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壹次去中國是在壹九五七年的六月初。這是我受中國政府邀請進行的壹次私人旅行。我應該屬於最早，甚至也許是第壹位手持活頁簽證（由於當時法國還沒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因此還沒有護照）跨越中國邊界的西方政府官員。
我的第壹次中國之旅進行了六周左右。在此期間，我參觀了許多地區，也會見了壹些政治人士。我和我的妻子還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而我與周恩來總理則多次進行會談，有時還有壹些其他政府官員在場。
回國後，富爾出版了壹本書，在書中，我提出承認中國對法國是有益的。因為我認為大多數強國徹底將這片大陸置之不理是荒唐至極的事。事實上，我在任總理期間就已經開始研究這個問題，但是壹直沒有時間解決。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在北京設立法國新聞處，同時北京也在法國設立了新聞處，以保證兩國之間至少有關系往來。另壹方面，我在書中還提到了臺灣問題。這是需要解決的壹個主要困難之壹，我的建議是在北京重新設立使館（這樣中國也會在巴黎重新開放中國使館），但在臺灣保留領事館，以保證不與蔣介石政府斷絕關系。我把這本書寄給戴高樂將軍。戴高樂將軍親筆給我回了壹封長信（他壹貫親筆回信），表示他對書中的內容極為感興趣，並認為與中國恢復外交關系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但是他在信中最後以他當時慣有的低沈語調說，這壹切還未能實現，因為目前法國還沒有壹個政府。 很可能是因為這次通信的緣故，再加上他壹直記得我這本書，戴高樂將軍上臺之後，（沒有立即開始，我想是在1960年）有壹天他要我來見他，討論有關中國的問題（在此之前我已多次與他見面，但是討論的是別的事）。在這次談話中，他問我是否建議他在這壹問題上有所舉動。我對他說，盡管我在書中已表示贊成，但是我並不建議他現在就開始進行有關承認中國的任何程序，因為目前形勢還不利。我尤其擔心阿爾及利亞問題有可能造成的困難。如果法國向中國派駐大使，他在當地有可能受到壹些人的無理對待，並可能有壹天會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代表碰面…
1963年8月，戴高樂將軍就越南問題采取的立場讓我感到吃驚。部長會議結束之後，他突然做出了壹個極重大的宣布，讓大家警惕由於東南亞形勢的惡化有可能造成的危險。這再壹次表明了戴高樂將軍的真知灼見和高瞻遠矚。因為他講這番話時是在1963年8月，而就在10月份，越南發生了西貢政變，吳庭艷被暗殺。而戴高樂將軍在1963年8月就開始關註亞洲問題，很清楚地看到亞洲局勢的惡化所造成的危險。與此同時，他突然叫我來對我說： 前壹段時間我曾就中國的問題征求過您的意見。您當時說還不能采取任何行動。現在您是不是還這麽認為 ? 我回答說： 既然您現在和我談起，說明您自己已經考慮過這個問題。我認為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首先，您現在已擺脫了阿爾及利亞問題，也就是說您不必擔心假設與北京恢復外交關系會帶來什麽尷尬。其次，中國人由於與蘇聯發生摩擦現在正處境艱難。第三，您已多次向美國人表示出獨立自主的信號，再多壹次或少壹次都不會太明顯。 我還記得壹件有意思的事。在這次談話中，我對將軍說： 我們不能無視（scotomiser）這個有六億人口的民族。 他說： scotomiser是什麽意思，我怎麽不認識 ? -scotomiser這個詞來自scotome（盲點），表示視覺障礙 。對，您要去中國！
在這次談話中，我還對將軍說，也許是壹種神秘的巧合，我曾派人向中國政府透露說我希望重返北京。他們剛剛向我發出了正式邀請。我認為有必要在這個時候前往中國，前往中國和蘇聯，以研究中蘇沖突問題的根源。將軍當時對我說： 對，您要去中國。但是要作為我的代表去中國。 他不建議我同時訪問中國和蘇聯。
於是，我們***同制定了壹個周密的計劃。根據計劃，我首先要去柬埔寨拜訪戴高樂將軍非常欣賞的西哈努克親王，同時也為制造壹種煙霧彈，以掩蓋這次出行的真正目的。同樣，回程時，我將在印度逗留，以會見曾經對我發出邀請的尼赫魯總統。
戴高樂將軍還交給我壹封信，在信中委托我以他的名義與中國政府見面。這壹做法可謂非常巧妙。由於不能直接給他還不了解也不承認的中國政府寫信，他直接寫信給我以表示對我的正式授權。
通過這次交換意見，我意識到戴高樂將軍希望盡可能地找到壹個重建雙邊關系的徹底的解決辦法。同我在這段時間和他進行的其它交談壹樣，他表現的態度不十分正式。但這次在場的還有其他部長和幾位合作者，由此我得出結論，認為在這件事中還有應該保留的秘密的壹面。順便說壹句，當時，法國外交部的各個部門都堅信，由於臺灣等問題的存在，與中國建交必將出現非常棘手的局面。事實上，我認為從我們決定嚴肅地對待這壹問題的開始，我們是完全有可能找到解決方案的，盡管會有壹定的困難。當然，對此我已經作出考慮。 壹到中國我就意識到和傳統的接待相比，這次又上了壹個臺階，因為我們直接受到了廣州市市長的接待，而不是按照慣例由副市長接待。另外，在歡迎詞中，這位市長提到了兩國間的經濟、文化和政治 關系。而 政治 壹次在當時還是全新的概念。隨後，應壹家國際關系協會的邀請，我來到了北京。這可謂是中國政府找到的壹種與沒有外交關系的國家保持聯系的權宜之計。這壹協會的宗旨是與我們這些從某種程度上講屬於 異端分子 的人打交道。我在第二天就見到了周恩來總理，並讓他看了戴高樂將軍給我的信。他問我是否能夠保留這封信以便進行研究，我就把信交給了他。當天晚上，我應協會的邀請參加晚宴。值得註意的是，外交部長陳毅也專程從省裏趕來參加這次晚宴。
我按照原定計劃在中國停留了兩周。無論發生什麽情況，我都不願意停留更長的時間。我認為無論是否成功，過長時間的逗留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兩周除了進行政治對話之外，我還在內蒙古等地進行了參觀。我感覺到中國政府非常高興我給他們留出三天的時間來考慮和討論我向他們做出的提議。而且，我在參觀期間由壹位外交部官員陪同。他不斷地向我就各種問題提問，並且每天晚上向北京匯報。
回到北京後，我們又進行了三天的討論。也就是說實際工作的天數壹***有六到七天。每次與中方的會議都持續數小時。他們不斷地重申他們的觀點。他們表達觀點時總是喜歡從最基本的事情說起，講許多籠統的話題。我了解他們的工作方法，因此我也采取同樣方法。他們說三刻鐘，我就說四十五分鐘。我們大談***產主義、資本主義、現代歷史等等。在此期間，我們也準備了壹些材料用於研究我們具體能做的事情。當然，我拒絕深入討論有關臺灣的問題。我采取了以下原則：法國不能對臺灣問題做出承諾，但是會運用國際法解決問題。我借此機會向中方表明，國際法不允許承認在同壹個地點出現兩個擁有主權的政府。因此，如果法國承認中國，並不需要同臺灣斷絕關系，因為法國只是在從前設立使館的地方重新開放使館。而且，法國在臺灣只設有臨時代辦。我認為法國壹旦承認了北京政府，臺灣必然會同法國斷交。最後，我們就壹項非常奇怪的程序達成了壹致：如果臺灣與法國斷交的話，法國承諾與臺灣斷交…。我相信我可以做出這個承諾，同時不會造成不良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