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實業家，原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霍英東曾講到他在改革開放初期親身經歷的壹件事，他說："當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那壹年，首都機場出現了壹幅體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面的壁畫《潑水節--生命贊歌》，其中壹個少女是裸體的，這在內地引起了很大壹場爭論。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
壹幅裸女壁畫，竟被敏銳的香港企業家視作內地改革開放的"風向標"。在霍英東看來，“放”還是“收”？以小見大，“春江水暖鴨先知”，地處首都國際機場這樣壹個特殊場所的壁畫，壹定程度上能反映內地開放的決心和尺度。
這事按現代人的眼光會覺得不可思議，可在當時卻在情理之中。畢竟中國剛從十年文革走出來，許多人對政治運動還心有余悸，更何況像霍英東這樣的準備到內地投資的香港企業家；實際上，那時對內地的開放政策的穩定性長久性有顧慮的又何止霍英東壹人？
究竟是什麽樣的壹幅壁畫竟被賦予了政策風向標的特殊含義？它是在什麽背景下由誰創作出來的？這幅畫後來又引起什麽樣的爭議和風波？
時任首都機場建設總指揮的李瑞環對袁運甫說：“我們有這麽多藝術家，為什麽不能搞搞創作呢？ ”
1978年，為了裝飾剛落成的首都機場候機樓，時任北京建委副主任、機場建設副總指揮的李瑞環請來了江豐、張仃等著名美術家，讓他們主持為機場創作壁畫，並表示畫什麽，怎麽畫，都由藝術家們討論決定。
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贊歌》的作者袁運生的哥哥，後來的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授袁運甫，在1978年受命擔任首都機場壁畫創作組副組長，他回憶：
大概1978年底的時候，中央工藝美院院長張仃先生找到我，要我參加首都機場壁畫的創作小組。他是組長，我是副組長，還召集了很多優秀的藝術家，其中有我弟弟袁運生。
李瑞環當時是機場建設總指揮，有壹天他把我叫到他家去，談這個壁畫的工作。李瑞環說，我們國家很窮，而且外匯儲備很少，建機場的許多原材料都要到國外去買，難度很大，需要精打細算。比如說機場裏邊的墻面，都按外國機場的裝修方法，要花很多錢。
“我們有這麽多藝術家，為什麽不能搞搞創作呢？”李瑞環說。
我聽了感覺他早有想法，把壁畫形式運用到機場，既省錢，又有文化意義，壹舉兩得。
而且他還很懂藝術規律。當時在座的還有全國政協管文藝的領導同誌，我們要向李瑞環匯報壁畫創作的具體計劃。關於什麽題材，什麽風格，李瑞環說：“妳們藝術家去討論，自己選定題材，文責自負就行了。”
這個自由度壹直保持到最後，我們的畫稿定出來要具體施工的時候，送去給李瑞環審批，他都不簽字，說這是“藝術家的事，我沒有資格來批準”。
畫家們聚在壹起討論，最後定下來要畫的，壁畫總面積將近500平方米，除了袁運生的《潑水節——生命的贊歌》，還有張仃的《哪咤鬧海》、祝大年的《森林之歌》、張國藩的《民間舞蹈》、肖惠祥的《科學的春天》、李化吉和權正環的《白蛇傳》，以及我的《巴山蜀水》等七幅。
壹直畫到1979年10月，首都機場壁畫才正式揭幕。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美術工作者第壹次大規模壁畫創作，被認為是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國美術界的壹個重大成就。
當時有海外媒體評論：中國在公***場所的墻壁上出現了女人體，預示了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
頗具藝術鑒賞眼光且思想開明的李瑞環對首都機場壁畫當時就評價：“首都機場候機樓的竣工，將來大出風頭的可能是美術，我覺得首都機場壁畫的成功，不僅是給候機樓增添了光彩，也是對我們基本建設戰線大型建築今後到底怎麽發展，開了壹個很好的頭。我和壹些同誌講，就其廣度來看，首都機場的美術，它在 歷史 上所占的地位，在世界上的影響，將壹定會超過費勁還大的建築工程。”後來事情的發展驗證了李瑞環的先見之明。
袁運生說，他覺得中國藝術，必須要過人體這壹關，尤其是公***建築，“不然中國永遠覺得好像畫人體就是件不得了的事情，老邁不出去這壹步”
1978年9月底，機場候機大樓落成，按先前的安排，機場召開了隆重的竣工大會，當時給機場創作壁畫的袁運生也出席了會議。會議中途，袁運生扯了扯坐在他邊上的壹個學生韓眉倫的衣角，小聲說“走，走”，隨後，同是袁運生的學生耿旭和曾小俊也悄悄跟了上來。
在路上，韓眉倫奇怪地問袁運生：“怎麽沒叫費老師和連老師（袁運生創作壁畫的合作者）？”袁運生回答：“就別叫他們倆，我壹個人來承擔這件事。“
“因為人多，傳言就多，事就多。我就想大家都走了，我壹個人跑去把那個畫了，因為這個事情在當時比較敏感。”袁運生說。
當時機場大樓門都鎖著，袁運生帶著幾位學生繞過機場大樓找到壹個兩米高的窗戶，沿著腳手架跳了進去。
整個機場候機大廳就只有他們四個人，韓眉倫對那次最精彩的觀摩終身難忘，她後來回憶：”袁先生現場畫，壹筆沒改，飛快地畫完了，就半小時，我們都屏住呼吸。”
為了這半個小時，袁運生思索了很久。他說：“（畫之前）我沒有和誰商量，”，他從內心深處覺得中國藝術，必須要過人體這壹關，尤其是公***建築，“不然中國永遠覺得好像畫人體就是件不得了的事情，老邁不出去這壹步。”
雖然中國已改革開放，但那仍是壹個“談性色變”的年代，別說裸體壁畫，即使畫人體模特都必須偷偷摸摸地進行。
“我這麽畫還有另外的想法：中國在公***建築上不能畫人體，成為壹個不成文的規定，既然改革開放了，這壹步應該邁出來。”袁運生把自己的壁畫當成是探路石，他說，“我就試壹試”。
袁運生後來說，盡管改革開放已經拉開帷幕，但是局勢還不是很明朗，他借此了解壹下政策的尺度。“既然改革開放，在藝術上也應該有所表示有所解放，把含糊其詞沒有說清楚的東西，讓它能夠明了，我覺得我就是想做這麽壹件事，只要我做了，沒問題了，那麽大家以後就知道尺度是什麽樣的。”
為達成此事，袁運生在素描稿上做了壹些調整。當時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華君武還問袁運生，“妳這個是裸體嗎”，袁運生指著人體素描外的壹道線，暗示人物是穿衣服的。
“我不能讓其他人有警覺，如果壹開始我就說要畫（裸體）的話，那肯定就沒戲了。我還是有壹點預謀的，當我在墻上畫這兩個人體的時候，我是借著有天下午大家都去開會，就剩我壹個人的時候。”這樣，新中國公***建築上的第壹尊人體誕生了。
多年後談及此事時，袁運生說：“正因為當時剛改革開放，所以我在畫的時候進行了這次嘗試，如果通過了，那麽將是壹個思想上的巨大飛躍，所以無論如何我都要畫這樣壹幅畫。”
鄧小平說：“為什麽有人反對畫人體啊，這有什麽好反對的““我看機場壁畫很好，應該出畫冊，要是能在城裏畫壹個更好，讓老百姓都能看到。”
“潑水節”壁畫完成之後，李瑞環來到現場。在這幅表現前衛的壁畫前，有人贊賞，有人質疑，也有人擔心，大家自覺不自覺地把目光投向李瑞環。李瑞環稍作猶豫，然後說：“先把房間的窗玻璃和門用紙張糊起來，不讓別人看到，等到領導人（鄧小平）看完之後再由他來決定。”
1979年10月12日，鄧小平、李先念等同誌……相繼到首都國際機場候機樓參觀了這些壁畫和其他繪畫，很多領導和藝術家看到《潑水節—生命的贊歌》都非常激動，認為這是壹個了不起的突破，紛紛叫好。
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鄧小平那天特別高興，站在那幅畫前，他看得很細致，然後說：“為什麽有人反對畫人體啊，這有什麽好反對的。”陪同鄧小平參觀壁畫的王震說：“這是科學。”李先念說：“中國有的人就是少見多怪。”
鄧小平接著說：“我看機場壁畫很好，應該出畫冊，要是能在城裏畫壹個更好，讓老百姓都能看到。”
《人民日報》於1979年10月14日對此作了報道：
在新落成的首都國際機場候機樓裏，壹批畫作受到參觀的中外人士稱贊。有人說，它標誌著中國壁畫的復興。美國著 名的東方藝術學專家科恩夫人參觀後說，她相信北京國際機場壹定會以她的壁畫而聞名於世界。
這些大型壁畫主要有：《潑水節———生命的贊歌》、《科學的春天》、《哪咤鬧海》、《巴山蜀水》等。
最大的壹幅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贊歌》，是用丙烯顏料繪制的。這幅壁畫描繪的是傣族人民潑水節狂歡盛景。 這幅畫由擔水、分水、潑水、跳舞、沐浴、求偶等部分組成，***畫了壹百多個人物，這些人物體形十分優美。
最近，鄧小平、李先念、張廷發、谷牧、胡喬木等同誌，以及輕工業部、文化部的負責人，相繼到首都國際機場候機 樓參觀了這些壁畫和其他繪畫，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稱贊這批作品每幅都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和題材。許多同誌認為，這些壁畫 是高質量的，是第壹流水平的，它為整個機場建築增添了光彩。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1979年10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周揚在報告裏突出提到首都機場壁畫在藝術上取得的特殊成績。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長期以來，美術創作主要是政治題材，歌頌工農兵及 社會 主義建設成就等，原來被斥為資產階級生活情調的山水花鳥及農村城市、 歷史 題材等題材，都可以畫了。文藝的春天到來了。
1979年年底，有人以中國美協的名義專門組織過壹次現場批判會。因為畫的是傣族女子，組織批判的人從中央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前身)找來很多傣族學生，整整壹車，拉到機場這幅畫前面，讓他們批判。
袁運生回憶，機場落成兩個月他什麽事都沒做，每天光是在機場接待各路來訪者。各類褒獎紛至沓來；1957年在中央美術學院二年級讀書時因個人言論被打成“右派”的袁運生，不僅獲得了“平反”，更是調回闊別多年的母校任教。
盡管有領導人的充分認可和權威媒體的高度評價，但當時“文革”剛剛過去， 社會 上極左思潮的影響仍然根深蒂固，人們的思想深處還有不少禁錮，這幅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壹些非議。
壹些人認為，這幅畫有傷風化，在機場候機廳這樣的場所展現，會產生不良的 社會 影響。主張修改，不能出現裸體，或者不行就幹脆撤掉。
有人當面跟袁運生提議：“可不可以給裸體女人畫上褲子？”袁運生回答：“這是不行的，會在藝術史上留下難堪的壹筆。”
有人激憤之下，要求公安部門以“流氓罪”將袁運生送到秦城監獄去。
更有甚者，有人提出：“是要壹個傣族，還是要壹個袁運生？”人為地將壹個純藝術範疇的問題上升到民族政治的層面，扣的“帽子”可謂至大至重。
1979年年底，有人以中國美協的名義專門組織過壹次現場批判會。因為畫的是傣族女子，組織批判的人特意從中央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前身）找來很多傣族學生，裝了整整壹車人，拉到機場候機廳那幅壁畫前面，讓他們現場批判。
袁運生被要求來到了現場，他給同學詳細地介紹了他創作這幅畫的背景及寓意：這裏畫的是傣族的 歷史 ，不是現在。潑水節的故事在傣族民間傳說裏，就是說有個魔王總是欺壓百姓，後來被傣族少女殺死，人們潑水沖洗魔王留下的骯臟血跡。這幅畫表達了傣族人民追求幸福的願望，是很有詩意，很浪漫的。
聽著袁運生壹番富有詩意的描述，在場的傣族學生深深地融進畫面所表現的美妙意境之中，大受感染，批判自然就無從談起，只是壹部分同學提出，這幅畫要是能把傣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全面表現出來效果就更好了。
壹場精心策劃的批判會變成了壹場藝術鑒賞會，搞得組織者進退維谷，尷尬異常。
後來，機場方面怕非議太大也為了平息批判者的怒氣，特意用壹層薄薄的紗衣將人體遮住，再後來，到1982年幹脆用三合板做了壹堵假墻體將其遮得嚴嚴實實。這壹遮壹擋轉眼就是十年。
據袁運甫回憶：
壹直到1990年9月，北京要開亞運會了，機場負責人把我找去，讓我看看這些壁畫有沒有什麽地方需要修補。我趁機說到了這副被遮擋了十年的畫。我建議把擋板拿掉，我說，小平同誌都說過這幅畫好，還怕什麽？
機場負責人也知道中央領導都看過壁畫，聽我這麽壹說，也就下了決心，說，袁先生您看著辦吧，我們只要幹凈好看就行。我就從美院找來十幾個學生，把擋板拿掉了，只用了半天時間。
那壹塊“敏感”畫面就這樣重見天日，色彩因為墻體的保護依然格外鮮艷。這7幅機場壁畫的作者當時都是中國非常知名的藝術家，極壹時之盛，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業內有人估價：每幅也要超過千萬元。尤其是其中的《潑水節——生命的贊歌》，幾乎成為改革開放的標誌性“裏程碑”，這幅作品的創作意義，藝術價值以及在世界的影響，說她價值連城並不為過。
袁運生多年後感嘆道：“我們常常等壹件藝術品被破壞後才意識到它的價值。應該吸取 歷史 的教訓，當代如果不重視機場壁畫，那後代的人怎麽來了解、研究我們現在這段 歷史 ？”
正如袁運生當年談他創作壁畫的初衷所說的：“既然改革開放，在藝術上也應該有所表示有所解放，……。”當年的機場壁畫從壹開始就引起了轟動效應，盡管爭議不斷，反對聲也很激烈，但她就像壹只報春鳥，預示著改革開放後藝術春天的到來。大家從壹開始驚異、愕然、不理解慢慢開始理解、接納、欣賞，這壹過程也從壹個側面反映了中國人的思想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變得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