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爭論已經持續多年，總體上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和分析。因研究國際金融而獲得諾貝爾獎的蒙代爾教授和斯坦福大學專門研究日本和中國匯率制度的麥金農教授認為，現階段最好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盯住美元。其他幾乎所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資銀行和國際學術界，都認為人民幣應該浮動。
實際上，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只是兩種不同的匯率制度，沒有對錯之分，只是兩種制度下個人、企業和宏觀經濟的行為和調整方式不同。在壹定階段，相對於壹定的經濟結構，固定匯率可能比浮動匯率更適合。但在另壹個階段，在另壹種經濟結構下，浮動匯率可能更合適。因此，在比較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利弊時，我們需要對兩種匯率制度的性質以及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結構有壹個透徹的了解。
固定匯率制度最大的好處是政府幫助個人和企業消除匯率風險，降低國際貿易和投資的交易成本。二戰後，凱恩斯等經濟學家設計的國際貨幣體系，包括監督這壹體系實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是固定匯率制。蒙代爾倡導的歐元體系也是歐盟國家間的固定匯率體系。1994-2005期間港幣與美元掛鉤、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也屬於固定匯率制。顯然，固定匯率制度在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主要發生在1994人民幣盯住美元之後。
對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來說，固定匯率還有壹個特殊的功能——幫助建立壹個更符合市場規律的相對價格體系。在計劃經濟中，工資以及食品、住房、交通、教育和醫療的相對價格並不能真正反映商品和服務的成本和收益。改革之初，中國城市居民壹半以上的收入花在了食物上，而住房和醫療幾乎不用花錢。這樣的相對價格體系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各種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體系有很大不同，顯然需要調整。固定匯率使中國各行各業的相對價格調整更加容易和平穩。
固定匯率的另壹個好處是約束國內的貨幣政策，使本幣的利率和通貨膨脹不會無緣無故地與國際主要貨幣相差太大。對於像香港這樣以國際貿易和資本市場為主導的開放經濟來說，固定匯率有利於創造壹個相對穩定和可預見的宏觀經濟環境。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中央銀行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能力不成熟的情況下，固定匯率也有利於穩定通脹預期和宏觀經濟環境。人民幣在1994盯住美元後，中國的通脹預期迅速得到控制，甚至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出現了輕微的通貨緊縮。
然而，固定匯率對貨幣政策的限制也可能成為壹個問題。當中國的住房、醫療、教育、服務等行業的成本和價格由於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的快速增長而上漲過快時，央行無法在固定匯率制度下通過人民幣升值來緩解通脹壓力。因此，在中國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導致非貿易品價格出現嚴重上漲之前，固定匯率制度基本適用於中國。而壹旦持續的生產率增長導致明顯的通貨膨脹，尤其是非貿易品(如住房)的價格上漲，人民幣在浮動匯率下就有升值的必要，也更容易被社會接受。特別是在通貨膨脹的環境下，人民幣升值不會導致通貨緊縮的風險。
成功實施固定匯率的前提是政府有能力維持固定匯率。這對於日本、中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等擁有大量外匯儲備和貿易順差的經濟體來說不是問題，但對於拉美和亞洲壹些常年存在貿易逆差的國家來說卻是非常困難的條件。阿根廷、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和其他國家在金融危機期間無法保持官方匯率，因為它們持續的貿易逆差導致外匯儲備損失，它們不得不讓匯率浮動。
浮動匯率的主要好處是為中央銀行控制通貨膨脹提供了獨立的貨幣政策工具，但代價是個人、企業和銀行都必須承擔匯率風險，包括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投機風險。
斯坦福大學的麥金農教授對日本和中國浮動匯率的風險進行了最透徹的研究。他提出了道德矛盾和沖突的理論。日本和中國多年來壹直保持著巨額貿易順差，也就是積累以美元計價的凈資產，這原本是節儉的美德。而當日元和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形成並實現後，當地居民會普遍不願意持有貶值的美元而更願意持有升值的本幣，這就形成了壹個無法解決的矛盾和沖突:當地居民通過貿易順差積累了凈美元資產卻不願意持有美元資產！於是，官方外匯儲備大幅上升，導致本幣發行量大增，本幣利率降低，甚至出現零利率時代，也就是所謂的“貨幣流動性陷阱”。
麥金農道德矛盾與沖突理論的壹個基本經濟學原理是，在市場環境下，投資不同貨幣的資產，在調整風險後，回報應該是壹樣的。比如，同樣的風險，投資人民幣資產的回報主要體現在人民幣名義利率(=人民幣實際利率+中國通脹率)，而投資美元資產的回報體現在美元名義利率(=美元實際利率+美國通脹率)。但當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時，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回報率也包含人民幣的升值率，所以:人民幣名義利率+人民幣升值率=美元名義利率。
如果美元名義利率為6%，人民幣年升值幅度達到6%，那麽在中國資本流動開放的條件下，人民幣名義利率可能會被推到零。這也是麥金農教授不希望人民幣采取浮動匯率制的原因。
在沒有通貨膨脹的時候(比如1990年代的日本)，麥金農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但壹旦出現通脹，人民幣名義匯率(人民幣實際利率+中國通脹率)可以遠高於零。壹旦出現通貨膨脹，由於通貨膨脹和升值的替代關系，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和速度會相應降低，人民幣名義利率降至零即落入“貨幣流動性陷阱”的風險也會降低。可見，保持壹個適當的生產率快速增長導致的通貨膨脹率，可以降低人民幣升值導致的零利率風險，減輕升值壓力。
所以我認為中國未來的通脹率至少應該高於美國目前的通脹率(約2%-3%)但低於日本1950-1970期間的平均通脹率(約5%-6%)。低通脹對工薪階層和退休工人的影響，可以通過工資/養老金與通脹指數掛鉤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