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徹底改變這種模式，必須增加現有生產要素的成本，尤其需要控制人口。同時可以通過加大教育投入來提高人力資源成本。
貿易順差——中國延續數百年的盈利模式。
壹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即貿易順差)這“三駕馬車”驅動的。2005年，在國內消費和投資略有下降的情況下，中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進出口總額占GDP的64%，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頭號主力。在過去的10年中，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表1)，貿易順差無疑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重要盈利模式。
其實早在幾百年前，中國就選擇了這樣的盈利模式，憑借人力資本的優勢獲得貿易順差。鴉片戰爭前，中國GDP壹直位居世界第壹(壹般估計占世界20%以上)。1689年，英國和中國在廣州正式建立貿易，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國。中國出口絲綢、瓷器等。對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保持了65，438+000多年的貿易順差地位(表2)。於是，全球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而歐洲卻出現了貴金屬貨幣的短缺。
除了歐美貿易，中國在與東南亞國家尤其是日本的貿易中也保持順差地位，從日本獲得該國生產的大部分白銀。據估計，從1550年到1800年的250年間，中國* *獲得白銀約12億兩，約占該時期世界白銀總產量的壹半(Barrett，Ward.1990)，其他學者保守估計也認為中國在該時期。總之，這麽大的貿易不平衡，壹定會導致帝國主義列強不擇手段搶銀。1840鴉片戰爭的直接原因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走私鴉片獲取白銀。
靠貿易順差拉動經濟增長的路越走越窄。
2005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11420億美元(據美國統計約為1700億美元)，高於中國的全球貿易順差總額，美國貿易逆差總額的1/4來自中國。截至2005年底，中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8189億美元。如果加上香港的1243億美元，中國將超過日本成為外匯儲備最高的國家。中國現在的貿易地位和外匯儲備確實和200年前差不多。
那麽，二戰後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霸主的美國，是否會像當時的英國壹樣，對中國發動“戰爭”？我覺得，畢竟人類文明進步了壹百多年。今天，信息傳遞的速度和對稱性大大提高，避免戰爭的能力也相應提高。但問題是，通過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持續實現貿易順差的模式能永遠持續下去嗎？
事實上，隨著中國外貿依存度的不斷提高，中國與歐美的貿易摩擦也在不斷升級。2005年堪稱貿易爭端年。歐美關於中國紡織品特保的爭端是建國以來影響最大的國際貿易爭端。中國雇傭的人數之多，涉及的出口額之大，在中國的外貿糾紛中是前所未有的。2006年新年伊始，歐美再次對中國制鞋業提出反傾銷措施。據說中國有4000多種商品被進口國調查。除了反傾銷、反補貼、特保措施等非貿易壁壘，西方國家對中國匯率政策和知識產權保護的批評越來越頻繁。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依靠這種模式推動經濟增長將越來越困難。
而且這種具有低人力資本優勢的外向型經濟模式，也對中國自身的生存環境造成了長期的負面影響。到了清代，由於絲綢出口需求大，東南各省大量砍伐森林種植桑樹，人口膨脹導致的糧食需求增加也導致了毀林開墾的後果。所以中國森林面積的減少並不是近幾十年的事情，實際上可以追溯到17世紀。如今，傳統的出口品種已經被紡織品、服裝、鞋帽、玩具等所取代。，但本質上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還是在延續二三百年前的比較優勢。當然，與以往不同的是，境外企業在中國經營的加工出口貿易和純出口貿易幾乎平分秋色，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工廠(而非真正的世界工廠)，背後的原因是因為取之不盡的廉價人力資本。可見，中國對外貿易的比較優勢幾百年來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200多年前因對外貿易活躍而經濟富裕的嶺南、江浙等沿海地區，也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然而，在我們獲得了可觀的白銀或美元的同時，在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我們又失去了什麽呢？就是生活環境。中國作為廉價勞動力的最大供應國，必然會有人口密度高的問題？雖然我們現在是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但與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相比，我們的貿易地位恐怕還不如當時(當時中國與各國的貿易都是順差)；多年積累的80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僅相當於美國去年GDP的6%，與200年前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白銀財富的事實無法相比。而且這種紙幣形式的儲備往往是由人來控制的，它減少了中國控制貨幣政策的空間。付出巨大的代價來獲取微薄的利潤，是中國目前的貿易盈利模式。
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盈利模式
我們來看看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盈利模式。歐洲比中國更窮，所以成群結隊的冒險家有了去東方淘金的沖動。哥倫布發現美洲後，歐洲國家大量移民到該地區，並在那裏開采白銀，與亞洲國家交換貨物。歐洲商人也了解到非洲很多地方的貨幣是貝殼，於是把馬爾代夫買來的貝殼運到非洲換取奴隸，給歐洲帶來了廉價勞動力。當然，最終讓歐洲富裕起來的是18世紀的工業革命，列強從中獲得了世界技術領先地位，並把這種技術作為對別國資源的掠奪。比如19世紀，英國成為擁有眾多殖民地的“不落帝國”。
如今，雖然遊戲規則文明了許多，但西方國家在全球貿易中無疑仍處於有利地位。他們憑借技術優勢和跨國經營策略，總能以最低的成本主導各種生產要素，然後在全球範圍內銷售擁有專利技術或知名品牌的所謂高附加值商品(比如LV箱包的高價只體現了其品牌而非使用價值)。
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需要幾代人的時間。
現在大家已經意識到依靠外貿拉動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希望通過擴大內需來改變經濟增長方式，但問題是理想和現實總是有差距的。比如中國壹個每年出口50多億雙鞋的制鞋企業，很難通過擴大內需來消化產能。又如，早在第八個五年計劃中，我們就提出了“從粗放型經濟增長向集約型經濟增長轉變”的目標，至今也沒有實現。這說明人們總是傾向於用最少的成本或者隨手可得的東西來獲得最大的回報。有人說，中國之所以沒有發生18世紀英國那樣的工業革命，是因為中國的人力資源成本比英國低。英國紡織業氯漂白技術的發明和普及是因為英國日照不足(暴露漂白)，這似乎是有道理的。因此，在現有人力資源成本仍然較低的情況下，改變中國的貿易盈利模式似乎是不可能的。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能只停留在規劃和口號上，必須增加現有生產要素的成本，比如土地成本、能源成本、環境成本，尤其需要控制人口。筆者認為，雖然中國實行人口控制多年，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正如我們低估了服務業在GDP中創造的價值壹樣，中國的實際人口，尤其是非城市戶口的人口，可能被低估了，因此需要加大對農業人口和城鄉流動人口生育控制的投入，此外還可以通過加大教育投入來提高人力資源成本。
簡而言之，中國目前的貿易驅動型盈利模式仍將繼續，但會越來越困難。徹底改變這種模式至少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但如果現在不采取有效措施，恐怕受害最大的還是我們的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