括:其壹，將該條第2款中明知或應知第1款所列違法行為，“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的行為手段明確為“獲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該商業秘密”的;其二，在該條第1款第1項中增加了“欺詐”與“電子侵入”兩項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商業秘密的行為模式;其三，將第1款第3項中的“違反約定”這壹措辭修訂為“違反保密義務”，使用詞更加嚴謹規範;其四，在對“商業秘密”界定中增加了“等商業信息”的兜底性規定，擴大了“商業秘密”概念範圍，不再局限於原法條規定的“不為公眾知悉、具有商業價值並經權利人采取相應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與經營信息”。在本次修正案頒布前，我國《刑法》第219條侵犯商業秘密罪這壹法定犯的罪狀表述完全援引1993年《反不正當競爭法》。在前置法已經進行了大規模修改的前提下，刑法理應對此給予壹定回應。有據於此，本次修正案吸收並借鑒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上述修法舉措，對第218條侵犯商業秘密罪進行了同步修訂。早在2009年，著名的“力拓案”(胡士泰等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侵犯商業秘密案)①就暴露了我國刑法在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立法上的缺陷與漏洞。2009年7月，上海市國家安全局以涉嫌為境外刺探、竊取中國國家秘密罪對胡士泰等4名力拓雇員采取刑事拘留。［2］但由於本案中有關中國鋼鐵企業的相關秘密信息屬於商業秘密而無法納入國家秘密的範疇，並且我國刑法未將為境外刺探、竊取商業秘密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因此涉案4人被正式批捕並在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提供公訴時，罪名“降格”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與侵犯商業秘密罪。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刑法對懲治此類國際間商業間諜行為的無奈。正因為如此，本次修正案在刑法第219條後增加壹條，作為第219條之壹:“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增設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罪，有助於對傳統侵犯商業秘密行為與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侵犯商業秘密行為進行區分，彌補了我國刑法對為境外利益而侵犯商業秘密犯罪行為打擊不足的缺憾。同時，通過對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罪設置較侵犯商業秘密罪更重的法定刑，實現對社會危害性嚴重程度不同的侵犯商業秘密行為進行有層次的懲治，凸顯了我國刑法對國際間商業間諜行為的嚴厲打擊。可見，本次修正案不僅關註與相關前置法律進行合理銜接，還通過設立新罪對具有不同社會危害性的侵犯商業秘密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分層規制。
2． 修改假藥、劣藥犯罪的相關規定
2019年8月我國《藥品管理法》第4次修訂前，該前置法第48條、第49條將不合格假劣藥品分為假藥、按假藥論處的藥品、劣藥以及按劣藥論處的藥品四類。修訂後的《藥品管理法》取消了按假藥論處與按劣藥論處的有關規定，對不合格假劣藥品的分類進行了重大調整，將原按假藥論處的“變質的”“所標明的適應癥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規定範圍的”藥品歸入假藥的範疇，將原按假藥論處的“被汙染的”藥品歸入劣藥的範疇，同時刪除原按假藥論處的“依照本法必須批準而未經批準生產、進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須檢驗而未經檢驗即銷售的”的規定。在本次修正案頒布前，我國刑法第141條生產、銷售假藥罪與第142條生產、銷售劣藥罪的第2款明確規定，假藥與劣藥的概念分別是指依照《藥品管理法》的規定屬於假藥和按假藥處理的藥品、非藥品以及屬於劣藥的藥品。在《藥品管理法》對假藥和劣藥的內涵與外延進行了重大調整後，本次修正案也對此作出了相應的調整:刪除了刑法第141條與第142條中有關假藥和劣藥概念界定，同《藥品管理法》中對假劣藥品的分類保持了壹致;同時參照了《藥品管理法》第119條的規定，明確了藥品使用單位人員明知是假藥或劣藥而提供給他人使用的行為依照銷售假藥罪或銷售劣藥罪的規定處罰。
3． 修改證券、期貨犯罪的相關規定
2019年12月我國《證券法》進行了第五次修訂，其中第55條(原第77條)規定的操縱證券市場行為新增了“不以成交為目的，頻繁或者大量申報並撤銷申報”“利用虛假或者不確定的重大信息，誘導投資者進行證券交易”“對證券、發行人公開作出評價、預測或者投資建議，並進行反向證券交易”以及“利用在其他相關市場的活動操縱證券市場”四種行為手段。應當看到，《證券法》對操縱證券市場行為增設的四種行為手段中的三種操縱行為，主要是受2019年6月27日“兩高”發布的《關於辦理操縱證券、期貨市場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的影響。只是該司法解釋規定將幌騙(即頻繁或大額報撤單)、蠱惑交易、“搶帽子”等操縱行為歸入至刑法第182條第1款第4項規定的“以其他方法操縱證券、期貨市場”中。本次修正案也對此作出了相應的補充，明確將這三種行為增設為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的行為方式，從而使刑法與《證券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之間的銜接更順暢。
4． 修改其他規定與《民法典》相銜接
除此之外，2020年5月28日我國發布了《民法典》，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壹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文件，涉及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等多項內容，涵蓋了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可謂是我國法制道路上裏程碑式的壹次立法壯舉。應當看到，《民法典》確立了部分我國法律先前尚未涉及的新型權利與義務，這些權利與義務的設立對刑事立法同樣具有重大意義。民事權利，即民法中的授權性規定，同樣有賴於刑法的保護;對於違反民事義務，即違反民法中禁止性規定的違法行為，當其社會危害性達到了壹定的嚴重程度，同樣可能受到刑法的懲治。例如，《民法典》第185條對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等人格利益作了保護性規定，第680條規定了“禁止高利放貸”，第1009條對“從事與人體基因、人體胚胎等有關的醫學和科研活動”進行了禁止性規定，第1254條規定了“禁止從建築物中拋擲物品”。與之相應，本次修正案也增設了相應的條文，將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譽、榮譽的行為、非法催收高利貸產生的債務的行為、非法從事基因編輯、克隆與人體胚胎試驗的部分行為、從建築物或者其他高空拋擲物品的行為明確規定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