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冷戰後東亞的自由化與危機
冷戰時期美國出於反***的地緣安全考慮，向東亞提供大量的援助、支持本地區的經濟發展、開放本國市場，長期與本地區保持著貿易赤字。但隨著冷戰結束特別是美國將重心轉向經濟，美國在東亞政策中意識形態的因素逐步淡出。長期以來美國與新興工業體和東盟之間巨大的貿易赤字就更使得美國國內的新保護主義者堅決要求東亞的國家和地區實行經濟自由、開放本地區的市場。美國則采取措施如威脅提高國內進口關稅等手段強壓韓國、臺灣和其他經濟體更快更廣泛地向美國產品開放本地區市場。在美國的壓力下，對美國產品在本地區的貿易限制部分地或者全部地被取消。美國則又采取措施限制對其本國市場的滲透，美國終止了東亞壹些國家和地區進入美國市場的零關稅優惠政策，采取自動出口限制（VERS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迫使臺灣美元和韓國韓元貨幣升值。除美國的壓力外，全球化也鼓勵著亞太地區的政府抓住機會以獲得最大利潤。[1] 在國內，東亞地區持續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使工業擴張，並造就了壹批新的商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社會內部變得更復雜和多樣化，他們也自然要求政府實施經濟改革甚至政治自由化。冷戰後在國際國內的壓力下，東亞地區相繼實行經濟改革特別是金融自由化。如泰國政府為將曼谷打造成地區金融中心，采取了壹些金融自由化的方案，取消了各種銀行儲蓄的優惠政策，減少了對資本投資的限制，改變了向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獲得貸款的規定，取消了對外國貿易的限制，並允許外國銀行向本地區購買、發行美元貸款。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等國家也采取了類似的金融改革措施。東南亞地區的中央銀行利率普遍較高，這就使得投資者難以償還貸款，生產者難以維持市場的競爭力，消費者也難以維持較高的消費水平。國內利率過高同時也導致本地區金融機構向國外貸款大量利率相對較低的資金。然後再以高利率貸款給國內企業以獲取高利息回報。這樣，壹旦資產泡沫爆發，銀行和其他租借機構的不良貸款就會急劇膨脹，也就會導致它們的轟然倒塌。在韓國，到1991年6月底僅有6.1億美元的貸款被官方列為不良貸款，但實際上來自獨立機構的調查估計已超過這壹數字的15%。[2] 到1995年泰國的短期債務上升至410億美元，到1997年韓國公司的不良貸款估計500億美元，大財閥也卷入債務之中，前十個債務利率最高的在359%和1214.7%之間。[3] 另外，本地區的國家外債也急劇增加，據統計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外國的貸款就達到了泰國外匯儲備的120%、印度尼西亞和韓國外匯儲備的幾乎200%。[4] 在政府缺少有效的監督和控制背景下，國內經濟的發展就會因外部資本的流動和不良貸款的日漸增多而變得脆弱。這樣，在冷戰後舊機制（如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機制）被取消，而新制度（如有效的監督幹預制度）未建立，或冷戰時期的舊制度被保留而又不適應經濟自由化的新環境，不足以解決新自由化的經濟問題，這就使得冷戰後經濟的發展面臨危機。冷戰後政府失控的金融自由化導致泡沫經濟破產，最終引發1997年7月自曼谷開始的東亞金融危機。
冷戰時期，美國為對抗東亞的***產主義，向該地區提供大量的軍事經濟援助、開放本國市場，甚至不惜犧牲部分美國自身的經濟利益來促進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並積極推動日本和東南亞的經濟體系的形成。冷戰結束後美國不再有地緣冷戰的顧慮，於是要求本地區經濟自由化，更大程度地向美國產品開放，美國再也不會將所有的好處都讓與東亞了，而主要考慮自身在本地區的經濟利益。可以說在缺少對經濟活動監督的情況下，經濟活動自由化無疑是導致危機的壹個最重要因素。[2] 在危機即將來臨前向泰國和其他經濟體未發出足夠的警告，當危機襲擊本地區時美國也沒有像兩年前幫助墨西哥那樣向東亞地區提供及時的援助，而只是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助泰國和其他受影響的國家和地區擺脫經濟困境，而IMF堅持預算平衡、高利率和減少政府開支就使得東亞經濟更是雪上加霜，並加深了社會的動蕩。短短幾個月內IMF的“療方”就導致了泰國、印尼的失業率翻了壹倍。韓國的失業率也從1997年的2.3%上升至1998年3月的6.7%。[5]
從冷戰前、冷戰後以及危機前、危機後美國對東亞經濟的態度變化可見，美國在追求國家利益的同時，冷戰使美國為了維護在東亞地區的安全利益，不惜犧牲部分美國利益來支持東亞經濟的發展，壹旦冷戰結束，美國在追求國家利益方面就再無安全考慮，而放手要求經濟自由化以使美國產品盡可能地打入本地區。東亞金融危機如同冷戰突然結束壹樣猛然爆發給東亞經濟造成沈重打擊。當然，這並不是說冷戰結束東亞繁榮也就結束了，對東亞經濟的發展要從長遠、動態而非短期靜止的眼光來看待，畢竟亞太地區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特別是又有了崛起後的日本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出現。 二、冷戰後東亞地緣經濟的壹體化
冷戰時期東亞地區有著相同的經歷，東亞資本主義陣營都充滿了對***產主義的恐懼，美國以冷戰為借口支配著亞太經濟的發展，之後日本的投資又橫掃整個東亞。本地區也大都形成了中央集權式的政府，實行政府主導下的經濟發展模式，並由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同的經歷意味著它們在應對未來經濟問題上有著很多相同的挑戰。[2] 這就加強了本地區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也就推動了地區主義的發展。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冷戰掩蓋了東亞地區主義的出現，尤其是美國通過與東亞盟友簽訂的壹系列雙邊條約，傾向於禁止東亞內部之間的直接聯系，但是壹旦冷戰結束，多邊主義開始成為東亞的主流後，東亞經濟發展的地區主義思想就會出現。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論壇就是在1989年冷戰結束的年代成立的，盡管該組織是將太平洋兩岸的國家和地區聯系在壹起，但反映了冷戰年代曾潛伏著地區主義的發展這壹事實。
20世紀90年代早期，東亞地區對於政府主導的地區壹體化缺少興趣，多數國家和地區不主張通過地區合作的方式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此時，東亞地區主義主要是基於市場引導下的經濟合作，其中主要是中國和日本公司在本地區的投資和貿易來推動。本地區缺少對政府主導地區主義的熱情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最明顯地表現出來。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出建立東亞經濟組織集團（EAEG）遭到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冷淡反應，當然，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美國擔心被排除於本地區所致，最後在美國的同意下，EAEC成了在APEC框架下的壹個分支機構。
與歐洲和北美洲相比，東亞地區在經濟合作、地區壹體化方面相形見絀，自然就更不用說政治方面的合作了。歷史的因素、亞太地區內部的巨大差異以及本地區與外部程度不同的紐帶都阻礙了它們在國際協談中采取壹個***同的聲音，也阻礙了本地區內部就壹系列重大問題達成***識。在東亞走向地區壹體化方面，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取得了壹定的成功，但它更像是壹個辯論的俱樂部而非代表壹方利益的談判主體，其決議難以對所有成員具有約束力。其成員包括美國、加拿大甚至南美洲壹些國家，它們自然強調自身利益而非為亞洲考慮。因此，APEC也就很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亞太經濟***同體。[6] 再如東盟在1967年成立後就演變為壹個反***組織，主要在安全問題上發揮作用。盡管也努力促進東盟內部的貿易和投資，但東盟國家壹直主要是與其他地區從事經貿往來，內部彼此之間的經濟互動很少，如果將新加坡排除在外，那麽東盟國家內部的貿易僅占東盟總貿易額的5%。冷戰後東亞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和投資發展較快，美國長期以來壹直是本地區多數國家的最重要出口市場，今後很長壹段時間內很可能仍是如此。東亞與歐洲的經濟規模仍然超過本地區內部的貿易和投資。日本在本地區的經濟活動對亞太多數國家和地區至關重要，但日本在對外出口和投資上仍主要以美國為目的地，依賴本地區相對較少。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之間三角貿易和投資的增長都會導致東亞內部經濟互動的增長，但實際上這只是毗連地區性壹體化而非代表整個東亞。同樣，香港與大陸之間的貿易發展也會導致外貿數字的上升，但實際上這也只是意味著香港更加與中國內地經濟融為壹體。
冷戰後東亞經濟壹體化的程度相對較低，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雖有發展但基本上仍是壹個松散的合作機構，但所有這些都隨著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而發生變化。多數東亞地區的政府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理危機的不當表示憤恨，對於美國政府反對成立“亞洲貨幣基金”以應對未來危機的做法也表示痛恨。東亞地區的政府只有選擇其他的方式方能更好地應付未來出現的危機，而推動本地區真正意義上的壹體化應是解決本地區經濟問題的最佳方案。冷戰後至危機前，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得到較大發展，但它畢竟不是代表東亞地區的經濟組織，東亞地區對於推動本地區壹體化所扮演的角色有限，但危機後東亞政府則積極地推動本地區的經濟合作。另外，在全球區域經濟競爭中來自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巨大壓力也催生了東亞地區壹體化的發展。
東盟10+3（APT）是本地區較為成功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戰後東盟各國幾乎都是從歐、美、日引進資本和技術，發展了本國的煤炭、石油化工、家用電器等傳統產業，各國出口的產品種類也極為相似，致使東盟區域內部貿易長期沒有大的擴展。經濟日益興起的中國、經濟強大的日本和作為“亞洲四小龍”之壹的韓國必然為東盟帶來無限的商機。1996年為參加當年3月份在曼谷召開的亞歐會議，東盟邀請中日韓三國加入作為亞洲的代表，1997年在吉隆坡東盟峰會上10+3政府首腦第壹次非正式會議舉行，之後每年都定期舉辦壹次10+3政府首腦會議以及各種部長和官員參與的會議。東盟10+3（中日韓）為解決東亞經濟問題、促進經濟合作和推動地區經濟壹體化提供了有利的平臺。例如，東盟成立了亞洲證劵市場，這樣，亞太地區的貨幣以公***或私人證劵的方式就可以進入其他本地區的經濟體而無需再通過美國。同時，APT也為發展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東盟—日本以及東盟—韓國自由貿易區提供了平臺。目前，APT應是最好的亞太經濟壹體化形式，至少APT的領導人已表示此組織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東亞貿易自由區。[7] 由於受東亞地緣和歷史因素的影響，東亞地區的壹體化不可能很快達到歐盟壹體化的程度，但從短期來看，人們期望東亞首先能對內取消關稅，實現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對外則保留關稅以應對全球其他地區的經濟競爭；從長期來看，隨著東亞內部生產網絡的形成，內部貿易投資流動的增加以及面對來自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競爭壓力，APT完全有可能會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經濟組織，當然也有可能在未來會出現比APT更加統壹的壹體化組織，如東亞***同體。
三、冷戰後美國在東亞的邊緣化與地區經濟的崛起
戰後相當長壹段時期內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長期保持對亞太的絕對經濟霸權，左右著亞太各國經濟體的走勢。甚至在20世紀70年代後由於越南戰爭的拖累，加之日本、韓國等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美國國力相對下降的背景下，其在東亞地區的絕對經濟霸權仍然不可撼動，在援助、貿易和投資等方面美國依然保持著較大的優勢。從20世紀70年代起隨著日本在東南亞經濟的滲透，美日成為東盟最重要的進出口市場，但相比較而言，美國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比日本從東盟進口相對更多的工業制成品。[8] 而日本則更多是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而更多地從東盟進口原料和能源等初級產品。 冷戰後的東亞地區除了原有資本主義陣營經濟的發展外，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實施，中國作為後期國家的發展進壹步鞏固了東亞作為“太平洋世紀”核心區域的地位。東亞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貿易和投資機會的擴大令美國也就愈加依賴亞太市場。如1986年東亞大約36%的出口都進入美國市場而美國出口中只有23%進入東亞，但到1991年對美國的出口僅占東亞總出口的24%而美國對東亞市場的依賴則上升到了其世界總出口的27%。[9] 另外，由於美國國內儲蓄難以滿足基本的投資要求，美國亦愈發依賴此時期崛起的東亞新興經濟體，如美國向東亞的日本、臺灣和本地區其他富裕投資者出售了大量美國國債，同時美國私人企業的投資也更多地來源於東亞地區。
可以說，冷戰後東亞對美國的經濟依賴性降低了，而美國則相對提升了對東亞地區經濟的依賴性，美國在東亞地區經濟中的角色在降低，美國的影響力在降低，美國作為太平洋東岸的旁觀者的角色在上升。也正是由於這壹點，隨著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從十年伊戰的脫身，美國開始重返亞洲，將戰略重心東移，在談及亞洲時，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稱“美國回來了”，明確表示美國將比過去更加重視亞太地區尤其是軍事方面的投入。很明顯，美國今後的戰略重點將向亞洲轉移。但美國向亞太的戰略重心轉移也主要局限於地緣政治和軍事方面。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後日本加大了對亞太其他地區的重視。日本在東亞制造業的總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年均增長了10.8%，而從1985至1988年日本在亞洲的投資年均增長達到17%。[10]
另外，據最近壹份調查數據顯示，在亞洲的日資企業的產品返銷日本的比例由1980年的9.6%上升到了1987年的16.7%，這壹比例要遠遠高於日本海外投資9.1%的返銷率。[11] 20世紀90年代東亞內部國家、地區間的經濟互動在增強，“大中華經濟圈（華南和整個東南亞的華人）”內部的直接投資也發展迅速，本地區內部新投資模式的發展自然會助推地區內部貿易的進壹步發展。東亞內部的投資和貿易互動的增強進壹步促進了本地區的經濟壹體化，更容易創造壹個經濟自立、強大的次區域經濟體。據相關研究機構公布的資料顯示，在20世紀70年代全球增長率每上升壹個百分點就會相應使東亞經濟產生1.6%的增長率，然而，到20世紀90年代，全球每1%的增長率只能使東亞增長0.3%。東亞內部經濟的互動性增強，也就減少了對美國經濟體的依賴性。[9]
冷戰後，盡管美國在東亞地區仍然在經濟領域特別是軍事政治事務上依然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其被經濟邊緣化卻是不容忽視的現實，而東亞地區內部經濟互動能力的增強減少了本地區對外部經濟體特別是對美國經濟的依賴，進壹步提升了本地區經濟的壹體化。長期以來，受國家民族主義的影響，東亞地區壹直因歷史、語言、領土等問題而內部存在諸多的矛盾與不和諧，甚至本地區國家間的矛盾亦會沖擊經濟的合作和本地區經濟的凝聚力。可以說，東亞長期以來壹直被看作是壹個由不同國家和地區組成，被不同的歷史、文化以及民族國家間的長期對立所分割的地區。然而，這種看法現在越來越不正確，盡管東亞不可能在短期內如同歐盟壹樣的統壹，但現在東亞內部政府間增強了外交接觸，而且也都意識到它們之間有著很多的***同利益。[9] 東亞地區經濟的崛起，本地區經濟壹體化的增強，內部凝聚力的提升將進壹步提升本地區在區域和國際經濟和政治事務中的話語權，而且本地區勢必在經濟合作模式的基礎上，進壹步拓寬合作的領域而轉向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從長遠來看，東亞***同體也勢必成為本地區的壹種長久趨勢。
本文摘自中國論文網，原文地址：/4/view-49059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