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兩者之間的聯系
民族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是我國近代先後產生且壹度長期並存的兩種經濟形式。它們均產生於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壹特殊歷史時期，都是帶有剝削性質的資本主義經濟。
二、兩者之間的區別
1、從產生時間及歷史條件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產生於19世紀六七十年代。鴉片戰爭前，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資本主義萌芽已在壹些行業中產生；鴉片戰爭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封建自然經濟進壹步解體，受外商企業的刺激和洋務派的誘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應運而生。
官僚資本主義產生於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以蔣、宋、孔、陳為代表的“四大家族”，憑借國家政權，依附英美帝國主義，采取強制掠奪的方法，逐漸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形成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2、從發展道路及社會地位看：民族資本主義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過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壹開始它就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和束縛，特別是在官僚資本主義形成、膨脹的過程中，民族工業備受摧殘，日益萎縮。因此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顯得緩慢艱難，民族資本主義始終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正因為如此，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處於無權地位，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束縛，在與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具有妥協壹面的同時，它也具有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革命要求。
而官僚資本主義憑借國家政權，依附帝國主義，壹起步就以壟斷形式出現，因此發展迅猛。抗戰時期，官僚資本急劇膨脹；抗戰結束後官僚資本達到頂峰。正因為如此，官僚資本主義代表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利益，極大地阻礙了中國近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3、從發展前途和結果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由於民族資本主義所處的歷史地位和民族資產階級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成為革命團結的對象。中國***產黨采取保護工商業的政策，建立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統壹戰線。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合理地調整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實行利用、限制的政策；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對資本家占有的生產資料實行贖買政策，用和平過渡的方法，改造和消滅了中國最後壹個剝削階級資產階級，比較順利地完成了由資本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的轉變。
官僚資本主義是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產黨通過武裝鬥爭這壹形式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反動統治。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沒收了官僚資
本，將它們轉化為社會主義國營財產，至此，官僚資本主義基本上消滅。
什麽叫“買辦”，受雇於外商，並協助其在中國進行貿易活動的中間人和經理人。鴉片戰爭前，在廣州經理對外貿易的公行中，就已設置“買辦”為外商服務。當時“買辦”大致分為兩類：壹類是專為外商船只，采買物料及食品的商船“買辦”；另壹類是在外商商館中，代外商管理總務及現金的商館“買辦”。
“買辦”原來專指清末為居住在，廣東十三行外商服務的中國籍，采購人或管事，後逐步發展為，特指在中國的外商企業，所雇傭的代理人。
“買辦”是壹個特殊的經紀人階層，具有洋行的雇員和獨立商人的雙重身份。鴉片戰爭以後，“買辦”制度，隨著洋行業務的開展，而發生了變化。
“買辦”階層，同外商利益上的***同點，使其成為中國歷史上，壹個極具獨特色彩的集團，他們成了西方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侵略和控制中國的工具。
“買辦”們有兩個特點：壹是其雙重身份，在洋主子面前是奴才，而在國人面前又是老板；二是其經濟利益是依附於外商的，與國家利益與民族利益沒有任何聯系。
“買辦”們的這兩個特點，與漢奸是完全壹樣的。“漢奸”與“買辦”的分別是，“漢奸”完全脫得赤裸裸的，而“買辦”則是半隱蔽的。
“買辦經濟”，是壹種嚴重依存於外國經濟勢力，而存在的經濟方式，是壹種依附經濟，沒有自立能力。當然，這並不影響“買辦”階層們先富起來，而且這個先富速度是很快的。先富的手段無非是，把國外的壟斷產品販到國內來，再把國內的資源廉價的賣出去。
為什麽會出現“買辦”？象美、日等所謂崛起的國家，當初都是通過明火執仗的搶劫式的積累，而發展起來的，後來的國家想如此崛起，就沒有條件了。這些強盜發財後，當然會洗黑錢漂白了。
今天這些崛起的國家，大多都是鼓吹公平競爭自由貿易的。落後國家想崛起，就只能夠勒緊褲帶苦幹了，這個苦幹不是短期內的幹，而是幹上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沒有捷徑可走。但是，把國外先進的產品販進來，和把國內的資源廉價賣出去，卻很容易使壹部分人先富起來，今天睡床板，明天當老板，這就是“買辦”經濟，如此吸引壹部分人的重要原因。
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化，自然要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思想解放了，從新的視角來看問題，就會發現李鴻章、汪精衛的確都是如此的。
“買辦經濟”的壹個特征，就是母語的衰落。韓國是壹個小國，在歷史上也受到過日本殖民的殘酷統治，韓國人當中，也出了不少韓奸。但是，韓國人在前些時候，對歷史上的韓奸進入了界定，把這批人，打入了歷史的恥辱柱中。壹個小國能夠這樣有骨氣，猜想，韓國的經濟壹定不是什麽“買辦”經濟，韓國的民營企業家階層們，壹定是通過“剝削”外國而崛起的，肯定不會為外國民營企業家做監工，做“買辦”。所以韓國是不會容許戲子們去演日本藝妓的，也不會為了與“國際接鬼”而修改歷史教科書。
“買辦”壹職，受到封建政府的嚴格控制，中國人不得隨便充當，外商亦不能任意選雇。為打破這壹限制，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規定，雇覓跟隨“買辦”及延請通事等項，由外商與中國人自行協議，中國地方官不得幹預。
“買辦”的身分與性質，從此完全聽從外商主東的決定。最初，外商進入新開口岸，大半雇傭廣州原有的“買辦”，或由他們薦引的故舊親友。隨著侵略勢力的擴張，寧波、湖州等地，也先後出現了大批當地“買辦”。至19世紀60年代，通事、“買辦”已成為士、農、工、商之外的另壹行業。“買辦”與外國在華洋行之間，立下保證書與合同後，即可得工資、傭金收入。
鴉片戰爭後，外商放手派遣“買辦”攜帶巨款，深入內地進行商品購銷、磋商價格、訂立交易合同、收付貨款、保證華商信用等活動。這些“買辦”成為洋行業務的實際經理人或外商代理人。很多洋行的在職“買辦”同時又是投資於錢莊、販賣鴉片、經營絲、茶的巨商。為擴大洋行業務，洋行主東還要求“買辦”勾通封建政權，依托地方“官紳”勢力。外國商人與“封建官僚”之間，往往通過“買辦”建立密切聯系。
由於“買辦”職能的擴大及活動的增加，“買辦”在洋行中的地位，及其雇傭關系也發生相應變化。首先，在大洋行內，出現了層層相屬的各級“買辦”所構成的“買辦”間或華賬房，洋行主東只要控制“總買辦”便能駕馭他以下的全班人馬。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買辦”要向洋行主東承擔，以至保證洋行全部購銷任務的完成，從而使洋行老板無需承擔風險，就能隨心所欲地開展進出口貿易業務。其次，“買辦”的傭金及薪資制度，也有相應變化。以經手洋行生意為主要職責的“買辦”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員身分的標誌，而傭金則成為其重要收入。
有的“買辦”每年傭金收入不下五六千兩。此外，“買辦”還利用職務之便，獨立經商，投機倒把，走私偷稅，敲詐勒索，由此而來的收入，幾乎沒有限度。
“買辦”以自己雄厚的資本實力，在各個通商口岸的鴉片、絲茶、洋貨、錢莊以及船運等，許多領域保有龐大勢力。甚至有些地區的征稅大權均落入“買辦”巨商手中。清代末期，甚至形成了由“買辦”勢力控制的，自通商口岸至內地城鎮的“買辦”商業高利貸剝削網。在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過程中，“買辦”起著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
什麽叫“官僚買辦”，鴉片戰爭前，“買辦”必須經公行行商推薦、擔保，並向廣州地方政府及海關監督，請領執照才能充當“買辦”，從外商處領取少量薪金，主要收入來自傭金和小費。
鴉片戰爭後，行商制度被取消，外國商人，自己物色並雇傭“買辦”，而“買辦”資產階級和外國資產階級，結成直接的人身雇傭關系，或者直接的資本合作關系，成為外國資產階級入侵的“幫兇”，同時也為自己積累資本。
在中國，“買辦”資產階級形成過程中，壹部分“買辦”逐漸“官僚”化，與此同時，壹部分“封建官僚”主要是洋務派“官僚”也日益“買辦”化。這有力地促進了“買辦”勢力的發展，並使得中國“買辦”階級，壹開始便同“官僚”結合起來，成為了早期的“官僚買辦”階級。
“官僚買辦”階級，與中國古典“官僚政治”的延續性問題，應首先需要論究到它發生或形成過程的起始點。
“官僚政治”是當做“專制政體”的壹種配合物，或補充物而產生的。似乎只要問中國“專制政體“是何時開始的就行。
新舊歷史學家、社會史學家已公認，秦代是中國“專制政體“發軔的朝代。而由秦以後，直到現代化開始的清代，其間經歷了二千余年的長期歲月，除了極少的場合外，中國的政治形態，並沒有了不起的變更，換言之，即壹直是受著“專制政體”即“官僚政治”的支配。譚復生所謂：“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之政，如何皆是“大盜”，且不忙解釋，但二千年之政，皆是沿襲秦代“專制政治”而來，卻是壹個事實。而“官僚政治”必然派生出腐敗的“官僚買辦”，這就是中國二千多年歷史的不爭事實。
痛將士之壯烈，恨當今之腐敗“官僚買辦”。偌大之中國，屈服於西方，慘敗於倭寇，讓百姓欲哭無淚。縱觀中國幾千年，未曾如此陽痿不舉。明治維新，戊戌變法，洋務運動，幾乎在相同時代背景下進行，結果卻天壤之別。日本花了50年時間，打敗了中國清王朝，還打敗了俄國。是什麽原因，使壹個“盛世”的大清朝，在壹個甲子年間60年中，走向“毀滅”？，答案是“官僚買辦”葬送了大清朝！
四大家族概念是20年代，由瞿秋白提出的。他提出了“官僚資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鋒”雜誌上發表“論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明確提出，幾大家族控制當時的“官僚資本”。所謂“官僚資本”通俗來說，就是國家統治者，利用國家政權，把壹些國有企業非法占為已有，也就是說，利用權力，控制國家的大部分經濟實體。這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出現的問題，大有非常相似之處。
四大家族這個概念，風行了近二十年，最終由當時的文人陳伯達，在內戰的解放戰爭中完成的。他的“中國四大家族”壹文，提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買辦”資本，借抗戰名義，聚民財入私囊，並且估算，這四個家族約有200多億美元的財產。因為整個二戰期間。美國由於先歐後亞的政策，向中國提供了16．2億美元的租借物資。
據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日記所載，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報”曾刊文稱：國府要人之財產多系秘密，而就可調查之範圍內調查，則諸要人在本埠所有財產估計為，蔣介石1300萬元，宋美齡3500萬元，宋子文3500萬元，孔祥熙1800萬元，孫科4000萬元，張靜江3000萬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銀行存款及不動產，據中國銀行調查，約有5億元，其不動產及公司多用其親戚名義購置，故實款無法詳確雲。
根據日本資料，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務機關，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情況，所作之調查報告，名為“登集團特報丙第壹號，政府要人，上海外國銀行預金“存款”調查表”。
摘引於下：蔣介石6639萬元，按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約合809萬美元，宋美齡3094萬元，377萬美元，宋子文5230萬元，637萬美元，孔祥熙5214萬元，635萬美元，宋靄齡1200萬元，146萬美元，陳立夫2400萬元，292萬美元，這些存款，均存在當時在上海開業的外國銀行，如花旗、麥加利、大通、友邦、運通、匯豐、荷蘭銀行等。
還有美國方面的，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敗退，使得當時的美國民眾，對杜魯門政府的政策失誤非常不滿，杜魯門政府為了推卸責任，就壹股腦的把責任推給國民政府，說是其敗退，都是自身“腐敗貪汙”，“官僚買辦”所致。有些國會議員，還說美國送給蔣介石的幾十億美元的軍援，都被國民黨貪汙了。這就是“官僚買辦”葬送國民黨的歷史片段。
洋腐蝕，催生新的“官僚買辦”，當前壹切問題的核心就是民生慘淡、消費不足，而經濟對外依存度太高、出口增長太快、外匯儲備太多，社會主要矛盾之壹是，“官僚買辦”集團，同人民大眾的矛盾。
中國人早已習慣了“二元對立”。“科學”與“人民群眾”對立，“發展”與“公平正義”對立，“效率”與“環境保護”對立。這是何等荒謬的邏輯。這不是學術問題。這是對包工頭們的辯護詞，是最厲害的“豆腐渣”工程、最高明的“假冒偽劣”、最毒的“精神消費品”進行辯護。這是為壹切針對民眾的“劫掠”、“盜竊”、“剝削”的辯護。
當壹個民族的知識精英，與人民分離甚至對立的時候，這個民族就極其危險了。這就如同壹個人肉體與精神的分離。精神分裂或精神錯亂的人，擁有壹個健康的肌體，並無實際意義，僅僅擺設而已。
中國的知識精英，整體上是稚嫩的。知識精英有了知識之後，失去了境界。壹經進入市場經濟大潮，現實主義就壓垮理想主義。極端功利主義加無政府主義，墮落了知識精英的靈魂。壹群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術，但卻沒有良知的精英們，變成了聰明機警幹練的蒼蠅，附著於汙濁和醜陋之上。最可怕的是，他們並不覺悟，並不以此為恥，他們還在制造、傳播、散布汙濁和醜陋。中國的知識精英，需要壹個當頭棒喝。為什麽150年的苦難，還不能提高壹點，中國知識精英分子的境界？遺憾的是，很多的精英，沒有經得起考驗，在向“錢”進的過程中，他們變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