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經濟當前的情況來看,實體經濟依然低迷,量超發貨幣流向實體經濟的並不多。從資產市場來看,美國房市至今沒有走出低迷。泛濫的美元流入以房市和股市為代表的資產市場也並不多。因此,超量的美元壹方面主要以超額準備金的形式滯留在銀行體系內部,壹方面則流向國際市場和新興市場。 由上面貨幣的四種流向及影響可以看出,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對我國物價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熱錢的流入和過多的美元追逐有限大宗商品引起的價格暴漲給中國帶來的輸入性通貨膨脹。 首先看熱錢流入。去年三季度,我國新增外匯儲備1940億美元,創1997年以來的單季新高。其中,三季度我國的貿易順差為653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額為229.1億美元,因主要貨幣相對美元升值和因資產價格變動導致以美元計的外匯儲備資產增加約867億美元。這樣,新增外匯儲備中仍有190 .9億美元的增加額無法解釋。如果註意到增加的1940億美元外儲中有1005億美元是9月份新增的,那麽無法解釋的部分就更大。 熱錢(主要是美元)流入中國,擴大了外匯占款的規模,直接導致了我國基礎貨幣供應的被動增加。在銀行高昂的放貸熱情下,外匯占款的增加又會引起經濟中廣義貨幣M 2供應的快速增長。2010年10月份,我國新增外匯占款5190.5億元,廣義貨幣同比增長19.3%,增幅為前五個月的新高。 因熱錢流入所致的被動增加的貨幣供應中,壹部分流入實體經濟,如炒作農產品等,引起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水平的上升;同時,相當部分的貨幣還會湧入股市、房市等資產市場,導致資產價格的快速上升。雖然資產市場在壹定程度上和壹定時間範圍內可以充當容納短期逐利資本的“池子”,從而避免過剩的流動性泛濫到整個實體經濟中,但顯然這種“池子”本身並不保險。相較於實際商品和服務價格的上漲,資產價格膨脹給經濟帶來的潛在威脅可能要大得多。更何況資產市場“池子”中的貨幣難以駕馭,或遲或早會流入實體經濟,引起實際物價水平的上升。 未來壹段時期,由於人民幣升值及與發達國家的息差擴大的壓力將持續存在,國際遊資流入中國的動力也將持續存在,因此可以預計,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重啟,在加劇全球流動性泛濫的同時,也必然加大熱錢流入中國的力度和規模,增大我國通貨膨脹之壓力。 另壹方面,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重啟,也會增加國際市場美元供應,美元有進壹步貶值趨勢。作為國際結算貨幣和度量衡,美元貶值與泛濫的全球流動性將***同推動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進壹步上行。數據顯示,2010年7至10月份,國際市場能源、農產品、原材料、金屬和礦產品等價格環比已累計上漲7 .6%、17 .6%、11 .4%和21 .1%;其中,10月份當月能源、農產品、原材料價格環比即分別上漲6 .3%、5 .9%和7 .9%,加速上升態勢明顯。在高進口依存度和能源、原材料及部分農產品嚴重依賴進口這樣壹種貿易結構下,國際市場上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將直接和迅速地傳導至我國,引起國內價格水平的上升。2010年10月份,我國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以及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分別上漲5 .0%和8 .1%,漲幅比上月擴大0.7和1.0個百分點。 中國的應對策略 降低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對我國價格水平影響的三條建議:第壹、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同時加大對國際資金流入的查處力度,降低熱錢流入中國的規模。第二、大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發展完備的金融市場,爭奪國際定價權。第三、加快推進城鎮化和工業化,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將經濟增長的動力轉移到內部需求拉動上來。 未來壹段時期,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結構轉型升級以及“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價格將持續上漲,我國也將面臨持續的價格上漲壓力。在國內貨幣政策已然較為寬松的環境下,應采取多種措施,極力降低國際超寬松政策導致的全球流動性泛濫對我國的影響和沖擊。具體來說,為降低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對我國價格水平的影響,在結合前文分析之基礎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壹、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同時加大對國際資金流入的查處力度,降低熱錢流入中國的規模。通過進壹步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價格的改革,可以逐漸實現人民幣對美元等貨幣之真實匯率的均衡,降低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壓力和預期,國際遊資進入中國的激勵和預期收益也將隨之下降。另壹方面,通過加強對貿易賬戶的查處和對資本賬戶的管制,可以有效提高國際資金進入中國的成本。如此兩措並舉,可望較大程度降低國際熱錢流入我國的規模。 第二、大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發展完備的金融市場,爭奪國際定價權。由經濟發展階段和要素稟賦所決定,在壹個相當長的時期,我國對原材料能源和部分農產品等的需求仍將嚴重依賴進口。在這種情況下,大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使人民幣逐步發展為國際結算和計價貨幣,可以有效避免因美元泛濫和貶值導致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同時,要發展完備的金融市場,力爭將上海建設成為另壹個世界性金融中心,這將不僅有助於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同時也有利於我國爭奪國際原材料能源等大宗商品的定價權,降低國外量化寬松政策等的影響,減小輸入性通脹壓力。 第三、加快推進城鎮化和工業化,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將經濟增長的動力轉移到內部需求拉動上來。加快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有助於促進三次產業結構更加協調的發展,降低國際市場農產品價格波動對國內的影響,減少經濟發展中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從而降低對能源原材料等的進口依存度;有助於改變過去那種嚴重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發展方式,將經濟增長的動力真正轉移至依靠消費和內部需求拉動上來。很顯然,作為內因,在降低國際環境變化如美國重啟量化寬松政策對我國的影響上,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最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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