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對資本賬戶與經濟增長二者關系研究的深入，理論界已不滿足於僅從總體上對所有國家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因此許多學者從具體國家個案出發研究二者的相互關系。
Luis A.Kasekende對烏幹達資本賬戶開放的研究表明，國內儲蓄不足、資金短缺的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開放的主要收益在於：能夠通過開放資本賬戶來引進國外私人資本以提高投資率，能平滑消費、分散風險(尤其對烏幹達這樣外匯收入明顯隨季節變動的國家更是如此)。事實證明烏幹達在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並沒有發生人們所擔心的大量短期資金流人的狀況。因此總的說來烏幹達的資本賬戶開放政策對經濟增長有推動作用。
Jang C.Jin檢驗了朝鮮1953—1999年開放與經濟增長二者的相關性，檢驗結果表明二者呈顯著的正相關，但近幾年來這種關系日趨弱化，可能是近幾年進口不再像以前直接依賴出口增長的緣故。
James Crotty和Kang—Kook Lee認為韓國在1997年之前和之後所采取的自由化政策對經濟都造成了損害，他們對韓國用新自由經濟模式代替原有的政府導向、銀行為基礎的經濟模式的做法能否給韓國帶來福利提出質疑。
Basudeb Guha—Khasnobis和Saumitra N.Bhaduri研究印度在金融自由化條件下金融機構資源配置功能的效果。結果表明，在金融自由化的最初幾年間向更有效的部門流動的資本並沒有增加，因此整個經濟的投資分配效率並沒有提高；而且在1991年宣布金融自由化之後的幾年間，中小儲蓄者的資金使印度股票市場的可用資金劇增，但由於印度的公司對資金的運用缺乏遠見導致劇增的資金並沒有帶來相應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投入資金的分配效率並沒有提高，而只是壞的投資的開始。因此金融自由化對印度經濟的增長並沒有推動作用。
Firatdemir研究了土耳其“失去的十年”間的經濟表現，分析了公***部門及國內銀行在金融危機復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外債與資本外逃之間的關系後，得出外債和資本外逃存在雙向的關系。這也正是引起土耳其經濟危機的關鍵。即由於金融自由化導致的外債過快增長加上資本外逃的催化作用使土耳其經濟在“失去的十年”間出現停滯甚至是倒退。
三、資本賬戶子賬戶開放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壹)直接投資賬戶開放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盡管國內外經濟界對外國直接投資(FDl)與經濟增長兩者的關系還沒有壹個壹致的結論，但隨著近幾年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支持FDI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學者越來越多。他們強調FDI可促進技術進步、提高效率和生產率進而推動經濟的發展。
1.有益說
在實證研究中，學者們發現了許多FDI有利於經濟增長的證據。如對於經濟發達國家而言，經濟發達國家國內企業的生產率與外國公司的進入有關；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外資企業越多東道國的生產率越高，如FDI在墨西哥(Kokko and Zejan，1994；Blomstrom， 1996)、烏拉圭(Blomstrom，1996；Kokko and Zeijan 1994)、印度尼西亞都有利於經濟增長。DeMello(1996)選取了拉丁美洲國家的樣本並證明FDI與經濟增長正相關。Kevin Honglin Zhang使用中國1984—1998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FDI有助於中國經濟的轉型、增加收入。這種正向的影響似乎隨時間而增強，而且對沿海地區的影響比內陸地區的影響大。 Jean—Claude Berthelemy和Sylvie Demurger的模型則強調了外國技術轉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並說明經濟增長反過來會影響外資的流入。他們用1985— 1996年中國24個省的數據實證證明FDI對推動中國各省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並且說明FDI對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Dees(1998)也發現FDI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有很強的解釋力。
2.不利說
Ana Balcao Reis認為雖然FDI看起來可推動經濟增長，但由於資本收益轉移到國外，FDI可能降低社會總體福利，因此從長期來看FDI不利於經濟的增長。Anthony Bende—Nabende研究了1970—1996年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結果表明FDI刺激經濟增長，特別是通過人力資源、做中學的效應對經濟發生影響，但FDI流入對最不發達的國家有負面影響。Usha Nair—Reichert對24個發展中國家研究後認為投資 (包括國外國內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僅存在偶然的聯系。國內投資似乎與經濟增長有較強的暫時的相關性，但不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Rodrik (1999)也對FDI能夠刺激當地企業發展進而推動東道國經濟增長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國內出口企業生產效率高並不壹定是外資企業推動的，在出口部門的國內企業生產率比在其他部門的國內企業高是因為他們要面對國際競爭。Aitken和Harrison(1991)對委內瑞拉的研究卻沒有發現FDI與經濟增長有顯著相關性。Harrison(1996)研究發現摩洛哥和委內瑞拉的合資企業的生產率水平要比國內企業高，盡管沒有證據表明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有推動作用。但他指出在短期內FDI可能通過強占國內市場份額、降低國內企業的資本利用率對國內企業有負面影響，而在長期內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還是有推動作用。
其他反對FDI有利於提高經濟效率的學者還有 Kmgman(1998)及Razin，Sadka和Yuen(1999)。Krugman (1998)堅持認為，在經營國內公司方面國內投資者比外國投資者更有效(否則外資就是東道國的第壹個投資者而不是國內投資者)。而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國內投資者的流動性可能變弱(而外資卻不會)，對外國企業來說接管或收購壹個中流的項目變得有利可圖。但國內資產通過這種方式向外資轉移比轉移給國內企業更低效，因為這種轉移僅僅是外資的現金流充足，並不是由於外資技術和管理先進才進行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Krugman推翻了外資是因為具備了特殊的優勢或能更高效地經營國內企業的能力才接管收購國內企業的觀點。Razin，Sadka和Yuen(1999)則認為，上述現象是信息不對稱的表現，FDI的投資者可以獲取關鍵相關企業的內部信息，比國內投資者更具有信息優勢。因此，在國內股票市場上交易跨國股票時FDI的投資者就比國內投資者處於更加優勢的地位。但也正是由於外國投資者比國內投資者掌握更多信息，在對未來國內股票市場交易機會進行預測時，外國投資者往往比較過激，進而導致他們投資過度、低效。
3.有益說的發展
正因為不同學者對FDI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的觀點不壹致，所以有學者對有益說進壹步完善，提出了FDI促進經濟增長的前提。
(1)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推動作用的大小依賴於國內外企業的技術差距的大小。也就是說，FDI的推動作用大小有賴於國內企業吸收外來技術的能力。如Imbriani和Reganati的研究表明，外資對意大利技術差異小的企業效率提高作用大於那些技術差異大的企業。Blomstrom(1986)對墨西哥的研究也表明，外資對部門內生產率差異大的企業推動作用小，而對部門內技術簡單的企業推動作用大。Kokko等 (1994)在對墨西哥和烏拉圭的研究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Borenzstein，DeGregorio和Lee研究發現，DI通過兩個渠道推動東道國經濟的發展：壹是通過吸引更高水平的國內投資來擴大總投資規模；二是通過先進技術與東道國人力資本的融合推動國內投資和產出增長。FDI是國際間技術轉移的主要渠道，並有利於經濟增長，而且這壹效應會隨著東道國人力資源水平的提高而增大。
(2)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推動作用的大小依賴於東道國的投資環境。Moran(1998)認為，自由的投資環境有利於外資企業推動作用的發揮，這是因為自由的投資環境可以吸引更多的有活力的外資企業到本國來，而這些外資企業本身具有許多優勢，如規模大可享受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卓越的管理等。自由的投資環境還可鼓勵出口導向型企業，這些企業是跨國公司全球生產銷售網絡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些公司可以提高母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力並在全球範圍內獲取最大利潤，因此母公司願意為東道國子公司提供新技術、加快技術更新速度、加強對成本與質量的管理以及為公司管理和人力資源的發展提供相應的服務與支持。另外，Ernst(1998)發現 FDI在國內管制嚴格的條件下，在利用先進管理體系包括質量控制系統和適時存貨系統方面均存在時滯。Blomstrom(1995)發現，通常國內對FDI的管制都會對引進技術產生負面的影響。
(二)證券投資賬戶開放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1.有益說
堅持這壹觀點的學者從不同路徑實證證明證券投資賬戶開放有利於推動經濟發展。如資本市場開放自由化可以降低資金成本進而增加額外投資。因此資本市場開放就意味著更加高效的市場進而推動金融、經濟的發展(Bekaert，Harvey and Lundblad， 2001)。資本市場自由化可以使東道國獲得最先進的金融技術，進而推進經濟增長；同樣更好的金融政策和金融體系也能推動經濟的增長(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Bencivenga，Starr and Smith，1996)。 Bekaert等(2001)還發現，在以5年為周期的期間內金融自由化能使人均GDP增長1%。為了證實該結論的準確性，Bekaert分別采用不同的自由化基準時間、不同的國家組合、不同的計算標準差的權數、不同的衡量經濟增長的基準時間做了檢驗。但值得註意的是，這些檢驗沒有考慮宏觀經濟改革的影響，也沒有反映經濟周期的影響。kevine(2001)認為，放松證券市場的管制有助於提高證券市場的流動性，證券市場流動性提高可以提高生產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另外Levine(1996)詳細論證外資銀行進入可以給經濟增長帶來的益處：(1)降低外資銀行進入的門檻可以使壹國金融部門與國際金融資本市場聯系更加緊密；(2)放松對外資銀行進入的管制可以刺激競爭，提高國內金融市場的競爭力，而且外資銀行進入可以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國內銀行的質量、定價能力和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務；(3)外資銀行進入可以推動國內金融政策的完善和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這壹系列環境改善反過來又會推動國內金融發展。另壹方面，Levine承認外資銀行進入也有許多負面的影響，如國際資本外流、外資控制國內金融市場而且外資僅追求利潤最大化卻不會考慮東道國的金融安全。
E.Han Kim和Vijay Singal通過檢驗新興市場國家自允許外資進入股票市場以來的經驗來研究資本流動有關收益和風險關系。結果表明，股票市場全球化會使股價顯著上漲，但卻沒有伴隨股票收益波動的增長；而且股票市場開放後通貨膨脹的波動顯著降低，匯率的波動也降低，這有利於該國宏觀經濟的穩定，也有利於經濟的增長。Yuan K.Chou和Martin S. Chin認為，金融自由化通過提高利率、金融新產品創新來影響金融中介的效率，通過資本集中的過程來推動經濟增長。Wi Saeng Kim.Esmeralda Lyn和Edward J.Zychowicz研究認為，股票市場自由化可能降低現有體系對公司治理機制不支持的無效率狀況。Peter Blair Henry認為，股票市場自由化可以促進私人投資的增長。
無論從哪個角度論證國內資本市場開放有利於經濟增長，學者們都認為它是系列金融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在資本市場之前首先要保證宏觀經濟穩定(包括財政和貨幣政策)、建立合理的市場價格體系，對公司顯性或隱性的稅收或補貼應該取消，並鼓勵國有企業私有化。資本市場開放應該與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同步，而且還應該與對外實物經濟的自由化(取消貿易壁壘及開放經常賬戶)同步或略晚於對外實物經濟的開放。最後，資本管制將隨著資本賬戶實行匯率浮動制而取消。
2.不確定說
與以上觀點不同的是，有的學者認為證券投資賬戶與經濟增長二者的關系不確定。其代表人物是 Joseph E.Stiglitz，他認為資本市場開放對產出增加、經濟增長既有促進作用也有阻礙作用。積極作用表現在：(1)資本市場開放可以使國民生產總值(GNP)最大化；(2)國際競爭可激發資金需求，進而建立壹個極具吸引力的經濟環境；(3)資本市場開放後，政府或微觀經濟體均可通過投資或避險工具多樣化來穩定經濟；(4)壹國的資本市場開放對於世界其他國家而言也是擴大了融資的來源；(5)資本市場開放也可由商品服務市場開放類推。但資本市場開放也有消極作用：(1)金融資本部門與普通商品服務部門不同，不能將資本自由化與貿易自由化簡單類比；(2)雖然資本流動不是引起經濟不穩定的原因，但它確實加速了經濟動蕩，嚴重時甚至導致金融危機；(3)認為資本市場自由化可最大化GNP有壹定道理，但忽略了經濟發展中的壹個核心的問題，即資本並不是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最終動力；(4)資本市場開放可擴大資金來源這壹觀點也有問題。更多的短期資本流人能提供基礎投資嗎?對短期資本流人的限制會阻礙FDI或其他長期投資嗎?答案是不會。因此，積極與消極二者合力作用的最終結果具有不確定性。資本市場開放對壹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最終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有賴於該國對資本賬戶的控制是否有效。Hiroyuki Kawakatsu和Matthew R.Morey研究了 9個新興市場國家，結果表明自由化並沒有提高新興市場的有效性。另外RobinHangLuo和ChunJiang分析了中國1993—2004年的數據，得出經常項目自由化、資本管制放松與中國股票市場的收益並沒有顯著的聯系。因此，資本賬戶開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
四、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國內研究現狀 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因此資本賬戶開放問題也是國內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對於資本賬戶開放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國內也存在不同的觀點。壹方面，認為資本賬戶開放充滿風險(高海紅，1997；姜波克，1999；張禮卿，2004)；另壹面，它又可能對壹國經濟產生積極影響(胡祖六，2001)。對於資本賬戶要有序的開放才能有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這壹觀點，國內學者基本已形成***識(管濤，2002；余永定，2003；潘英麗，2004；景學成，2004)。對資本賬戶開放與經濟增長二者關系定性的研究多，定量的研究少；資本賬戶開放的風險、前提及開放策略的研究多，而資本賬戶開放影響經濟的路徑的研究少。因此中國在通過資本賬戶開放促進經濟增長和國民福利改善方面，有關資本賬戶開放的收益、促進增長的條件、金融發展和制度改善等促進增長的路徑等問題都需要進壹步研究。 國際上對資本賬戶開放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的認識歷經“華盛頓***識”到“華盛頓分歧”再到“華盛頓新的***識”的反復爭論，湧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通過對這些研究的分析可以得出許多有益的啟不。
1.國內外現有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資本賬戶開放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方面。這是因為經濟發達國家的資本賬戶相對於發展中國家已是開放和自由的，因此研究資本賬戶開放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具有現實和實踐的意義。
2.研究顯示，在資本賬戶開放是否促進經濟增長方面明顯存在國別差異。有的學者認為二者正相關，有的學者認為二者負相關，還有的認為二者的關系不確定。對資本賬戶子賬戶(直接投資賬戶和證券投資賬戶)開放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並無壹個壹致的觀點。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現有研究采用的樣本國家、計量指標、研究所涵蓋的時期不同和實證檢驗方法不同等等，因而得出結論也不同。但筆者認為除了上述已認識到的多種不同原因造成各學者研究結果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各個國家的經濟、文化、政治等發展水平不同，因此並不存在壹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有關資本賬戶開放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定論。
3.資本賬戶開放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應存在對完善的體系和制度的路徑依賴。因此，有必要找出中國資本賬戶開放促進經濟增長的路徑，使中國經濟獲得全球化的福利收益；否則，在金融體系脆弱、缺乏相關制度保證下開放資本賬戶收獲的必然是痛苦。
4.對資本賬戶開放如何促進經濟發展的路徑研究方向的轉變。從經典的或內生增長理論強調各種要素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推動經濟增長轉向從金融發展及制度因素方面探求資本賬戶推動經濟增長的路徑。
因此，有必要對中國的具體國情及經濟狀況進行定量分析，並找出資本賬戶開放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有效路徑，得出資本賬戶在中國這壹特定經濟體內與中國經濟增長的特殊關系，以此作為指導制定中國在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的各項相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