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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近幾年面臨源自國際社會的升值壓力，其中積極的原因是中國經濟連續數年的高速增長，準確地講是外向型經濟的持續單向發展，而直接的導火線是美元進入貶值周期和中國對主要大國存在持續巨額貿易順差。按壹般的經濟發展規律，相對於中國這樣壹個低收入落後的發展中大國和現階段的經濟基本面來講，如果政策(涉外政策法規包括貿易、外匯、外資)、體制、結構和外向型經濟發展等幾方面比較銜接協調，本幣幣值不應存在嚴重低估或所謂升值壓力，目前人民幣持續升值不存在經濟基本面的支持。正是由於政策、體制因素所造成的粗放型貿易增長和外資偏好以及外匯供求關系的嚴重扭曲，直接導致了人民幣目前強烈的升值預期與巨大的升值壓力，而決非正常的市場經濟發展規律使然。當然，投機性因素和對人民幣匯率長期走勢的非理性判斷對此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說明人民幣升值壓力具有很高的“虛擬性”，也即存在嚴重的“升值泡沫”。從長遠趨勢看，人民幣是升值還是貶值將取決於未來經濟基本面的實際情況。國際收支雙順差和儲備增加不過是壹個“晴雨表”，至於天氣為什麽晴朗或下雨，關鍵要分析其背後的因素。
壓力背後的原因分析
1.美元貶值與中美貿易逆差為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導火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後，我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並相應收窄匯率浮動區間，將匯率基本穩定在8.28元人民幣兌l美元的水平，客觀上造成自1998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對美元匯率波幅有限，已異化為單壹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與美元貶值趨勢幾乎同步並舉。這不是壹種政策性的制度安排，只是階段性的現實結果。另外，我國的出口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市場依賴程度很高。巨額順差已成為引發中美貿易摩擦和壹些發達國家與國際金融組織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重要借口。
2，貿易“獎出限入”和資全“寬進嚴出”為主觀原固。資金流入管理方面的監管缺失直接催生了1999年至2000年的小額順差和從2000年至今的持續大額順差，形成了結售匯順差遠大於貿易順差的趨勢。我們已經習慣於將貿易、投資和消費作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把引進外資的多少作為衡量政府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思想與思維慣性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內仍會成為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主觀原因。
3.國際收支雙順差與外匯儲備急劇增加為客觀原因。2004年，我國新增外匯儲備達2067億美元，減去全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606.3億美元和貿易順差319.8億美元後(但服務貿易逆差為120億美元)，尚剩余1140.9億美元。盡管不能簡單地將這1000多億美元中的某些部分歸為投機資本，但其數額與人民幣升值預期則是正相關的。這些短期資金壹方面賭人民幣升值，同時又賺取人民幣與外幣的利差。短期資金大量流入，外匯供大於求，是國內銀行間外匯同業市場出現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重要原因。在儲蓄資金充裕的同時，大量外資持續流入，說明我國在某種程度上並沒有利用好外資而是被外資利用。
4.“外匯重集中儲備、輕分流使用”為政策性原因。目前，我國所實施的經常項下可兌換和資本項下部分可兌換的結售匯管理制度，其實施運行的結果則是“外匯重集中儲備、輕分流使用”。這些政策體制因素的聯合作用，人為地造成外匯供大於求，使人民幣匯率價格難以反映出市場實際供求。在我國外匯儲備連年持續增加和人民幣升值預期加大的情況下，進壹步加劇了外匯供大於求的尖銳矛盾，實際上是強化了升值壓力的虛擬性，導致了外匯儲備持續的被動增長。
5.貿易品勞動生產牛提高與勞動力價格剛性為直接原固。勞動生產率提高與勞動力價格剛性的***同作用，足以使貿易品部門長期維持所謂“物美價廉”的低價格競爭優勢。這說明中國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具備匯率持續升值的基本面支撐。可貿易品生產率的提高與其成本的降低***同導致我國可貿易品價格相對於其他國家類似產品而言價格不斷下降，而且這種價格下跌具有壹定的自我強化效應，即“生產率提高——出口價格下跌——出口增加—生產擴大———生產率再提高——出口價格再下跌”。加之廉價勞動力優勢的過度宣傳所形成的強大社會輿論，更加劇了這壹自我強化效應，“量增價減”趨勢似難以短時間回頭。出口的驚人增長和進口的相對減緩，自然加大貿易順差，直接產生人民幣升值壓力。
根源在於政策體制因素
中國經濟不怕市場規律帶來的熱，怕的是政策與體制幹預造成的冷。無論從溫和的消費物價(扣除資源品和食品價格的驅動)、偏低的消費儲蓄比例、負值的利率走勢，還是從結構性生產過剩和制成品庫存增加以及居高不下的隱性失業狀況來看，中國經濟遠未走出通貨緊縮和內需不足的階段。基於這壹經濟基本面的人民幣面臨的壓力，應是貶值而非升值。而從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加工、低技術、低附加值、低勞動力成本和低質量——“五低”產品出口的驚人增長，“量增價減”與貿易條件持續惡化，出口導向產業梯度轉移停滯，外貿依存度空前提高(由2003年61%上升到2004年的75%)，雙順差的持續性以及對主要大國的巨額貿易順差等方面來看，人民幣面臨的又是升值而非貶值。對這壹‘陣論稍加理性盤點，可以發現人民幣升值壓力具有很強的“虛擬性”。這壹虛擬性的背後就是政策和體制性因素的過大、過多幹預，扭曲了市場機理，抑制了市場競爭規律的調節作用。
壹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滯後。我國外向型經濟近十幾年來的畸形增長、國際收支近十幾年來的持續雙順差和外匯儲備的急劇攀升，說明我國外向型經濟存在較嚴重的非均衡發展。這種外向型經濟的非均衡發展不過是國內經濟非均衡發展的壹種集中反映，也說明外向型經濟的粗放增長與國內經濟的粗放增長是相輔相成、相伴而生的。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的負面作用有：壹是導致生產需求的膨脹，引發產業結構失衡，加劇總供求矛盾；二是進壹步使供給結構同需求結構不相匹配，加劇供求的結構性矛盾；三是導致生產與消費的失衡，特別是在生產性需求膨脹導致投資品價格上升時，企業靠數量和規模擴張就可以獲得很好的“效益”，自然對轉變增長方式興趣不大;四是易引起經濟增長的大起大落；五是為了緩沖總供求、結構性供求和生產與消費日益尖銳的矛盾，政府和企業千方百計擴大出口和招商引資，進而形成外向型經濟粗放增長的巨大慣性。
二是外資政策調整滯後。基於“以大力招商引資、利用外資為基本國策”的外資偏好情結而形成的外資、外企受優待，內資、內企受冷落的壹系列不同層次的超國民待遇的政策法規，致使外資的市場占領、資金擠出效應放大，產業聯動、結構調整、技術溢出效應縮小，利用外資的數量、速度和項目個數的政績效應遠遠大於外資的質量、效益、本地化的效應。外資企業(包括銀行)資本金結匯、該匯出未匯出利潤、境外融資舉債、關聯企業內部資金運作等無疑加大了資本金項下的資金凈流入。再者，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與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制度的試點開放不同步，“走出去”戰略只有雷聲而無多少雨點，越發加劇了資金流出入的不平衡，強化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三是外匯管理政策調整滯後。基於“集中有限財力辦大事情”和“外匯儲備等於國家實力”觀念而形成的結售匯體制，造成外匯供給過大而需求過小，因而才有這樣高的國際收支持續順差，人為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如果從供應上采取意願結匯，藏匯於企業，從需求上放松限制，提高用匯自主權和拓寬外匯投資渠道，讓需求充分釋放出來，我國未必會有這樣高的國際收支順差。再者，居民個人結匯與用匯自由度的不對稱，管理上“重公輕私”，造成居民個人資本項下結匯容易、購匯難，加之升值預期、本外幣正向利差的作用和個人資本項下的用匯自主權的限制，導致個人持匯意願下降，進壹步加劇了外匯供應過大、需求過小的矛盾，人為加大了人民幣升值壓力的虛擬性。
四是匯率政策調整滯後。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不夠靈活、缺少彈性，表現在匯率變化幅度的限制過於嚴格，難以反映外匯市場的供求，也不能很好地發揮對外匯供求的調節作用。匯率是外匯的價格，由外匯供求來決定，同時又反過來通過對涉外經濟活動的影響而對外匯供求產生影響。正是因匯率變化幅度的過分限制，調節匯率的市場機制作用就難以得到發揮，從而凸現了人民幣升值壓力的虛擬性。
五是勞保、社保政策調整滯後。廉價勞動力、低勞工權利標準和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貿易增長，大大降低了貿易產業和出口導向企業對相關產業、企業以及周邊地區的“涓流傳導效應”，從結構上力n劇了人民幣升值壓力的虛擬性。中國出口的大量物美價廉的產品滲透著多少勞工階層的汗水，其中所付出的生活和生命的代價，為出口創匯而不是創效益所形成的非賬面損失和福利外流，以及勞保、醫保和社保的巨額欠賬，得需要多少的外匯來予以彌補。
此外，還有思想觀念轉變滯後.貿易上“獎出限入”，資金上“寬進嚴出”的思想觀念造成了人為的出口高增長、外資高流入。在這種指導思想下的涉外經濟高速增長的光環反而掩蓋了國內體制改革、結構調整、城鄉統籌、國民教育素質提高以及社保體系構建等方面滯後的主要矛盾。如果涉外經濟部門與國內經濟部門多壹些聯動，多壹些銜接，多壹些融合，如果對外開放速度與國內體制改革步伐多壹些協調、配套，那麽外匯供應過大、需求過小的矛盾自然會多壹些緩解。
粗放型貿易增長的放大效應
我國長期以來貿易粗放增長，近10年來這種粗放型貿易更是獲得了驚人的增長。2005年第壹季度貿易結售匯順差高達331.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0.8億美元，同比增長106.4%，貿易順差有可能重新成為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主要因素。這反映出粗放型貿易增長的慣性在加大，其對國際市場和國內經濟發展所造成的消極影響越來越明顯，對形成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壓力的虛擬性也壹直具有很強的放大效應。
1、粗淺加工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由外資企業主導。2003年，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中，外資企業占85.5%、加工貿易占90%，IT類產品占96.20loe。在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中，外資企業增加值的比重高達68%左右，這說明我國主要是利用外資、抓住信息產業的低利潤和低端的生產制造環節向我國轉移而不斷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我國本土企業還明顯缺乏自主創新能力，缺少自有品牌。中國主要的競爭優勢在於其所擁有的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水平的勞動力成本和第二世界水平的基礎設施的獨特組合，但這可能跟高技術沾不上邊。
2、進口技術不是來倉技術原創國，而主要來自技術水平不怎麽高的東亞。2003年，我國從東盟、韓國、臺灣、香港的高技術產品進口占到50%，比從美、日、歐的進口還多近70多億美元。對於壹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其資本品的進口來源地從高知識儲備的國家和地區轉向低知識儲備的國家和地區，進口的資本品主要是“倒手”或“二手”的技術和設備，由於產品、技術生命周期和設備折舊期的快速縮短，其大量進口自然會延緩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與產權自主創新體系的建立，進而損害經濟增長。
3、出口效益不是源自技術進步.我國出口效益的獲得主要不是源自技術進步，而主要是來自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優勢。也就是說，大部分出口企業之所以通過出口還能獲得壹定收益利潤，靠的不是通過加強內部管理、技術改造、工藝創新和資源優化組合，而是依賴於廉價勞動力的投入。有資料統計，在發達國家，知識在經濟增長中所占比重已達到70%以上，可在我國，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則高達72%，技術進步僅占28%。由此造成中國在全球產業結構調整與分工中被鎖定在低端環節，只是充當了壹個產業鏈、增值鏈在體外收益、體內折騰的“循環器”，成了壹個“貿”(易)似強大的“虛腫巨人”。
4、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關聯度低。我國貿易部門迅速擴張並沒有明顯地帶動國內非貿易部門的發展。中國的貿易擴張主要得益於外商直接投資的超常增長。貿易部門的擴張對國內經濟的傳導效應並不顯著，這表現為過去的10年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幾乎就是外資企業集中的地區。在壹個高增長、高收入的貿易活動主要集中在少數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體內，我們不能指望人民幣的匯率僅僅由這些少數地區的收入水平來決定。
5，貿易順差急增與貿易條件惡化同步並舉.在貿易順差急劇增加的同時，我國的貿易條件近年來正在不斷惡化。從1993年至2000年，以1995年為基期的中國整體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3%。2003年，出口商品價格指數為104.7，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為109.7，貿易條件指數為95.40／0，低於上年的98.80／0。也就是說，我國的出口商品價格相對於進口商品價格的比值在下降，即我國必須出口更多的商品才能換回同樣數量的進口商品。貿易條件的惡化既意味著大量物質財富和生活福利的凈分流，損害了我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也表明我國的外貿增長方式仍然是粗放的。
6、貿易高速增長的資源與環境代價日益提高。如前所述，我國的出口增長和貿易順差是以大量低效率的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為代價的。中國每年由於環境汙染和資源破壞所造成的生產力以及相關衛生保健方面的損失大約1700億美元，如果按2004年中國貿易依存度70%的比重來衡量，中國每年因貿易造成的環境與資源代價大致為1190億美元。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為6500多億美元，只需5年外貿造成的資源與環境代價就可抵消。這也足以說明在高外匯儲備下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是以犧牲和透支國民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而形成的，這筆帳是早晚要還的。從這壹角度分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虛擬性，似乎更令人深思。
調整貿易發展戰略，消除人民幣升值的“虛擬性”
正是由於觀念、政策、體制和結構以及外貿粗放增長等因素的非正常性與不合理性(不是壹般經濟發展規律使然)，反而進壹步加劇了巨額“雙順差”的持續性，繼而形成了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強烈和升值壓力的膨脹，致使當前人民幣匯率陷入了壹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即“凈出口與資金凈流入高速——雙順差持續——升值預期與壓力的虛擬性上升——升值輿論升溫——凈出口與資金凈流入加速……”這壹惡性循環的怪圈似乎掩蓋了其背後的觀念、政策、體制和增長方式等因素對人民幣升值“虛擬性”的根本性作用。所以說，不從思想觀念轉變人手，著力采取政策規範、體制改革、結構調整、轉變增長方式等根本措施，而單純圍繞人民幣升值和匯率制度做文章，打轉轉，無異於揚湯止沸，本末倒置。
轉變長期形成的壹些片面的思想觀念，調整貿易發展戰略，應是我們近中期在對外經濟領域力爭消解人民幣升值虛擬性的壹個重要環節。首先要改變“出口比進口好、出口定能促進經濟增長”的觀念和做法，二是改變“可貿易品生產越多越好”的觀念和做法，三是改變“進口高技術產品比進口初級產品好”的觀念和做法，四是改變“以出口多少制成品來決定出口結構優劣”的觀念和做法，五是改變“把世界市場和國內市場分割對立”的觀念和做法。
轉變觀念的同時，要加大體制改革、結構調整的力度。壹是以結構調整為主線推進貿易增長方式轉變，二是堅定不移地推行以內需為基點的促進經濟發展的強國戰略，三是創造公平的市場準入環境，促進貿易品部門與非貿易口部門的協調發展，四是從外匯供求源頭著手，完善外匯管理體制，五是集中精力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機理。
當然，觀念轉變、體制改革、結構調整等根本性問題決非短時間內可以解決，我們應采取標本兼治的策略，近期內重點調整貿易發展戰略和轉變貿易增長方式，進壹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長期應以轉變觀念為切入點，以結構調整為主線，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倚重競爭機制深化改革、規範政策，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