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如何處理經濟危機？

·有毒的世界如何吃？·我們還能吃什麽？財專題文化新政：文化治國？文過去的三十年，中國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中國的財富... 往小裏說，經濟就是穿衣吃飯；往大裏說，經濟關乎國運和民族興衰。壹個朝代的覆滅和壹個社會的崩潰，在很多時候，其導火索都是經濟危機，中國最後壹個漢民族王朝—明朝的滅亡，就是壹個典型。經濟結構的失衡現代國家，國際貿易是其發展經濟和積累外匯的重要手段，中國在三十年前的改革開放就是順應了這種時代潮流：與全世界廣泛地開展貿易活動，互通有無，各取所需。而四百余年前的明王朝，也同樣如此。很多人憑感覺就認為，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是壹個封閉、隔絕的國家，其經濟體也是壹個完全獨立於全球經濟的體系。其實不然，至少在明末，中國的經濟已然相當開放，並與世界經濟緊密地融為壹體。眾所周知，大明帝國滅亡於兩股敵對勢力：壹是西北壹帶由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二是東北的滿族八旗。而農民起義的直接原因便是明代滅亡前頻繁的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糧食嚴重短缺問題。從唐代中期以來，中國糧食的主產區就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尤其是長江下遊的江南地區。這種趨勢，在明末更是達到極致。可是，魚米之鄉的江南，在明末卻大都不再種糧。何也？國際貿易的巨大利益和國內商業利益的驅使。因中國的精美棉織品和絲織品成為當時國際市場上的暢銷貨，利潤頗豐，江南的大批田地便改種棉花和桑樹等經濟作物。致使整個江南地區的水稻種植面積不到所有田畝的3／10，局部地區甚至不足1／10。不獨江南，那些糧食產量低的地區，如廣東、福建、陜西和江西等地，居然也大面積種植甘蔗（制糖）、煙草和水果等經濟作物，以供出口和國內貿易，獲取高額利潤。種植糧食的低利潤，致使各種經濟作物大肆替代了糧食作物，糧食產量急劇下降，農業風險極大。當然，糧食價格的低賤，只是在糧食豐收或穩收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壹旦天災降臨，糧食減產，後果便不堪設想。正如我們所能看到的那樣，1640年代，在明王朝傾覆的最後幾個年頭，災荒不期而至，曾經最富裕的產糧重地，也是國際貿易最活躍的橋頭堡—蘇州地區，卻因為嚴重的糧食危機，使得每斤大米的價格不可思議地升高到100個銅錢，大批百姓餓死的同時，許多豪宅別墅低價出售卻無人問津。富裕的蘇州都陷入了如此嚴重的糧食危機，更遑論土地貧瘠的大西北，李自成的農民起義便順理成章了。在悲劇發生之前，全國的商人都毫無節制地期待從國際貿易中獲得高額，甚至超額利潤。而明朝政府也樂見其成，只看到了短期的利益，卻沒有通盤考慮國家的糧食安全與國際貿易平衡問題，也沒有合理統籌、平衡國內的農業與商業。民以食為天。不管明朝政府是否曾認識到壹旦荒年糧食短缺，就會給國家安全帶來致命的壹擊，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國家的行政能力和各種技術能力還未達到壹定程度的時候，明王朝就有意無意地趟入了國際貿易這趟渾水，與國內經濟不相匹配的、過度的國際貿易以及國內的商業消費，使得大明王朝失去了國民生存的最根本物質—糧食的供給，從而要對明王朝的覆滅負首要責任。通貨的“緊縮” 與現代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和導火索—通貨膨脹完全相反，明末經濟危機的壹個重要特點卻是通貨的緊縮。明代中後期，白銀成為中國的通貨。這大抵是壹個無奈的選擇。本來在明代早期，中央政府曾發行過“鈔票”，但因制度和技術的雙重問題而夭折。恰在此時，中國在國際貿易上的巨大順差，使得當時的國際硬通貨—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本來中國也能夠開采白銀，但相對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來說，國內的開采量只是杯水車薪。正當明朝中央政府為通貨問題頭痛之時，中國對外貿易的果實—作為通貨的白銀，兇猛地湧入神州大地，壹勞永逸地解決了明朝經濟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貨幣的來源。但是，其副作用也是明顯的，即形成了當時的中國經濟對進口白銀的嚴重依賴，甚至海外的白銀成為了明代經濟的生命線。不知是時運不濟，還是冥冥中自有安排，正當明王朝內憂外患之時，中國白銀的第壹大供應國西班牙卻在全球海洋爭霸中，敗於新興海洋大國荷蘭。荷蘭切斷了諸多傳統上屬於西班牙的國際海洋貿易線路。本來，在1591年到1630年之間，西班牙在其殖民地美洲大陸販賣白銀的收入，每年平均在4億比索以上，但是，到了1631年，卻下降為僅僅2億比索。而西班牙所販賣的白銀，絕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國。這說明，全球白銀之於中國的供給量出現了壹個雪崩式的急劇下降。而這對於中國，絕對是災難性的。隨著這種白銀供給量的不斷萎縮，到了明王朝最為艱難的1640年代，市場上出現了壹種非常怪異的狀況：通貨嚴重缺失和匱乏，而物價（主要是糧食價格）卻高企不下。此種局面下，普通民眾手中根本沒有“銀子”，而糧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卻越來越貴。市場的蕭條在天災的不利影響之下，發生了加速效應，致使民怨沸騰，各種社會矛盾就集體總爆發了。稅負的不均在市場如此蕭條的局面之下，明王朝卻無力對市場經濟實施有效的幹預和刺激。道理很簡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手裏都沒有錢。說實話，明代的民間資本還是相當雄厚的，經過兩百余年的商品經濟發展，到了明代末期，大商人和大貴族甚至富可敵國。可是，與所有行將就木的王朝壹樣，民眾的財富差距是巨大的。而造成這壹惡果的壹個重要原因便是稅負不均。特權階層，如萬歷皇帝的那位寶貝兒子福王，擁有莊田4萬頃，但納稅很少，甚至可以不納稅，而把稅糧轉嫁到普通農戶身上。諸如福王這些貴族，還大量隱瞞田畝的數量，致使朝廷往往無法掌握稅田總量。雖然明末經張居正改革之後，大量的隱匿田產得以浮出水面，但等張居正死後，土地的兼並和隱匿，更加變本加厲、報復性地施行。當年，福王被李自成活捉，在他的府邸抄出萬兩以上的白銀和大量黃金。但中央政府卻總是在財政上如熱鍋上的螞蟻，無錢可花，無錢補給軍隊，無錢支付各種政府開銷和采購。除宗室貴族之外，明末的東林黨人也集體抵抗朝廷的稅賦。東林黨人很大壹部分都出身於江浙壹代的大地主和大商人家庭，他們所謂的黨爭，壹個重要的內容，就是為自己和其他江浙大地主、大商人代言，減少其稅賦，為其隱匿田產和財富。國家不能有效地對大地主征稅，就只能在小農身上做文章。可是，即便加大小農的賦稅額度，也不可能確保國家的整體稅收和財政收入，因為納稅大戶本應該都是那些貴族、大地主和大商人，只有他們不逃稅、不偷稅，國家財政才能有所好轉。但是，這種局面我們沒有看到。反而是小農因稅負、物價的持續高漲和嚴重的糧食短缺，揭竿而起，拋棄了他們的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