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航琛素來是要以經濟實力，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再以政治勢力來維護經濟的發展。他充任劉湘的財政幹員後，倚仗權勢，亦官亦商，開辦川康銀行，巧奪川鹽銀行，以兩行為支柱，大肆角逐，到處擴張，插手美豐，滲入聚興誠，硬卡重慶銀行，四處投資。他擔任銀行、工礦貿易企業的董事長、董事、總經理等頭銜就有70多個，顯赫壹時。與楊粲三、楊季謙、康心如、潘昌猷並列為重慶金融界大亨。劉航琛四處搭架子、打楔子，拉到扯到，人們比之為“木匠”。 川康銀行初名川康殖業銀行，是1929年5月，劉航琛邀約盧作孚、何北衡等人發起的。最初由劉湘的副官長周見三臨時負責，營業地點設在重慶曹家巷。1930年9月1日，川康殖業銀行取得國民政府財政部的營業執照，遷入打銅街新建行址，正式營業。
為圖壓倒當時的商業行莊，虛張聲勢，擬定資本額為銀元400萬。實際上是劉航琛從禁煙款項下拿出60萬以劉湘名義入股，另加壹點商股，只湊足100萬。1935年增資50萬。***為150萬元。
川康召開第壹屆股東會時，劉湘親自出席，劉航琛任董事，由何北衡任董事長，盧作孚任總經理，周季悔任協理，湯壺嶠任經理。希圖借重這些商界聞人，以沖淡川康的政治色彩，而實際上川康的壹切，由劉航琛代表劉湘主持。川康主要是為軍閥劉湘和劉航琛私人服務。因此，對於壹般商業銀行經營的業務，如存、放、匯兌等，只不過聊備壹格，並不重視，同聚興誠、美豐相比，這些業務的發展大為遜色。但是，劉航琛運用所掌握的地方軍閥財政大權，扶植川康，壯大經濟力量，則是壹般商業銀行所望塵莫及。突出的有以下壹些：（壹）二十壹軍總金庫收不抵支時，其經理兼收支組主任鄒汝百（壹作鄒汝伯）發出大量期票（即“鄒票”），川康首先辦理“鄒票”貼現業務，帶動金融業相率經營，使軍費獲得暫時周轉；（二）二十壹軍大量發行庫券、公債，川康帶頭認購，在重慶金融市場上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二十壹軍防區擴大到下川東沿江各縣，向省外采購軍火都由水道運輸，在申匯價高無劃時，川康就錁現到上海代劉湘交付軍火價款；（四）替劉湘部隊承匯轉發軍餉等等。這些方面部獲利豐碩，單就1933年結算來看，川康賺了54．6萬余元，其中利息和匯水收入就占收益額中的90%。此外，1931年劉航琛利用其財政大權，以“安定重慶金融”為理由，經劉湘批準，川康發行1元、5元、10元3種“無息存票”100萬元，在市面流通。這種“無息存票”，名為存款收據，可以隨時向銀行兌取現金，其實就是變相發行鈔票。川康還用劉航琛的招牌，向各軍政機關吸收存款。這樣，川康的活動資金大量增加，對劉湘的財政周轉十分有利。
1937年，抗戰爆發，全國和地方發行的公債暴跌，握存者無法拋售。重慶各銀行錢莊投資公債辦理押借的1200余萬元，到期必須贖回。重慶利濟、安濟兩財團所出的7底期票340萬元。宣布延期兌付。中央銀行現鈔短缺，規定每戶存款取現500元。重慶7底、8半銀根相繼抽緊，整個金融市場，突然陷於風雨飄搖之中。川康殖業銀行歷年投資各企業和債券不少，又握存桐油3000擔在手，積壓頭寸，出現緊張局面。但有劉航琛這塊招牌，東拉西扯，勉能應付。為要發展，必須改弦更張。當時重慶平民銀行由寧芷邨任總經理、劉航琛任董事，資本為100萬元，資金運轉比較靈活。四川商業銀行系範紹增任董事長、劉航琛為董事，資本為100萬元。投資公債數字雖小，但在上海賭公債多頭，行情吃虧，且難脫手，加以修建打銅街新行址，積壓了36萬元，以致資金周轉出現嚴重危機。劉航琛乃極力倡議三行合並經營，謀求發展。在進行磋商時，各行主持人，各有打算。劉航琛認為兼並平民、商業兩行後，資本***為350萬元，倘湊足400萬，就可超過聚興誠、美豐兩行資本的總和，而成為重慶最大的壹家商業銀行，執四川金融界的牛耳；在資金周轉方面，平民銀行資金是活動的，商業銀行資金雖暫有困難，但其新建行址和經營的四川飯店全部家俱已商妥轉讓給交通銀行，可得 40萬元現金，三行合並後的資金是可以應付裕如的。寧芷邨考慮，重慶為抗戰後方，市面金融如有波動，資力有限，恐難支持，川康有劉湘作後臺，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幫助；劉航琛***事有年，認為頗有應變之才，預計前途，合並有利。範紹增則想到商業銀行資負相抵，股本仍然存在，如果停業清理，有傷體面，只好承認出售新建行址，合並經營。在研究行名時，經過—番商量，為保留其遞嬗歷史，決定三行各取兩字成為“川康平民商業銀行”，這樣大家心安理得，各無異議。最後於1937年9月21日正式宣告三行合並。
1937年10月12日召開三行合並後第壹次股東大會，選出周見三、範紹增、夏仲實等15人為董事，甘典夔、湯壺嶠等5人為監事。董事會推出周見三、範紹增、羅震川、劉航琛、寧芷邨為常務董事，劉航琛為董事長；決定聘寧芷邨為總經理，周季悔、戴矩初為協理，不久戴任銀行公會主席，改由範眾渠繼任，衷玉麟為渝行經理；確定資本為法幣400萬元，原川康殖業銀行占200萬元（實際收足150萬元，余由劉航琛湊足），原重慶平民銀行、四川商業銀行各占100萬元。
劉航琛擔任川康董事長後，即提出集中人力財力，整理內部和謀求對外發展的經營計劃。他口稱胸無成見，壹秉“大公”，實則大搞排擠，獨攬大權。許多重大事件，如為了他個人政治目的的對外巨額投資，既不通過董事會，也不讓常務董事曉得，以致引起常務董事周見三憤而辭職。代表商業銀行大股東範紹增的範眾渠（範部軍需處長）出任川康協理，只能按月領工資，沒有實權。當時範紹增已投靠蔣介石任蔣軍第八十八軍軍長，住在重慶，由於開支大，曾多次向川康用款，常被劉卡住，造成隔閡。範部的編余人員，要求在川康工作，劉也拒不接受。這樣加深了範、劉之間矛盾。範揚言：“我的錢是壹槍壹炮打出來的，劉航琛要我的錢，我要他的命。”直到抗戰勝利前夕，由杜月笙、顧嘉棠出面，約集劉、範2人當面調解，協議由範退出川康，其股本每萬元退給17萬元計算，範將所退股金買了復華銀行，為該行董事長了事。劉航琛同寧芷邨兩人早在北京念書時相識，及至二十壹、二十四兩軍在重慶設立財務統籌處時，劉、寧關系更密。但由於劉航琛有獨霸川康野心。當川康增設天津、西安、衡陽各分行時，對經理人選，竟獨自決定，不僅未通過董事會，連常務董事兼總經理的寧芷邨亦未預聞；劉航琛又好睹成性，隨便支用川康公款，有次劉同杜月笙、顧嘉棠、康心如等賭牌九，壹夜之間輸了10余萬元，他開出墨條向川康支取，適因市場銀根甚緊，寧即拒付，以至劉、寧矛盾日益加深。抗戰勝利後，劉航琛把川康所存外匯美金30萬元投入利濟輪船公司，事前寧毫無所知，因而寧感到川康底子挖空，前途險惡，職責所在，有拖累之虞。乃決意脫離川康。經王陵基出面調解，以範紹增為例，退股分家。按原股每萬元退21萬計算，***約退法幣20多億元了結。
劉航琛排擠了商業、平民兩行的勢力，退掉了範、寧等人的股款，擴大了他的股權，就是以劉湘名義投資的股款，也七轉八轉的化為己有。隨著川康的不斷增資，到1949年，劉已攫取川康股額70%，完全控制了川康。 川鹽銀行前身是“重慶鹽業銀行”，壹直是當時鹽運使王纘緒支撐的。1932年7月，經改組更名為重慶川鹽銀行，由吳受彤出任董事長，實行董事長制，大權獨攬。資本主要是鹽商籌集，資力較為雄厚。劉航琛對川鹽壹向垂涎，他極力拉攏吳受彤，曾助吳投機印花煙酒庫券，使吳得利甚豐。1935年又同康心如、潘昌猷等，支持吳受彤當上重慶銀行公會主席。吳對劉亦十分欽佩。吳、劉2人平素間互相標榜，彼此賞識，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的知遇情愫。在川鹽選舉第二屆董事會之前，吳便拉了劉航琛和唐華、甘典夔等二十壹軍財政幹員入股，使劉得以當上川鹽銀行董事。1937年吳病危，他召見行內主要負責人再三囑咐：“劉航琛是個人才，辦法多，各方面走得通。川鹽董事長壹職，非劉莫屬。”“托孤”後不久，吳病故，董事會即推舉劉航琛代理董事長職務，並由石竹軒、陳麗生、何說巖、曾子唯、馬紹周等人赴大溪別墅迎劉勸駕。劉是壹個以擴經濟實力而發展政治勢力的野心家，對於這個已經打好基礎的川鹽銀行，覬覦已久，當然樂於接手。1938年春，董事會正式改選，劉即真除董事長。
川鹽向被王纘緒視為掌中之物，劉航琛奪得董事長，戰勝王纘緒，即以四川財政廳駐渝辦事處主任何九淵為川鹽董事會主任秘書，代行董事長職務，以田習之為川鹽稽核室主任，以四川省銀行上海辦事處主任席文光為川鹽香港辦事處主任，牢牢控制著川鹽。隨後，劉航琛為王纘緒所迫，逃去香港時，表面上以曾子唯作董事會臨時召集人，暗中仍以何九淵聯絡渝幫股東，田習之聯絡江津幫股東，掌握實權，把王纘緒親信、西充幫的郭松年、楊鼎新等人排斥在外。渝幫同江津幫聯合起來。以重慶警備副司令兼參謀長謝秉之（江津幫）代理董事長，保證“劉來謝走”。王纘緒仍未奪得董事長，憤而派人刺殺了何九淵。1940年1月，劉航琛由港返渝，謝秉之交卸，川鹽仍歸劉掌管。
1949年，劉先後收買了石竹軒、王纘緒、唐華、鄧宅華、郭松年、陳介生等人的股本。通過這次收買，劉航琛在川鹽的股權達資本總額70%。 劉航琛挾持川康、川鹽兩行的資力，儼然是重慶金融界的巨頭。在工商各業四處插手，廣為投資，進行擴張，壹時聲勢赫赫。
1930年，軍閥、鹽商曾子唯，挾持康心如，強迫美豐銀行退股。劉航琛借此插手，以劉湘名義收購曾子唯的股票。康心如為了投桃報李。送劉2萬元股本，並安為美豐銀行董事。從此，劉對美豐視同川康壹樣，遇事都給照拂。康心如想利用劉航琛主持的川康銀行力量，以加快美豐發展速度。而劉航琛則因川康的政治色彩濃厚，利用美豐的資力以鞏固川康。經康心如與劉航琛商定，仿照上海南四行成立聯合公庫的先例，於1934年10月，成立“川 （康）美（豐）聯合營業事務總所”，由兩行董事會推劉航琛任總所主任，康心如任副主任。首先在成都開辟業務，由總所派康心遠、胡浚泉分任美豐、川康成都分行經理，分工合作，統算盈虧。但辦了壹年，在業務上、人事上、房屋使用上，都發生問題，終以得不償失而解體。劉、康兩人關系卻始終拉得很緊。
楊粲三主持的聚興誠銀行，素稱殷實，劉航琛向欲染指。他組織川康殖業銀行時，便以聚興誠的楊粲三、張茂芹為董事。1931年申匯大跌期中，劉與楊合作，由川康、聚興誠兩行從上海錁回現洋八九百萬元，彼此分潤不少。1933年中匯大漲時，劉航琛又叫川康借給聚興誠銀元50萬元，並代為辦妥打錁護照，使聚行賺得壹筆可觀匯水。但楊粲三對軍閥勢力素有戒心，盡管在1930年口頭上曾對劉航琛表示：“我們先訂合同，如果妳將來下臺，請到聚行擔任總經理。”實際上生怕軍閥勢力的滲入。1935年，聚行存戶陳子安等3人，具名向四川省財政廳控告楊家經營的謙吉祥和外國貿易部虧折甚大，楊家人實際上已無條件再作無限責任股東，故須查帳等等。劉航琛抓住這壹機會，以財政廳長身份密令重慶市長張必果到聚行查帳。將聚行的財產目錄、往來帳、房地產帳等提去。繼後又叠次派員到聚行索閱事務委員會、股東會的會議記錄、立案文件、資產負債表等。楊粲三對這突如其來的橫禍，壹時莫名究竟，乃叫任望南出面，向各方探詢情由並進行調解。這時何北衡以探告人的代表身份出現。提出只要改組聚行公司組織，查帳問題即可解決。並還具體要求，要讓劉航琛及其相近的幾個人都參加聚行股份。楊始恍然大悟。乃就近求情於重慶行營秘書長楊永泰，由揚永泰專電劉航琛謂：“……擱而言之，殊非善策，萬壹因此而發生川省金融之劇變，則吾輩責任又不能避也。”囑對聚行查帳壹事早作處理。結果迫使楊粲三於1937年將聚行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接納劉航琛為常務董事，入股4萬元了結此案。
潘昌猷經營重慶商業銀行．倚仗其兄潘文華的勢力，在重慶金融界爭衡，同劉航琛素來不和。1936年，國民政府發行“統壹公債”，規定公債按票面七折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拍板成交。潘購進大量公債，進行睹博。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全國各地金融市場掀起巨大風潮。銀根奇緊，公債狂跌，重慶銀行損失頗大，每天提存擠兌。吵鬧不休，出現嚴重危機，弄得潘昌猷焦頭爛額。劉航琛知道後，想趁機進行宰割。重慶銀行向四川省銀行借款應急，劉以省行總經理，斷然拒借，還煽起商界向重慶銀行提存，甚至去“下架子”。同時又以財政廳長身份去見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和財政監理處處長關吉玉，主張在這次金融風潮中，關閉重慶銀行等幾家投機慘敗的銀行。以解救其他銀行渡過難關。經潘昌猷向顧祝同等亟力表白，顧、關考慮到潘文華的關系，乃沒有采納劉航琛的意見，並叫潘昌猷向四川省銀行辦理抵押日拆，以應急需。劉航琛還是只同意辦理3天日拆，卡住潘昌猷。後由於楊粲三的主動支援，調撥頭寸，潘才渡過難關，沒被劉航琛卡死。
劉航琛以川康、川鹽兩行為支柱，大搞擴張，大量投資各工商企業，發展經濟勢力，適應其政治上的需要。方式上，有的是他主動創辦；有的是別人創辦約他參加，以壯聲勢；有的趁增資改組時打入；還有的是迫使企業請他參加。投資範圍，在工礦企業方面：有重慶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四川水泥廠、大華生絲公司、川康興業公司、華西興業公司、益和木材公司、潤記營造廠、平光機器廠、華源織造廠、西安益世印刷廠、四川絹紡廠、民生公司、利濟輪船公司等等；在商業方面：有中國國貨公司、和源豬鬃公司、重慶豬鬃公司、南洋煙草公司、中復公司、四川旅行社等等；金融保險方面：有重慶銀行、美豐銀行、聚興誠銀行、華康銀行、大夏銀行、和通銀行、興華保險公司、太平洋保險公司等等，還有新聞事業的《商務日報》、《新民報》、《益世報》等。他自己說：“除了沒有做大糞生意而外，其他的生意大概部做了。”他投資金融、保險、信托事業，是企圖利用資金滲入或加強聯系，俾能獲得巨額利潤分配；投資商業則主要是囤積投機，以圖暴利；投資新聞事業，是希圖成為他在政治經濟活動方面的工具。例如他投資《益世報》（天主教主辦）完全是為了攀附天主教南京主教於斌，另有所圖。他到處投資，大大擴張了個人實力。 1945年抗戰勝利了，劉航琛認為是發展個人野心的良好機會。他說：“抗戰期中，重慶是經營重心。抗戰勝利，上海是經營的前線，重慶是後方。將來紐約是經營的前線。上海是後方。”因此，他在重慶以川鹽、川康兩行聯合了寶元、沱江、渝新、電力、水泥、絲業、廣利、華西、滬西等公司、銀行、廠礦、行號***18家，設立了壹個“聯合經濟研究室”，以劉正華為主任，撥資2萬美金．搜集有關經濟情報，打算發行《經濟通訊》月刊，以應各單位發展，業務之需。同時，他又在上海九江路川鹽銀行二樓成立了川鹽、川康、和源、利濟、電力公司等5單位的聯合辦事處，以塗重光任總秘書，以期實現他所渭的“使業務日臻現代化”。
1947年他又把川康總管理處遷到上海，並再度調整機構，在總管理處之下，劃上海、重慶兩個管理區。以漢口、南京、天津、廣州、香港等地分行屬上海區，成立上海區行。以西南各地的分支行處，屬重慶區，成立重慶區行。兩個區行的壹切業務經營人權由劉航琛獨攬。
他把經營的重心移到上海之後，於1946年，他夥同四川旅行社總經理汪代璽，拉上青幫頭子杜月笙、顧嘉棠積極籌辦利濟輪船公司，劉航琛任董事長，由其親信塗重光任總經理，汪代璽任協理。於斌答應把天津教區現有的壹艘輪船交劉經營。李宗仁也表示，他正籌設壹家海洋輪船公司（劉航琛曾挪用川康壹筆外匯投資該公司），將來可交劉航琛辦理。劉滿以為有李、於的支撐，壹定可以壓倒壟斷川江航運的民生公司。進而可以向海運事業發展。他為了開辦利濟輪船公司，挪用了川康、川鹽兩行大量外匯作為投資，由汪代璽介紹收買了“利濟”、“利華”兩條破爛不堪，載重3000噸的海輪，花掉美金60萬，經過多次大小檢修，才勉強航行於津、滬、穗、港之間。公司計劃另訂新船兩艘，壹艘取名“利鏞”（杜月笙名鏞），另壹艘叫“利航”（劉航琛），準備航行國外，擴大海運事業。由於“利濟”、“利華”兩輪耗去的檢修費和遭受停航損失太大，連同購船價款，總計花了百萬美金以上，訂造新輪，還須另籌資金，乃未實現。 劉航琛野心勃勃，正圖力求壹逞；國民黨政權由於發動全面內戰，受到致命打擊，也正在土崩瓦解，東逃西散，財政金融全面崩潰。在這樣情形下，劉航琛傾註全力經營的利濟輪船公司，李宗仁、於斌的許諾都未兌現，而海運業務清淡，本身人員臃腫，財力薄弱，經營不善，“利濟”、“利華”兩輪長期停在香港，拖至1949年下半年，船員工資發不出而罷工，汪代璽無法解決，最後由總經理塗重光親到香港把輪船賣掉遣散職工了事。利濟的破產，給川康、川鹽兩行帶來了重大災難。特別是川康，從1946年起，陸續投資利濟法幣439．85億元，1948年又增資金圓券9．6萬元。川鹽投入利濟股本美金20萬。劉航琛還挪用了川康美金30萬和川鹽美金25萬給利濟周轉。還把和源豬鬃公司外匯40萬美金，強作對利濟的投資。更妙的是杜月笙、顧嘉棠見勢不妙，將投入利濟股本美金20萬，逼著劉航琛以部分投資轉為川康借款。這樣，川康就為利濟背上了沈重包袱，亦成為川康破產的另壹致命傷。
1949年10月，劉航琛攜眷逃竄香港後，川康銀行已面臨內外交困絕境，衷玉鱗出任董事長，當時川康急需解決的：壹是對外負債中有部分系軍款，催提甚急；另壹個是決定裁遣職工90余人的遣散費和留行數百職工的生活費，需巨款應付。衷玉麟為此曾兩次飛香港要求劉航琛解決，劉不得已，先後交由他女兒劉敬蓉帶來黃金200余兩，並挪用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港幣200萬元匯渝，由川康和重慶豬鬃公司各用半數，終無濟於事。截至1949年11月半期，川康對外負債尚有28萬銀元之巨。在重慶解放前夕，軍官們向川康逼提存款愈趨嚴重，危及生命安全，所有經副襄理都逃避壹空，衷玉麟成了劉航琛的替罪羊，只好施展脫身之術，匆匆宣布川康停業，帶著被蓋到龍王廟警察所投案，借以暫時獲得庇護至重慶解放。
1949年4月，川鹽銀行萬縣幫石竹軒掀起倒劉風波，劉航琛改組董監會，以何兆青任董事兼總管理處業務經理，準備整頓業務，終因蔣政權面臨覆滅，市場混亂，渝分行頭寸尚差黃金400余兩，多方設法填補無著，情況極為窘迫，更由於劉航琛到處投資，把資金扼死在許多企業裏，“搖得動，扯不出來”。只好自食惡果，被迫接受高利貸借款來維持。但是，付出高利金額日增，差額更大，形成無法填補差額的嚴重局面。到6月8日川鹽已無力應付存戶的大量提存，只得關門暫時擱淺。壹時聚集在行內數百戶存款人，要求償還本息，責罵不休。何兆青急電香港劉航琛請求接濟，劉派女兒劉敬蓉飛渝攜帶黃金400兩、美鈔2000元。繼後，川鹽又派張政績飛香港向劉取回黃金100余兩。以這些金鈔掉換成銀元，陸續償付各存戶，8月中旬後業務逐漸恢復。不久國民政府發行銀元券當硬洋使用，不到兩月，貶值如廢紙，鬧得市面無市，許多商業銀行無形擱淺，川鹽亦不例外，只有第二次關門。解放後清理，資不抵債，宣告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