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牙買加協定》簽署以來，國際金融體系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沒有全球性的制度安排，正如壹些學者指出的那樣，過去30年的國際金融體系實際上處於“無體系”狀態。然而，隨著國際經濟金融壹體化的不斷完善，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這壹體系發生了壹些局部性的變化。壹般來說，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壹，國際匯率制度呈現浮動匯率安排和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國際上有三種基本的匯率安排:壹種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由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壹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內的國家實施；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和傳統釘住匯率制的國家，以及廢除法定貨幣的國家(如歐盟內部的國家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浮動匯率與固定匯率之間的各種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壹些外向型程度高或國內通貨膨脹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分別有22%、48%和30%的國家實施了上述三類匯率安排。
由於美國、歐洲和日本在全球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體系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好處主要體現在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壹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來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壹是匯率頻繁波動會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產生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交換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造成匯率政策沖突，即利用本幣貶值政策促進貿易擴張，維護本國利益，而犧牲別國利益。近二三十年來，雖然沒有出現像上世紀30年代那樣全球範圍內的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沖突時有發生。1997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情況就是壹個典型的例子。在工業化國家中，從80年代末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近壹段時期的強勢美元政策調整，充分說明美國在緩解經常賬戶赤字時依賴匯率貶值政策。
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全部或部分轉讓貨幣主權，以換取外匯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金融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可能結合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給予國內貨幣當局自由裁量權。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波動頻繁的情況下，無論是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許多研究表明，亞洲金融危機的壹個重要原因是美元對日元在1995之後的大幅升值，造成了泰國等盯住美元的國家貨幣的大幅升值，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力。
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的作用相對有限，許多國家經常項目赤字的調節主要依靠財政和貨幣政策。在出現嚴重赤字的情況下，我們還可以有限地使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壹些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各國可以通過商業國際融資輕松彌補經常賬戶赤字，從而避免采取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整措施，如財政緊縮。作為壹種市場化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大大降低了國際收支調節的成本。但另壹方面，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最重要的是，它使壹些國家放松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拖延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不僅經常賬戶赤字最終變得不可控制，而且經常背負沈重的外債，甚至成為金融動蕩的源頭。
第三，缺乏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有效監管已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來源。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松，國際資本流動迅速擴大。目前全球各種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65438美元+0.5萬億。近年來，許多研究表明，國際資本市場存在嚴重的結構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動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往往會出現“饑餓綜合癥”，即當壹些國家對其經濟增長前景持樂觀態度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裏，而當這些國家因資本流入過多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迅速離開。因此，它往往會造成這些國家的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蕩。此外，危機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加劇了有關國家的危機深度，在危機的國際傳導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明顯不公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之後，機構不再有權力限制各國的匯率安排。其主要職能是向出現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增強其償債能力。但由於長期資金嚴重不足，對危機國家的救助要求要麽緩慢，要麽不充分，往往附加緊縮、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在處理亞洲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明顯影響，該組織對美國以外的危機國家的救助要求往往顯得非常冷漠。這顯示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平。
第五，全球貨幣金融合作收效甚微，區域貨幣壹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貨幣金融合作的主渠道是七國元首和財長會議。總的來說，這種協調機制往往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有實質性的內容。近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清算銀行也試圖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但要麽結果不顯著，要麽對各國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貨幣合作的進程取得了顯著進展。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成功啟動，歐元區內部已經建立起統壹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註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近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壹些國家開始采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在本地區實行固定匯率安排。雖然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壹趨勢。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主地位基本不變，但面臨挑戰。自從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過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壹直依賴少數主權國家的貨幣作為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是這些貨幣中最重要的。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借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確立了全球金融霸權。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雖有所下降，但仍高達60%。依靠這壹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並可以通過出口美元不斷占據其他國家的實際經濟資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並提出了許多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加強發達國家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減少大國貨幣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特別是對投機資本流動的限制(如“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金融實力，提高貸款決策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IMF的投票權；加強區域貨幣金融壹體化等等。此外，還有壹些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制，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世界中央銀行等。
歷史不會簡單回歸，回到金本位或者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年來的發展表明，大多數其他改革建議沒有得到有效實施。壹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金融風暴中沒有立竿見影的陣痛，改革可能會損害其既得利益，因此對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整體改革並不積極，對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重組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註的改革建議更是漠不關心甚至反對。此外，它們之間潛在的利益沖突也使得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改革問題上完全達成壹致。比如，美國壹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尤其是反對其倡導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展望未來，可以認為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在近期內不太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但從中長期來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入，預計將有更多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穩定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可能會不同程度地逐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將繼續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