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壹，不斷擴大的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對應的是全球美元資產或外匯儲備資產的持續增加。依照全球貨幣數量論，它必定意味著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導致全球性資產價格暴漲（尤其是石油、黃金和其他礦產和貴金屬價格暴漲）。1870~1913年是金本位制黃金時代，全球平均通脹率只有0.2%；金本位制固定匯率體系崩潰之後的1939~1989年，全球平均通脹率高達4.5%，其中1973~1982年期間，全球平均通脹率超過10%。
1989年之後，全球似乎進入了壹個低通脹、低利率的黃金時代，然而平均通脹率依然遠高於固定匯率時代（平均2%左右）。最近幾年，隨著全球真實經濟（真實生產力）增長速度開始放緩，全球進入高通脹、高利率時代的可能性迅速提高。要深刻理解全球流動性過剩、推測全球通脹、利率、資產價格和真實經濟增長趨勢，我們就必須透徹闡釋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之根源。
其二，不斷擴大的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及其對應的全球美元資產，是全球金融貨幣體系動蕩之主要根源。上世紀60年代後期，全球儲備資產只有數百億美元規模，今天已經超過5萬億美元。天文數字般的全球美元資產催生了“海量式”的外匯投機交易、數之不盡的金融衍生產品和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導致全球資產價格急劇動蕩，蘊涵著無法監管的巨大金融風險，隨時有可能對各國金融體系造成巨大沖擊。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長期深入研究證明：20世紀70年代之後，全球資產價格動蕩和金融貨幣危機之頻率，超越以往壹切世代。最近爆發的次債危機，只不過是金融危機戲劇地又壹次重演，它還將繼續演下去。 其三，龐大美元資產所創造的“無國界金融市場”，讓中央銀行陷入無所適從的“監管悖論”：壹方面，中央銀行幾乎無法監管金融機構的全球性活動，它們甚至無法理解各種稀奇古怪的金融創新。連格林斯潘都承認：“全球金融市場已經變得如此巨大、復雜和動蕩，20世紀所發展的監督理念早已派不上用場。今日世界，我實在看不出更多的政府監管有任何作用！”
另壹方面，壹旦本國金融機構陷入困境，各國央行卻又不得不充當“最後貸款人”角色，施以援手。金融機構無所顧忌參與全球交易蒙受巨大損失，中央銀行被迫為之“買單”，後果卻由普羅大眾***同承擔，此乃當今全球貨幣體系的“倒逼機制”：即全球金融機構之冒險創新活動導致金融危機，反過來迫使中央銀行增發貨幣，進壹步加劇全球流動性過剩和資產價格暴漲，孕育下壹次更加嚴重之金融貨幣危機。次債危機爆發後，身著阿瑪尼西裝的華爾街大佬，哭著喊著要美聯儲減息和註資，實乃當今全球金融貨幣體系最具諷刺性、最真實之寫照！
其四，不斷擴大的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正在成為國際金融貨幣外交“角力“的主要戰場。美國政府強壓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就是要糾正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此類極端錯誤之邏輯，盡管經濟學高手壹再力斥其非，卻總是揮之不去。累積大量美元資產的國家（不僅僅是中國），當然不願意美元持續貶值，美國卻反過來不遺余力地批評貿易順差國家“操控匯率”。
歷史上，美國先後嚴厲指責歐洲和日本操控匯率。2002年以來，指責對象成為中國。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發明了好些莫名其妙的術語，諸如“全球失衡”、“全球調節責任”等，聲稱人民幣升值，是中國為實現全球平衡應盡之責任。弱勢美元政策導致世界主要貨幣相對美元升值，升值幅度大的國家又反過來指責升值幅度小的國家（譬如最近歐洲開始嚴厲指責中國）。全球匯率亂局，極有可能演變為“以鄰為壑”的貿易制裁和保護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