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A確實起了大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副所長，日本對華ODA問題資深專家金熙德感慨道：“妳找不出來哪個大型工程沒有日元貸款的影子。”——的確，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經濟騰飛的關鍵階段，日元貸款為中國這艘龐大的飛行器註入了源源不斷的燃料，推動其冉冉升空。
或許正因如此，日本媒體心態微妙。《讀賣新聞》撰文宣稱：不要求中國人感謝，只希望中國人記得。然而，審視長達近30年的日本對華ODA之路，中國人同樣懷有微妙的心情。
戰爭賠款的變種
說起日元貸款計劃，不能不談到日本的壹個難言之隱：戰後賠款。
1951年，在朝鮮戰爭爆發、冷戰鐵幕啟動的背景下，美國決定還日本這個遠東橋頭堡以主權地位。當年9月，52個國家的代表齊聚舊金山，舉行對日和會。除蘇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外，大部分與會國都簽署了《舊金山和約》。這個和約不僅結束了日本的被占領時代、確立了以軍事同盟為基礎的美日關系，條約第十四款還特別規定，與會各國“放棄對日本索取戰爭賠償的權利”。
但這個和約遠非完整、更不徹底，由是中國拒絕承認，菲律賓更是提出抵制和會，而朝鮮、緬甸、蒙古、越南、印尼等眾多亞洲國家也紛紛表示反對。這給日本的亞洲外交蒙上了濃重的陰影，其潛在影響沿及今日。
催生日元貸款計劃的另壹個因素，則是海外市場的誘惑。1954年，日本的各項經濟指標均已超過戰前水平，獲取海外資源、重返海外市場成為當務之急；而人口眾多、工業落後的東亞，更是其低成本商品的主要傾銷對象。這麽壹來，《舊金山和約》反而成為它占領這些市場的最大障礙。
為此，1954年，日本加入了以英國為主導、旨在援助東南亞的“科倫坡計劃”。此後，它采取分別對待、各個突破的策略，旨在融化亞洲的堅冰：對態度強硬、堅持賠償的國家，諸如緬甸、菲律賓、印尼、南越，它許諾逐年賠償；對放棄賠償的國家如老撾、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等，它簽訂了準賠償協定即提供無償援助；最後，1958年2月，壹種更新、更體面的手法出現了：它與印度簽訂了壹份日元貸款協定。至少在名義上，這是和戰爭賠款無關的政府間援助。
換而言之，和“無償援助”壹樣，日元貸款不過是戰爭賠款的變種之壹。依靠賠償、“無償援助”以及日元貸款，此後十余年，日本在亞洲各國攻城略地；到七十年代初期，它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性經濟大國了。對此，原日本駐聯合國大使、曾長期參與賠款談判的中川融坦言：“把戰爭賠償與經濟援助結合起來，從結果上看，對我國擴大貿易發揮了積極作用。”
終於，20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將目光投向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