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資本主義發展的四個階段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學術界比較壹致的意見是，從那時至今的500年間，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第壹階段是資本主義在封建社會母體內孕育、成長並最終取代封建主義的階段，即從15世紀初到18世紀中葉的英國產業革命，為期約300年；第二階段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階段，即從18世紀中葉產業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過渡為止，為期約150年；第三個階段是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即從19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期約50年；第四個階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即通常所說的當代資本主義階段。
戰後開始的當代資本主義階段究竟應叫做什麽，學術界目前意見還不甚壹致，有各種不同的提法。但比較壹致的看法是，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壹個“新階段”。我認為，這壹階段的資本主義已由“壹般壟斷”發展到“特殊壟斷”，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所謂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在於國家直接占有多少生產資料、國有經濟占多大比重，而在於其基本特征是“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相結合”。這個階段的資本主義，由於增加了“國家幹預”這壹手，國家作為“總資本家”對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全面地進行幹預和調控，使資本主義變得不是完全“無計劃”、“無政府”，而是在堅持資本主義基本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在市場自我調節的基礎上，逐漸建立起了壹套比較成熟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從而使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壹個與列寧所稱的帝國主義階段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新階段”。
二、當代資本主義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
資本主義如果還是列寧時代的那種情況，它決不可能死裏逃生而獲得今天這麽大的發展。然而實際情況是，資本主義延緩了衰老，現在還有較強的生命力，這是因為它發生了以下幾方面的變化：
第壹，從社會生產力層面看，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力不僅沒有停滯，反而有很大發展。戰後發生了新的科學技術革命，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新部門、新產品、新工藝層出不窮。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增長的速度比戰前要快得多，從而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經濟中仍居中心和支配地位。在戰後的半個世紀裏，世界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接近4%，世界國民生產總值每年達30萬億美元，而其中西方發達國家所占比重約為3/4，僅美國壹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就超過8萬億美元。作為發展水平重要指標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尤其快，美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如今已超過3萬美元，有的國家甚至超過4萬美元，同20世紀初相比提高了100倍。
第二，從生產關系層面看，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但它已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範圍內進行了重大調整。股份制和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以及國家在全社會範圍內的幹預作用，已在壹定程度上突破了私人占有的局限性。馬克思談到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局限性時曾說過：“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並指出，股份公司的出現標誌著“作為私人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的揚棄”。[1]現代股份公司、跨國公司的飛速發展以及國家的參與和幹預，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單個私人資本占有的局限性，從而緩解了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
第三，從階級狀況層面看，產業結構、階級結構以及勞資關系都出現了新變化，勞資矛盾在繼續深化中趨向總體緩和，社會在多重危機的挑戰中呈現出全局性相對穩定。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的發展，當代資本主義的產業結構和勞動力結構，已出現了轉向信息化、服務化和高科技化的趨勢；以金融、信息和其他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第三產業迅速崛起，在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經濟中占據的比重已上升到2/3，而作為工農業物質生產部門的第壹產業和第二產業的比重則大幅度下降，兩個部門加在壹起只占約1/3。與此相應，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力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西方發達國家中，農業勞動力只占勞動力總數的5-6%，在美國則下降到不足3%。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工人數量也大幅度下降，在多數發達國家勞動力中的比重已不到30%。相反，第三產業從業者和產值連年增加，在總量中已上升到60-70%。勞動者隊伍出現了知識化、腦力化、白領化、多層次化的新趨勢，其整體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素質日益提高，以知識分子為主的中間階層不斷擴大。現在所謂“雇員”的情況差別很大，整個雇員隊伍的利益、需求和價值觀念呈現出多樣化趨勢。在不少國家，雇員分別有不同的工會組織，很難在全國範圍內提出壹致的要求，組織統壹的行動。西方發達國家推行“社會福利政策”、“工人持股”和“工人參與管理”等改良主義措施，使資本主義昔日的“勞資兩大營”尖銳對峙、陣線分明的情況復雜化、模糊化了。
第四，從上層建築和法制層面看，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已是趨向成熟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多黨議會民主制相當穩定，壹般能按法律規定遵守“遊戲規則”，定期通過選舉平穩地輪流執政。在社會管理領域，國家法制相當完備，管理機制比較成熟。歐洲國家的雇主和雇員都有各自的組織，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談判，達成勞資協議，遇到糾紛有勞工法院裁決。壹些國家對工人參與企業管理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德國1972年的《企業章程法》明確規定了企業內部的有關制度，包括雇員的“參與決定權”；對新就業人員有健全的培訓機制，畢業後憑證就業；對失業者除給補貼外，還采取“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即通過職業培訓、職業介紹，讓其盡早重返工作崗位；對不利於公平競爭的壟斷，有反壟斷法約束；對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汙染環境的行為，有環境保護法懲治等。
第五，從社會管理層面看，當代資產階級提出了較完整的“社會安全”、“社會機制”理論，普遍建立了比較系統、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資產階級從“社會安全”角度認識到，把錢體面地花在工人的福利上，比讓工人罷工消費掉合算得多：他們給工人以香腸，自己卻能得到火腿。資產階級理論家還提出了“社會機制”理論，認為壹個社會要平衡地發展，既需要“動力機制”也需要“平衡機制”，二者缺壹不可。他們認為，市場機制鼓勵競爭，因而能推動經濟發展，使社會具有“動力機制”；但競爭免不了有失敗者和弱者，如果沒有相應的“平衡機制”，社會將缺乏公正和穩定，所以實行市場經濟時需要有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社會黨理論家的壹個重要思想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是“優越的”，但資本主義的分配制度是“有缺陷的”，它必然帶來貧富對峙，因此要通過“收入再分配”來進行調節。戰後，發達國家通過稅收制度使資本家的壹部分利潤脫離了資本家的直接控制而轉到了政府手裏，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創造了物質條件。於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已不再像歷史上零星的“慈善濟貧”，而是覆蓋全民的社會福利保障網絡；也不再是誰的“施舍”、“恩賜”，而是在法律上有明確規定的公民的壹種“權利”。這對保障資本主義相對穩定地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六，從國際層面看，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創造了大量新產品、新技術和勞動服務，拓展了貿易空間，導致了生產經營和資本流動的國際化，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的進程。當今國際商品貿易總額高達六萬億美元，國際直接投資猛增到3萬多億美元，世界外匯市場每天的交易額超過1.5萬億美元，年交易額高達500萬億美元左右。作為生產和資本國際化主要載體的跨國公司，無論數量還是規模均在急劇擴大，其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跨國公司在國際貿易、金融、投資和生產經營中占有極大的份額。
三、當代資本主義為什麽會有這些變化？
資本主義能有如此大的變化，從總體上講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壹，加強“國家幹預”，在市場自我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之外，增加了國家幹預這只“看得見的腳”。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大危機，宣告了資本主義傳統的“市場自我調節”理論失靈，已走進死胡同。危機期間，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下降36%，世界貿易額減少2/3，失業工人達3000多萬，幾百萬小農破產，上萬家銀行倒閉，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遭到沈重打擊。而在這次大危機爆發之前，社會主義蘇聯已於1928年開始實行第壹個五年計劃，這立即引起西方經濟學家的密切關註。1929年美國經濟學會主席、新古典經濟學派理論家弗·曼·泰勒(1855-1932)就發表了《社會主義國家生產指南》壹文，提出了“指導性計劃”的新概念，強調資本主義國家如果采用“指導性計劃”來對市場經濟加以宏觀調控，會大有好處。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約·梅·凱恩斯(1883-1946)發表其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從理論上總結了資本主義國家“反危機”措施的經驗，提出了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需要的基本理論，這就是：在不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下，在堅持市場經濟機制的基礎上，加強國家的幹預和調控。二戰後，國家幹預、計劃調控的作法普遍為資本主義國家采用，標誌著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進入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新階段。總之，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變是大危機的產物，是在壹定程度上參照蘇聯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的反映。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通過“國家幹預”，對資本主義延緩衰老起了關鍵性作用。這是因為：1、這種結合擴大了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職能，使政府獲得“超階級的裁判員”身份，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穩定。國家自誕生以來就有兩種職能：壹是階級壓迫職能，二是社會管理職能。正如恩格斯所說，國家的“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2]在資本主義先前的各階段，國家只限於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同的外部條件”，不介入經濟，扮演“守夜人”的角色。然而到了國家壟斷資本階段，國家對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進行幹預調控，使其社會管理職能空前擴大；同時借助相應的制度和政策手段，使相當大的壹部分利潤脫離了壟斷資本家的直接掌握，為政府用來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和完成其社會管理職能提供了物質條件。於是國家就有條件通過各種方式對不滿的民眾進行安撫，滿足他們的某些要求，照顧到他們的某些利益，從而緩解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有利於維護社會的相對平衡。2、國家幹預和調控職能的發揮，使當代資本主義的各個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經濟領域，由於國家的幹預使資本主義變得不是完全“無計劃”、“無政府”，壹定程度上緩解了生產社會化與資本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在分配領域，通過稅收制度、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機制，壹定程度上調節了收入分配不公，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在政治領域，通過發展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制，使社會不滿在平時有所發泄，不致於積攢到矛盾總爆發的程度，實際上起到了政治“減壓閥”的作用。這些變化都有利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和壽命的延長。
第二，資本主義認識到“壟斷”的危害，不斷地反對壟斷，鼓勵和保護自由競爭，從而使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仍能獲得較快發展。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垂死腐朽的資本主義，是從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壟斷這壹趨勢出發的，認為壟斷必然產生停滯和腐朽的趨向。但是，資本主義的現實正如列寧所指出過的，壟斷沒有絕對排除競爭，資本主義的壟斷並不是絕對的。當代資產階級國家已認識到壟斷對國家和社會的危害，早就建立了各種反壟斷的立法，限制壟斷的發展。1890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了第壹個反壟斷法——《謝爾曼法》。此後，壟斷與反壟斷的鬥爭壹直沒有停止，反壟斷法規也不斷完善。20世紀末，發達國家企業並購活動規模空前，但反壟斷仍然是西方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杠桿。最近，美國司法機構起訴微軟公司違背反壟斷法就是例證。新興產業的興起需要有較寬松的自由競爭環境，資本主義采取反壟斷措施，鼓勵私人資本發展新產業，從而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壟斷可能在局部（某種產品、某個部門、某個地區或壹國內部）和壹定時期內形成對市場的絕對壟斷統治，但從資本主義經濟的整體看，特別是從世界市場發展的長期趨勢看，絕對壟斷是不可能的。
此外，壟斷有排除競爭的傾向，但它還有加劇競爭的傾向，資本主義的壟斷總是與資本主義的競爭同時並存的。在壟斷條件下，競爭有以下幾種情況：1、壟斷組織與非壟斷組織之間的競爭；2、壟斷組織之間的競爭；3、不同行業和部門之間壟斷組織的競爭；4、不同國家的壟斷組織對世界市場的競爭。這些競爭都是無法消除的。不僅如此，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產品生命周期的趨於縮短，經濟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各國經濟相互聯系和依賴性的加強，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加劇等等，都會使競爭趨於激化和尖銳化。當代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規模比過去無比擴大，資本實力無比增強，它們有巨大的潛力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的增長。它們在外部激烈競爭的壓力下，會不遺余力地發揮自己的內部潛力，使科學技術和生產力不斷向前發展，只有危機才可能使之暫時中斷。列寧在指出帝國主義的“腐朽性”的同時已明確指出，“壟斷決不能完全地、長久地排除競爭”，“如果以為這壹腐朽趨勢排除了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那就錯了”，“整個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從前要快得多”[3]。這就是說，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的“腐朽性”，是從歷史發展總趨勢上把握的，並未排除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所以不能簡單機械地理解為資本主義就不發展了。
第三，資本主義在保持其基本制度不變的前提下，不斷地進行自我調整和改革，逐漸建立了壹套比較完善、比較成熟的新體制，從而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使資本主義獲得相對穩定發展的環境。可以說，資本主義是通過“體制改革”緩解了“制度危機”，獲得了“延緩衰老之術”。戰後資本主義的新體制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特點，但總的說來有以下***同特征：1、在經濟領域，告別了純粹依靠市場機制對經濟的調節，增加了國家的宏觀幹預和調控。雖然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強調面和著力點不盡相同，所采取的具體方式和形式也不盡相同，但總體講都實行“市場機制與國家調控相結合”的原則。2、在社會層面，建立了標準參差不齊但比較完備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這是為使資本主義能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持續發展，迫於工人運動高漲的壓力，利用戰後經濟繁榮時期所創造的物質條件逐步建立起來的。3、在政治領域，擴大了資產階級民主，健全了資本主義法律體系。這既滿足了民眾的民主要求，又約束了某些過激的、不利於社會的行為，將社會各種利益集團間的沖突和鬥爭納入法制軌道，使社會“既自由又有序”。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為社會不滿提供了通暢的發泄渠道，不致於使之積攢起來，最後導致火山式總爆發。4、在文化與意識形態層面，倡導個人自由、個人奮鬥，將事業的成敗歸結於個人，使之不致於怨恨政府和社會；普遍的宗教信仰客觀上充當著社會的“心理醫生”，使公民個人的失意可以從上帝那裏求得精神解脫；“因果報應”的宗教信念有利於強化道德自律，再加上嚴格的法律懲罰，從軟硬兩方面凈化了社會心態，規範了社會秩序；倡導民族傳統文化，並使之與現代文明結合，從而形成了適應科技進步和時代發展要求的現代企業精神、經營思想和社會理念，創造了適應現代化發展要求的文化要素與精神氛圍等。
資本主義的這壹新體制，使當代資本主義既再不是《悲慘世界》所描述的那種狀況，也不再是20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總危機”所表現的那種情況了。雖然資本主義仍未脫離剝削制度的窠臼，社會兩極分化依然嚴重，甚至有壹些人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但是它在今後相當長時間內還有發展余地，這是與列寧時代不同的新情況。正如鄧小平同誌指出：“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後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後五十年、壹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4]
四、延緩衰老之術不是長生不老之藥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堅持基本制度不變的前提下，通過體制改革緩解了制度危機，獲得了“延緩衰老之術”。然而，延緩衰老之術不是長生不老之藥。
戰後逐漸形成和建立起來的現代資本主義體制或模式，在當時是比較成功的。但是70年代以來發生“滯脹”現象後，這壹模式的問題開始突現出來。自1973年“石油危機”之後，資本主義除周期性經濟危機外，又出現了結構性危機、體制性危機、國際債務危機、大規模結構性失業危機、國際金融體系危機、泡沫經濟、福利國家危機、生態危機，以及普遍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病態與危機等等。於是，發達資本主義又不得不進行新的調整。
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調整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幹預，二是調整和改革社會福利保障制度。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政府對國有企業開始實行“私有化”，後來別國政府也加以仿效，致使私有化風潮已持續近20年了；同時改革社會保障制度，限制享受福利的條件，減少某些福利項目，削減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資本主義不得不進行調整主要出於以下原因：壹是西方的國有企業長期虧損，成為國家財政的包袱；二是西方國家（主要是歐洲國家特別是北歐國家）過高的社會福利在經濟增長減速停滯後已陷入難以為繼的境地。據專家估計，像北歐那樣的高福利國家，只有經濟增長率保持在4.5%左右才能實現“充分就業”，否則就難以維持下去。由於後來經濟增長達不到這壹要求，就出現了“福利國家危機”；同時，由於福利國家“運轉費用”很高，造成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削弱，難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此外，高福利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使歐洲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福利病”，即由“大鍋飯式”的福利制度造成的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不高，勞動效率低。在有的高福利國家，甚至培養出壹批坐享其成的懶漢，這些人心安理得的享受福利，喪失了進取心和積極性。
90年代以來，特別是近年來，發達資本主義在調整中又提出了“第三條道路”的口號。所謂“第三條道路”，乃是80年代調整的延續和發展。這次調整同80年代的調整壹樣，是對戰後新體制的調整，而不會也不可能完全否定戰後形成的新體制。其主要內容是：減少國家幹預，但不會完全放棄國家幹預；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但不會取消社會福利保障。
要全面認識資本主義，還必須研究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發達資本主義只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當中的壹部分，世界上還有壹類資本主義，這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主義。這後壹類資本主義是後進的、不發達的、成長中的資本主義，是“外圍”的或“邊緣”的資本主義。當今有壹百多個國家都屬於這種資本主義。壹講資本主義，人們通常就限於“發達的”資本主義，而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那種資本主義排除在外，這是不全面的。尼加拉瓜有位叫卡德納爾的神父提供了壹個看待這個問題的新視角。1994年他在墨西哥《美洲紀事》雜誌上撰文說：“新聞界得意洋洋地在全世界宣布社會主義的失敗，但是他們不提資本主義的更大的失敗。資本主義只在世界10%或20%的人口中取得了成功。對於第三世界占人口大多數的窮人來說，資本主義是災難性的，而資本主義的失敗先於社會主義的失敗。”只有將這類資本主義考慮在內，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認識才能避免片面性。就總體而言，這壹百多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主義與發達資本主義的差距很大，其形勢非常嚴峻。目前占世界人口的17%的24個工業化國家擁有世界生產總值的79%，而占世界人口83%的發展中國家僅占世界生產總值的21%。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高達2.5萬億美元，有13億人生活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每天人均收入不足1美元，8億人忍受著饑餓，8000萬人完全不能享受醫療服務，超過2.6億的人不能上學。
從當代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來觀察資本主義就不難發現，當代資本主義固然還有很大發展，但發展越來越不協調，越來越畸形，到處都存在著兩種對立現象的強烈對比：進步與落後，創新與毀滅，富足與貧困，高貴與低賤，物質豐富與精神空虛，智慧與愚昧，科學與反科學。這種狀況正如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篇所寫的：“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代，這是愚昧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種事物，人們面前壹無所有；人們正在登天堂，人們正在下地獄。”用這段睿智的話來說明當代資本主義的現實，倒是很恰當的。
五、正確認識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
首先，應當全面認識和正確對待資本主義，要有同資本主義“長期打交道”的思想準備。因為資本主義還有相當的適應和調整能力，因而還有較強的生命力，它不可能迅速崩潰，“壹球兩制”將是相當長的歷史現象。我們既要大膽地學習借鑒資本主義壹切先進的、進步的東西，但又要抵制其腐朽落後的東西。學習和利用資本主義必須大膽，但又不能照抄照搬，搞“全盤西化”，必須從戰略高度上處理好同資本主義特別是同發達資本主義既矛盾鬥爭又借鑒合作的關系，堅持“以兩手對兩手”。
第二，要全面認識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既否定又繼承的關系。列寧曾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於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我們不能設想，除了建立在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壹切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還有別的什麽社會主義”。[5]因此，就總體而言，社會主義在不忽視同資本主義鬥爭的同時，在戰略上要樹立“利用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
第三，在“基本制度”上與資本主義劃清界線的同時，在“具體制度”即體制上必須有對資本主義所借鑒。體制的好壞直接關系著制度的生存安全，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概無例外。要重視制度的安全，就必須重視體制上不斷的改革和完善。資本主義在大危機後借鑒了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濟的辦法，不僅沒有變成社會主義，反而延緩了衰老，鞏固和發展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社會主義借鑒其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等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手段和管理制度，也不會變成資本主義，而只會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
第四，理想和信念必須植根於科學的認識，既不要忽視“兩個決不會”，又要堅信“兩個必然”。馬克思主義在分析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就歷史發展的總趨勢而言的。至於這壹“代替”如何實現、在多長時間內實現，他們則認為無論哪壹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必須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用變化和發展的觀點將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的歷史“必然性”與歷史演進過程的“長期性”統壹起來，將資本主義的“腐朽性”與它繼續發展的“可能性”統壹起來，將歷史發展進程的“階段性”與歷史結局的“指向性”統壹起來，既堅信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又要看到這壹過程的長期性、曲折性和復雜性，做堅定而清醒的***產黨人。
原作者：肖楓 請引用時註明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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