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饑荒的發生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蘇聯開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隨後開展了農業集體化運動。就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進行過程中，1931年，蘇聯農業出現糧食減產，農村勞動生產率也有很大下降。1932年初，在烏拉爾和西西伯利亞開始出現饑荒，不久，在烏克蘭的44個區也出現了饑荒。這年夏天，饑荒壹度停止，秋天再度發生，壹直持續到1933年底。饑荒發生在蘇聯重要的產糧區：烏克蘭***和國、伏爾加河流域、北高加索、黑土區、烏拉爾、西伯利亞西部，還有哈薩克斯坦（當時屬於俄羅斯加盟***和國的壹個自治區域）。饑荒大約覆蓋5000萬人，受災者主要是農業人口。1932—1933年饑荒餓死者人數是壹個壹直不十分清楚的問題。在烏克蘭的教科書、廣播、電視以及信息網站上，烏克蘭人在饑荒中的死亡人數被說成700萬、1000萬、甚至1500萬。[④]烏克蘭總統維克多·尤先科在公開講話中甚至宣布，饑荒時期烏克蘭失去了1/4的居民。[⑤]近年來，隨著有關饑荒的檔案材料的公布，俄羅斯烏克蘭學界對饑荒中死亡人數的估算越來越客觀。目前，關於饑荒死亡人數的壹般說法在600—800萬之間，其中烏克蘭的死亡人數約占1/3，具體數字約為200—300萬人。[⑥]由於最初提出1932—1933年饑荒問題的是流亡北美的烏克蘭僑民，故西方學界對這個問題的早期研究也主要圍繞饑荒在烏克蘭、尤其是烏克蘭農村發生的情況，這就在壹定程度上限制了對這個問題的宏觀研究視野。多年來，從對饑荒的規模、範圍以及因饑荒而死亡的人數的研究情況看，烏克蘭上層社會和壹些學者不遺余力地強調烏克蘭遭災範圍之大，死亡人數之多，以此證明那壹場饑荒就是針對烏克蘭人而來的。實際情況是，1932—1933年饑荒中烏克蘭確實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但饑荒不僅僅是烏克蘭人的災難，俄羅斯、哈薩克、北高加索等地方也遭受了很大損失，饑荒幾乎遍及蘇聯所有產糧區。因此，在當時的蘇聯，饑荒的發生只是在產糧區和非產糧區，在城市工人與農村居民之間有區別，卻“沒有民族界限，也沒有政治學說之分”[⑦]。烏克蘭歷來是俄國主要產糧地區，農業人口多，損失相對也就大壹些，但“烏克蘭***和國遭災特別重不是因為那裏生活著烏克蘭人，而只是因為，那裏是蘇聯的主要產糧地區。”[⑧]因此，為蠱惑民眾，煽起對斯大林和社會主義蘇聯的仇恨，誇大烏克蘭因饑荒而死亡的人數和規模，甚至把饑荒說成只是在烏克蘭發生，就是為了滅絕烏克蘭人，這種態度明顯帶有意識形態以及烏克蘭民族主義色彩，也影響了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歷史真相的了解。
二、饑荒發生的原因?造成饑荒的原因是俄羅斯烏克蘭以及西方學界討論的主要問題。在早期，站在不同意識形態立場上，對饑荒原因的分析似乎只有兩種觀點：或是天災，或是人禍，並且，出於不同政治立場，這兩者又互不相容：承認天災，就是在為斯大林辯護；肯定人禍，就是在批判斯大林，批判蘇聯社會主義體制，肯定蘇聯政府利用饑荒來滅絕烏克蘭人。事實上，歷史事件的發生往往有著多種因素，判斷歷史人物或事件的標準只能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在探究蘇聯1932—1933年饑荒發生的原因時，應該根據歷史事實，從多方面多角度理性思考，而不應該帶著政治立場去“估計”“判斷”式地下結論。歸結起來，造成饑荒的主要原因有：天災：1931—1932年的糧食歉收。從歷史上看，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國對於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壹直處於農業國地位。農業生產率低下，“靠天吃飯”基本上是俄國農業的寫照。根據當今俄羅斯學者的統計，沙皇時代，每隔十年左右，在俄羅斯農村就要出現壹個大旱年。[⑨]十月革命後，蘇維埃國家的農業生產有了壹定的發展，尤其是新經濟政策時期，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被調動起來，糧食產量有了很大提高，1930年蘇聯的糧食總產量比十年前的1921年提高了三倍多。不過，對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而言，當時的蘇聯農業生產還比較落後，並且在1931、1932兩年糧食產量有較大下降（見下圖），發生旱災是糧食產量下降的原因之壹。由於蘇聯地域廣大，各地發生旱災的程度也不壹樣。2003年烏克蘭***產黨領導人彼得·西蒙寧科在國會發言稱，1932—1933年烏克蘭饑荒的首要原因是幹旱。[⑩] 還有學者用數字證實，1932—1933年，在烏克蘭旱災導致的糧食歉收比1931年嚴重得多，1932年烏克蘭谷物收獲量僅是1930年的35.8 % 強。也就是說，1932—1933年烏克蘭發生饑荒，壹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天災。[11]因此，無論是出於自然因素還是人為因素，糧食歉收在這兩年是確實存在的。圖示 蘇聯主要糧食作物總產量[12](百萬噸)資料來源：根據〔英〕B. R. 米切爾編：《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歐洲卷 1750—1993》，賀力平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12頁整理。“人禍”之壹：集體化中的冒進招致農民反抗，富農破壞給農業生產帶來巨大損失。蘇聯加速建設工業社會的同時，落後的農業成為工業化建設的阻礙。還在1927年的蘇***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在肯定工業化計劃已經取得的成果後，就提出了農業生產落後的問題，並指出擺脫這種落後局面的出路：“出路就在於把分散的小農戶轉變為以公***耕種為基礎的聯合起來的大農莊，就在於轉變到以高度的新技術為基礎的集體耕種制。……別的出路是沒有的。”[13]據此，蘇聯在20年代末開始實行農業集體化。在集體化過程中，剝奪富農財產，“消滅富農”，對富農進行強制搬遷，引起富農的不滿，壹些中農也不願意將私有財產交到集體農莊中。於是，以富農為代表的農民開始宰殺牲畜，藏匿糧食。波蘭歷史學家伊薩克·多伊徹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在集體化的頭幾個月中，他們（農民）屠宰的牝牛和牡牛有1500多萬頭，綿羊和山羊約4000萬只，豬700萬只、馬400萬匹。全國牲畜減少了壹多半。”“最早屠宰牲畜的是富農，……為了不讓集體化工作人員把他們的牲口趕到公***的牲口圈中，他們宰殺了牲畜，把自己的倉房裝滿肉，以便餓死自己的敵人。”[14]為阻止富農“糟蹋”糧食，蘇聯政府加快了集體化的步伐，1930年春開始實行全盤集體化，同時對富農進行懲罰。壹些富農被槍決，多數被舉家流放。被流放的富農成了“特殊移民”，他們有的死在流放的路上，有的因不適應流放地的氣候而客死他鄉。“特殊移民”的死亡成為蘇聯1932—1933年饑荒死亡者的壹部分。[15]而那些被強迫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也沒有完全順從，在放棄單幹的同時，為給新建立的集體農莊以打擊，他們“無度地揮霍”自己的財產，大量宰殺牲畜，藏匿糧食，“消極怠工”，用這些方式同蘇維埃政權展開“無聲的較量”。農民與政府對抗的結果，是農民面臨“……長期可怕的饑餓：集體農莊沒有馬匹，沒有種子。烏克蘭和俄國歐洲部分的集體農莊莊員跑到中亞去購買馬匹，但空手而歸，只好把所剩無幾的牝牛、牡牛套上犁杖。1931—1932年間，大片大片的土地都荒著，餓殍遍野。”[16]客觀地說，農業集體化作為蘇聯政府的壹項農業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操之過急的強制行為，甚至是粗暴地對待農民，從而招致農民的反抗，這是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過程中，在政府決策以及貫徹實施中的壹個嚴重失誤，這場蘇維埃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對抗是導致饑荒發生的重要原因。“人禍”之二：政府為出口糧食而收走農民手中所有余糧
從1931年起，蘇聯農村的勞動生產率與糧食產量就有所下降。與此同時，政府的糧食征收計劃卻沒有減少，反倒有所增加。據統計，1932—1933年同1929—1930年比，在莫斯科州糧食儲備增加了45.3%，在伏爾加河中遊地區增加了46.1%，在北高加索增加了56.3%，在尼日戈羅德邊區增加了122.6%，在烏克蘭增加了36.7%。[17]1932年烏克蘭加盟***和國預先制定的計劃要交出大約4億普特糧食，因糧食歉收，這個計劃壹再降低，及至1933年2月把糧食全收光了，僅完成2.61億普特。[18]而即使這些糧食也是用粗暴的手段征收來的：政府派出的工作隊在農民家裏搜出被藏起來的糧食（以及其它產品），因農民不主動上交而處以罰金。集體農莊主席，甚至地方政權領導都可能因不能完成計劃而遭到鎮壓。農民手中所有的糧食都被收走了，沒有食物，很多農民被餓死。據統計，當時，在哈薩克斯坦，農村居民減少了30.9%（盡管這不僅僅是因饑荒死亡），在伏爾加河流域減少了23%，在烏克蘭減少了20.5%，在北高加索減少了20.4%。[19]並且，不僅僅是普通農民，“許多黨員當時幾乎也快餓死了。”[20]對於蘇聯政府的糧食征購計劃，以及地方政府在征收糧食過程中的粗暴行為給農民帶來的損害，奔薩國立師範大學祖國史教研室主任、史學博士、教授維克多·康德拉辛用數字證實，“1933年運到國外1800萬公擔谷物。這些谷物如果拿來給人們吃，即使不節省，也夠690萬人吃。剛好饑荒餓死了這麽多人。”[21]這個統計數字，目前還不能完全肯定，不過，可以想見，1931—1932年蘇聯糧食收獲量確有減少，但這並不意味著壹定會達到餓死幾百萬人的程度，政府過度的糧食征購計劃和地方政府征收糧食過程中的錯誤做法，加劇了饑荒，導致農民因為缺乏糧食而被餓死。其它主客觀因素。除上述幾個主要原因外，城市人口的增加，饑荒發生後蘇聯政府對饑民的政策也在壹定程度上加劇了饑荒程度。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需要大批勞動力，許多農民流入城市，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具體情況是：“1922年，全國（蘇聯）人口中只有16%生活在城市裏。隨著蘇聯工業化的進展，城市迅速地擴展，六千多萬鄉村居民湧入城市。進入城市的鄉村居民人數，等於1926年至1960年全國人口增長的總和。在不到壹代人的時間內，來了壹個城市生活的‘鄉村化’。”[22]急劇擴大的城市需要大量糧食，而蘇聯農業生產又十分落後，2500—2600萬戶落後的小農經濟無法養活迅速增加的城市人口，城市幾乎總是處在饑餓的威脅之中，而農民糧食生產的負擔不斷加重。 壹些農業地區發生饑荒後，人們紛紛外出討飯。[23]當時，聯***（布）中央委員會和全蘇農業人民委員會將這種人口流動視為被社會革命黨人和波蘭幹涉者鼓動起來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命令各地對此采取行政手段和鎮壓手段，其中包括在交通運輸方面采取措施制止農民的大規模外流。俄羅斯安全部最近公布的壹份1933年1月的中央文件中，就提到要求北高加索邊疆區、烏克蘭***產黨中央（布）、烏克蘭農業人民委員會、莫斯科州、中央黑土區、西部州等不放過大規模外流的農民，在鐵路運輸方面要采取措施，阻止農民私自外流。[24]在公路上也到處站著邊防哨兵，檢查哨遍布各地。蘇維埃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封鎖消息，事實上，在這些措施實施時，大規模移民已經開始了，因此，有關饑荒的消息已經傳播出去。那些準備逃離饑荒地區的人們，除壹部分帶頭的“反革命分子”被懲處外，多數人被遣返回去。不過，還是有人避開政府，偷偷地離開，只是這種遷移有時不顧氣候條件以及地理環境，壹些人在遷移路上凍餓而死，這又加劇了饑荒死亡程度。後來，在統計饑荒死亡人數時，國家政治聯合管理局以及戶籍登記處對於因饑荒而遷移人數的統計出現了不同意見。[25]不過，總體看，政府限制饑荒地區饑民外出的措施，對於已經發生的饑荒而言，其作用可謂雪上加霜。 總之，隨著檔案材料的公開，依據各種文獻資料，不難得出結論，蘇聯1932—1933年饑荒的發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因旱災導致的糧食歉收；由於加速工業化政策以及集體化過程中的“冒進”、“四處出擊”，招致富農甚至中農的不滿與破壞；在糧食收獲量降低的情況下，國家既沒有降低糧食出口計劃，也沒有減少糧食儲備，集體農莊把農民手裏的糧食都收走了，這些因素導致了“壹場突如其來的饑荒”。[26]就主要原因而言，饑荒的發生確實是由於“人禍”。三 、理性客觀地對待歷史事實：斯大林有沒有制造饑荒作為當時社會主義蘇聯的領袖，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方針的制定者，斯大林對饑荒的發生負有很大責任。如國家計劃制訂過程中的失誤，社會主義工業化中的冒進，集體化運動中操之過急，懲治富農，過度的糧食儲備計劃，饑荒發生後對饑民外出的限制等等。不過，這裏需要明確兩個問題：斯大林和蘇聯政府為什麽要制定工業化和集體化政策？斯大林有沒有謀劃並制造饑荒，以達到“種族滅絕”烏克蘭人或者其它少數民族的目的？首先，就目的和效果來看，斯大林以及蘇聯政府的壹些決策是由蘇維埃國家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所決定的。蘇聯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中，在面臨世界戰爭的情況下加緊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這就決定了國家要把有限的財力和物力投入到工業建設中來。工業化建設要求有現代化的機器設備，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人才，而這壹切僅僅依靠國內力量很難實現。正如斯大林所言：“俄國是壹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換取西方的機器設備，那就很難依靠本身的力量組織運輸業，發展工業並使城鄉工業電氣化。”[27]蘇聯政府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用現代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來改造國民經濟的壹切部門，這就必須引進外國設備。當時適逢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為轉嫁和擺脫危機，加強了關稅保護，實行關稅壁壘，竭力限制進口。特別是這些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實行劃撥清算，使國際結算關系急劇惡化，給蘇聯的對外支付能力帶來很大困難。為克服困難，保證大批機器設備的進口，蘇聯政府只得千方百計地組織糧食、石油、貴金屬和木材等產品出口。1929—1932年間，蘇聯的糧食出口達到非常大的規模，1928年蘇聯出口糧食480萬噸，1931年上升為520萬噸，獲得外匯收入44，450萬盧布。[28]為了保證糧食產量和出口量，蘇聯政府加速集體化，加緊收購糧食。在地方，為完成糧食收購任務，當局不惜采用行政和暴力手段，把農民手裏所有的糧食全部收走，從而導致了饑荒。為保證工業化的進行而實行的集體化運動，在地方上出現了粗暴過火行為。正是這些粗暴行為招致農民的不滿與反抗，導致農民與政府的對抗。因此，在很多西方學者以及政論家的論述中，集體化政策便成為饑荒出現的直接導因。對此，二戰後壹位美國社會學家比較客觀地總結道：“只要稍微具有歷史眼光就很容易看出，假如蘇聯事先沒有緊張地實行工業化，假如它的大批農莊沒有機械化，這個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就多半會滅亡。”[29]而斯大林主義的批判者，哲學家、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接受采訪時說的壹句話更直截了當：“沒有它（指集體化），我們的國家就可能瓦解。”[30]事實上，斯大林當時就已經意識到了這壹點：“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年至壹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內跑完這壹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壹點，或者我們被敵人打倒。”[31]只不過，斯大林最初的預期是，利用資本主義危機之際，加緊出口糧食，換回機器設備，加速實現工業化。這種做法適逢蘇聯農業遇到幹旱，糧食減產，還有富農分子與蘇維埃政權作對，在此情況下，農村加速集體化運動，把農民所有的糧食都收繳上來，從而在農業地區造成了饑荒。但就全部過程來看，“這場突如其來的饑荒根本不是領導人事先能夠設計好的，農村中的‘冒進’也不是斯大林等壹手制造的”。[32]換言之，在帝國主義包圍和戰爭威脅之下，蘇維埃政權必須選擇加速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也就不可避免，饑荒便成為在國家不完全具備條件時加速工業化與實行集體化的必然結果。其次，迄今為止，沒有證據證明斯大林制造饑荒，實行種族滅絕。不可否認，對於因國家政策、尤其是集體化政策失當導致的饑荒，斯大林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也有學者對這壹說法提出異議。《大元帥斯大林》的作者卡爾波夫認為，在集體化計劃之初，斯大林並沒有想要采取粗暴的方式對待農民，他還曾在壹些文章中批評地方的過激行為。那麽，是誰造成集體化運動出現了偏差？卡爾波夫指出，是斯大林的反對派托洛茨基分子，因為“反對派分子散布謠言，編造了種種駭人聽聞的胡說。說集體農莊中的壹切都是公***的，連妻子也要憑證或憑卡臨時享用；集體農莊莊員睡覺要合蓋壹條被子；連家禽和小牲口也實行集體化等等。這壹切使人反感，使人不願意加入集體農莊，而這正是反對派分子想要達到的目的”。正因為托洛茨基分子在行動中采取了超革命的過火行為，制造不信任情緒，導致了集體化運動中的混亂。卡爾波夫還總結道：“今天人們習慣於把集體化時期的壹切過火行為和高壓手段都說成是斯大林搞的，但是文件和事實並沒有證明這壹點”。[33]近年來，隨著各種檔案材料的公布，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學者拋開個人感情的好惡，根據歷史事實對斯大林在饑荒中的責任作出評價。有學者用實例說明，斯大林和蘇聯政府不僅沒有專門組織殺害烏克蘭人，饑荒發生後，還采取了壹些措施來減少饑荒損失。[34]也有研究者承認斯大林對饑荒的發生負有責任，但否定斯大林有意殺害農民，並強調他本人對斯大林“壹點都不喜歡，也根本沒想捍衛他”。[35]“斯大林謀劃並制造了饑荒”——在西方或者烏克蘭的壹些學者、政治家中，這幾乎已經成為定論。但是，直到目前，也沒有人能為這個論斷舉出確鑿根據。於是，有烏克蘭學者提出：“克裏姆林宮的可怕罪惡要執行是需要有指令的，這些指令就保存在檔案中。但斯大林不可能給任何人留下證據，來證明他為什麽采取饑荒恐怖。”[36]顯然，這僅僅是壹個判斷。對於這種判斷的可信度，可以借用壹位學者的話來評價：“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存在那種可以肯定把烏克蘭人作為壹個種族，用饑荒來消滅烏克蘭人的預謀和計劃的文件，因此，作出這種推斷（指種族滅絕烏克蘭人）的過程，包含了推測、假說和暗示。”[37]因此，要為斯大林定下“種族滅絕”的罪名，從眼下看，缺乏足夠的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綜上所述，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方面結論：第壹，蘇聯在1932—1933年間確實發生過大規模饑荒，“人禍”是饑荒出現的主要原因，無論從國家政策角度還是在地方政府具體實施的角度看，饑荒的發生都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留下的深刻歷史教訓；第二，在分析饑荒出現的原因時，對於斯大林時期黨和國家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所出現的失誤甚至錯誤，要結合當時的歷史環境來分析，並且，不應該將失誤與過錯歸咎於斯大林壹人；第三，至少到目前為止，無論在俄羅斯還是在烏克蘭，並沒有證據證明斯大林制造饑荒，以達到種族滅絕烏克蘭人或別的民族的目的。英國自由主義新聞記者斯科特曾說過壹句話：“事實是神聖的，解釋是自由的。”[38]對於斯大林在蘇聯1932—1933年饑荒中的責任問題，從上個世紀中期至今，西方學界與烏克蘭學界、政界，還有俄羅斯學界有各種不同的說法，說法的多樣確實體現了“解釋的自由”。不過，尊重歷史事實應該是歷史學家的職責和本分。用“神聖的事實”來說話，才能真正具有說服力。斯大林謀殺烏克蘭人沒有證據，但蘇聯實現了工業化，成為世界強國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正因此，在經歷了從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以及蘇聯解體後壹段時間內對斯大林的批判和否定後，在俄羅斯出現了重新評價斯大林的社會思潮。[39]當今的俄羅斯人懷念斯大林，懷念斯大林時代，把斯大林視為大國領袖，維護國家權益的象征。近壹兩年來，經俄羅斯教育部審定的俄羅斯新版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提出，斯大林的做法是合理的，因為他是壹位面臨戰爭的大國領袖。[40]這種觀點既反映了當今俄羅斯需要強國領袖這壹社會思潮，同時也體現出俄羅斯史學思想走向理性。而理性地看待和評價歷史人物，把他們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在評價歷史人物時用事實說話，而不是掩蓋歷史，歪曲歷史事實，才是對待自己國家歷史的科學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