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開放和全球化，並不必然帶來1997年那樣的深重危機，導致金融滅頂之災的恰恰是缺乏開放的制度設計，並在資本市場國際化的道路上裹足不前。 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可以看出，金融全球化確實加大了市場風險：
其壹，東南亞金融危機使亞洲人民資產大為縮水。1997年3月2日索羅斯攻擊泰國外匯市場，引起泰國擠兌風潮，擠垮銀行56家，泰銖貶值60%，股票市場狂瀉70%。由泰國引起的金融動蕩壹直蔓延到亞洲的北部乃至俄羅斯，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臺灣、日本、香港、韓國均受重創，這些國家和地區人民的資產大為縮水，亞洲人民多年來創造的財富紛紛貶值，歐美國家利用亞洲貨幣貶值、股市狂瀉的時機，紛紛兼並亞洲企業，購買不動產，以其1%的代價輕易獲取了百分之幾百的財產。
其二，東南亞金融危機使亞洲國家的社會秩序陷入混亂。由於銀行倒閉，金融業崩潰，導致經濟癱瘓。經濟衰退，激化了國內的矛盾。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社會動蕩，人心渙散，秩序混亂。
其三，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國家政權不再穩定。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由於社會動蕩，經濟蕭條，導致人們對政府信任度下降。在野黨、反對黨紛紛指責執政黨，於是，泰國的政府被推翻了，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政府被推翻了，日本橋本龍太郎下臺了，俄羅斯壹年之內換了六屆總理。政治不穩定，破壞了亞洲經濟增長的良好環境。此前，亞洲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就在於政治經濟環境穩定，後來由於金融危機破壞了這種穩定，引發社會波動，差點危及到各國的國家安全。
1997年，亞洲各國采取了很多措施，來補救導致金融危機的缺陷以及危機所造成的破壞。銀行沖銷了壞賬，重組了資本結構，強化了審慎控制。企業對資產負債狀況進行了重新整理，金融危機前的過度投資被逐壹清理。更為審慎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占據了主導地位，外匯儲備日益上升，取代了以往嚴重依賴海外短期資金流入的局面。但是，我們不能把金融開放視之為“洪水猛獸”，不能據此而鎖國；恰恰相反，從來沒有壹個國家是因為開放而衰退，只有因為封閉而落後的例子，這已為人類的歷史所證明。
那麽，為何開放體系的整體風險低於封閉的體系呢？因為，開放體系中有壹整套健全的市場經濟制度，有利於促進經濟主體間資源的有效配置，使宏觀和微觀主體具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亞洲四小龍成功的經驗表明，對外開放是這些國家和地區成功的壹個主要因素；亞洲金融危機出現的原因並不在東南亞經濟開放上，而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國內資本市場不合理、金融產品結構不合理造成的，為國際金融危機商業炒作提供了可乘之機。 人們看到：壹方面許多東亞國家的信貸市場畸形發展，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國內信貸額與GDP之比均高達115%—200%；另壹方面，其資本市場又不成熟或發育不全，致使企業過度依賴商業銀行的間接融資，而銀行又過於依恃政府的“主導”與擔保，導致銀行信貸過度擴張，銀行不良債權或壞賬過大。如韓國、泰國的銀行不良資產占到其GDP的34%—40%。與此同時，東亞銀行制度的不成熟性還表現在金融監管不力、法規不健全上。許多東盟國家的中央銀行並沒有隨著不良債權增大而增加貸款損失準備金，菲律賓在金融危機爆發前三年間銀行貸款增大了38%，而貸款損失準備金在貸款總額中的比重卻從 3．5%減到1．5%，比重最高的馬來西亞也只有2%。這麽孱弱的金融體系，壹旦風吹草動，如國際收支銳減，便造成人心浮動，國內資金外送和外資迅速撤離，金融風暴隨之即來。
從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史來看，它們從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債券市場、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到衍生品市場，大約經歷了200年的歷程。如：紐約證券交易所，是200年前由24名商人在曼哈頓南段壹棵梧桐樹下簽訂壹份定期交換各州政府發行的債券協議開始的，過了25年才成立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理事會，1863年成立紐約證券交易所，之後又發展起了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及期貨市場，戰後又發展了衍生品市場。證券制度還未發育成熟甚至有關運行規則還未確定時又出臺了期貨和衍生品市場—— 這壹切導致各種市場、機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帶有不同程度的夾生性。正是由於這些制度性弱點，構成了“趕超型”經濟所固有的先天性不足。同時，後天又過度利用境外短期資金，而不是先貿易、後投資；先實業後金融；先關稅，後非關稅；先經常項目，後資本項目。過度、過濫、妄用金融手段，勢必招致風險。如：泰國在本地銀行累積巨額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連年逆差的情況下，過早放開資本項目，結果給國際短期遊資大開方便之門，因此，自身的脆弱風險最大。
由此看來，金融危機不在開放本身上，正如防範危機的根本措施，不再貨幣之內而在貨幣之外壹樣。新加坡是小型開放型經濟國家，極易受到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因此亞洲金融風暴所產生的巨大沖擊，極有可能對其經濟產生災難性的打擊。然而，在整個東亞經濟壹片蕭條時，新加坡相對而言未受太大的影響，雖然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也遭受了沖擊，但整個經濟發展狀況良好。1998年，經濟增長率為正值，但不高；到1999年就上升到了5．4%。那麽，為何新加坡能經受住席卷亞洲的金融風暴呢？這是因為新加坡有強大的經濟基礎，特別是壹個良好的銀行系統和監管體系。新加坡銀行的資本狀況達到了國際水平。盡管多年來提取了大量的準備金，但它們的資金充足率仍從1996年的16%上升到1998年的18．3%，1998年新加坡銀行甚至獲得了14．5億新加坡元的利潤，盡管這比1997年的水平下降了40%。因為銀行在當地的資產僅占其全球資產的不到20%，因此新加坡沒有發生銀行系統危機的可能。銀行的貸款大部分面向國內，國內的貸款企業由於具有良好的資產負債情況，因此能很好地抵禦金融風暴造成的資產價格和國內需求的負面沖擊。 新加坡的經驗表明，東南亞金融危機並不是改革開放的結果，而是經濟環境、經濟政策、經濟手段的夾生性所致，只要處理好開放進程中政策之間、體制之間的協調問題，進壹步經濟開放並不會導致金融危機。
因此，不能因為東南亞地區發生了金融危機，就認為我們因金融開放放慢而得到了好處，因此進壹步放慢，這種傾向是不對的。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資本項目總是不放開，對整個經濟發展是十分不利的。中國之所以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基本上沒有受到明顯的沖擊，主要的原因不是中國的金融體制放慢開放所致，而是1994年以來中國的外債結構比較合理。中國在穩定貨幣和規範金融市場等宏觀經濟管理方面取得了進步，通過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和外匯體制等壹系列的改革，增強了抗風險能力。所以，在亞洲金融危機十年後，應通過推進經濟開放，特別是金融領域的開放促進國內的經濟發展。
再從開放的實踐看，中國的金融開放也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截至2004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近370億美元。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到2005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63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對GDP的貢獻率超過40%。資本的流動，增加了就業，擴大了稅收，更重要的是促進了中國市場化進程，制度化改革步伐。因此，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對金融全球化懷有恐懼心理。更何況，入世5年過渡期後，金融業還有5年左右的保護期。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金融業是幼稚產業，它可以有壹個保護期。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5年時間，加快金融業改革，迅速培育起金融市場，增強我國金融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我們完全可以在5年後與全球金融機構在同壹個平臺上展開競爭。
由此看來，汲取東南亞金融危機教訓，在完全融入經濟全球化之前，建立健全的微觀金融競爭體制、完善市場性宏觀金融調控機制就顯得刻不容緩。從國內金融體制改革的現狀看，很難說我們已經做好準備，更不用說作好資本市場開放的準備。金融全球化要求商業銀行向“流程銀行”轉變，垂直的報告路線和矩陣式的管理，對中資銀行經營體制將帶來重大沖擊和挑戰。中資銀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於國家政策的保護，市場競爭的觀念並沒有多大改觀，與外資銀行競爭的優勢並沒有形成。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壟斷特征仍明顯，四大國有銀行仍未商業化，仍未擺脫經濟體制轉型所擔負的沈重歷史包袱，仍未形成有效的內外部激勵約束機制。
金融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留給我們調整和改革的時間也越來越少。我們應該有緊迫感。入世5年後在改革國有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機制上取得突破，同時對民營資本開放金融領域，在外資大舉進入前形成包括民營、國有等多種所有制相互競爭的市場格局，以強健的國內金融機構去迎接入世5年後的競爭。同時，應當加速金融市場改革，允許人民幣穩步升值。應當肯定，人民幣具備穩定的國際國內條件。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並不是說不動，人民幣匯率仍將在壹定範圍內波動，這才是正常的。
從經濟學來說，價格信號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如果強行將人民幣保持在壹個數值上不變，它就不能反映外匯市場的變化，不能反映國內要素市場的變化，可以說喪失了反映市場信號的功能，失去了資本配置的功能，在開放的國際社會中等於放棄了壹種強有力的宏觀調節手段。因此，人民幣作為價格信號，它的走勢取決於國際收支狀況和國內經濟發展狀況。變是絕對的，有漲有落才是自然法則，才是正常的。
特別是在中國經濟走向壹個新的制度平臺時，還原它的宏觀經濟調節的杠桿作用非常重要。這是因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5年後，外貿和外資的總量、流向和結構都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對市場外匯的供求基礎產生深刻影響。如果靈活性不夠，不能通過人民幣調節外匯市場，那將是不利的。由此看來，入世5年後，人民幣具備穩定的條件，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不是壹成不變的，要利用人民幣反映外匯市場和國際收支的狀況，逐步回歸它的價格信號功能，從而發揮人民幣調節宏觀經濟的杠桿作用。 必須指出，高儲蓄率、高投資率，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但不能靠無限度地犧牲當前消費而獲得經濟增長。中國的儲蓄率高達46%，投資率高達40%左右。政府擁有的財富比家庭的財富更多，而政府持有資產所得到的收入，變成了投資而不是消費。從經濟學角度說，這種高投資率下的經濟增長速度已是極限。為維持GDP的增長，就必須不斷提高投資率。但是，世界上沒有任何壹個國家、任何壹種經濟可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投資率。
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反映了中國資金配置體系的粗糙以及貨幣政策的低效。壹旦中國經濟陷入低迷，可能會再度產生龐大的銀行壞賬，使中國缺乏強勁資本市場的脆弱金融體系，面臨巨大壓力。
因此，汲取東南亞金融危機教訓，如何解決過度儲蓄和過度投資的問題呢？
首先，轉變政府職能，政府退出要素市場。政府應通過提供公***品提高經濟效率，通過向弱勢群體實行傾斜的收入再分配，從而增進公平。
其次，利用財政和分紅政策，壓縮企業的利潤，限制它們在產能過剩領域的再投資。
再次，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中國社會科學院2006年中國社會發展年度報告對7140個居民家庭進行了調查，其結論是：2006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96。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數為0．33，美國為0．41，巴西為0．54。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合法收入，應該鼓勵創富；但問題是部分高收入的獲得，是由分配體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借助於權力和壟斷、違法違規和不平等競爭手段而獲得的。這種收入差距，既不體現效率原則，又嚴重損害社會公平。從經濟學上說，它直接導致社會福利的凈損失，增加了交易費用，降低了社會邊際消費傾向，不利於擴大內需，影響了社會穩定——長此以往，社會的產出會從生產可能性邊界上移至邊界之內，最後整個國家處於低效率。
最後，必須解決與醫療保健、教育和住房相關的支出過度不確定的問題。日益上升的醫療成本已成為中國人壹大擔憂，醫療支出已經占到居民家庭消費總額的11．8%，高於交通或教育支出所占的比例。同時，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剛建立不久，資金可持續性仍然面臨挑戰。對社保體系信心不足，是家庭儲蓄高企、不願消費的原因之壹。信心不足，消費何來？
汲取東南亞金融危機教訓，關鍵之關鍵，是壹定要符合國際規範。國際規範是金融業的生命，是必由之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 東南亞金融市場經過7、8月的震蕩後，進入9月，金融形勢開始回穩。9月中旬，世行會議在香港召開，與會者就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金融風險以及防範措施，形成了比較壹致的看法。整個形勢似乎走向好轉。甚至向來謹嚴的菲律賓總統拉莫斯也說，他相信菲律賓的貨幣金融風暴將會很快“煙消雲散”，而且這壹天的到來將比人們所預想的還來得快。
但到了9月下旬，情況又開始發生異變。先是國際信貸評級機構將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金融級別向下調低。人們開始質疑東南亞的經濟狀況，感到情況並不妙，貨幣仍然疲弱。1997年9月26日，印尼盾與美元的比價達到了歷史最低點：3125兌1美元。1997年9月27日印尼盾壹度再創新低。早盤時曾跌至1美元兌3.2015林吉特的歷來最低水平，過後稍微回穩，東南亞市場閉市時1美元可換3.1950林吉特。接著，東南亞各市場驚慌地拋售他們本國的貨幣，購買美元以作美元補倉。1997年9月30日，林吉特、印尼盾及菲律賓比索跌至新低，其中林吉特跌幅最大，林吉特在亞洲交易結束之前，曾跌至紀錄低位的3.25，是日收市報3.245。1997年10月1日，東南亞貨幣市場經歷了悲慘的壹天。印尼盾、菲律賓比索及馬來西亞元跌至紀錄低位。通常不易波動的新加坡元也跌至39個月來的低位。泰銖收市時，兌美元比7月2日時下跌約40%，林吉特在交易早段引人註目地下跌，不足兩小時已跌超過4%, 後來林吉特跌至3.4080，後市報3.3550，這是自1973年林吉特浮動以來，兌美元的最低價位。林吉特下跌再次對地區其它貨幣造成沖擊，紛紛下跌，印尼盾跌至歷史低位3.445左右。到10月3日，也就是泰國金融危機爆發後的三個月，印尼盾跌了53%，是世界貨幣歷史上貶值第二嚴重的貨幣，僅次於當年貶值63%的土耳其裏拉。在這壹天，世界貶值最利害的五種貨幣還有泰銖跌32.69%、林吉特跌25.01%和菲比索5.27%。亞洲貨幣中，
三個月的跌幅為：港幣0.12%，印度盧比0.73%，韓元2.71%，臺幣2.8%，日元4.86%，新加坡元6.71%。
此後，在亞洲及全球卷起了新壹輪的金融颶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