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財政赤字巨大，完全由發行彌補。惡性通貨膨脹最主要的特征同時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貨幣發行超量。印刷大量紙幣，應付政府用款，這是惡性通貨膨脹的源泉。問題在於政府明知飲鴆止渴，為何還要壹意孤行？關鍵是財政收支無法平衡，赤字巨大。財政赤字對南京政府來說是個老問題，自其政權誕生之日起就壹直存在。但抗戰以前物價穩定，稅收在總支出中占相當的比重，財政不足部分可以通過向上海金融界發行公債籌集，雖然不寬裕，但還能應付。1936年發行統壹公債，等於宣布南京政府第二次債信破產，自此開始，政府已無法通過發行公債籌措軍政費用，彌補財政赤字。於是政府便更多地傾向於向國家銀行墊款。為應付政府墊款，中央銀行便不得不大量增發紙幣。1946年財政部長俞鴻鈞就坦言，"從1月到5月……稅收只2億5千萬元，約為支出的六千分之壹，巨額的財政赤字，由發行補足"。抗戰後，隨著內戰的爆發和惡性通貨膨脹的加劇，摧毀了國民黨政府平衡財政的可能，赤字呈幾何級數上漲。1947年以後，政府財政赤字幾乎完全由發行鈔票來彌補。見下表：1946-1948年政府赤字、銀行墊款和鈔票增發
單位：百萬元法幣
年份 赤字 銀行對政府墊款 鈔票增發額
1946年 4,697,802 4,697,802 2,694,200
1947年 29,329,512 29,329,512 29,462,400
1948年1～7月 434,565,612 434,565,612 341, 573,700
資料來源：張公權《中國通貨膨脹史》，第110頁。
（二）決策失誤。抗戰勝利之初，南京政府擁有黃金600萬盎司，美元9億元，接收的敵偽產業折合法幣10萬億元， 相當於當時法幣發行額5569億元的20倍。此外，還有美國給予的救濟物資和美軍剩余物資約20億美元（註：楊培新：《舊中國的通貨膨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71頁。），這些都為政府整頓稅收，平衡財政收支，抑制通貨膨脹提供了極好的機會。但是，國民黨政府的決策失誤卻喪失了這種機會。
第壹，對中儲券處置失當。1945年9月28日， 政府宣布法幣與中儲券的兌換比例為1∶200，這壹兌換率的確定是極不合理的。當時的實際物價水平，上海僅比重慶高約50倍，與整個法幣流通區域的物價相比，上海物價只高約35倍，可見，中儲券的購買力被嚴重低估了，法幣的購買力無形中增加了好幾倍。於是後方頭寸紛紛流往上海，其時重慶、昆明對申匯率每1000元高達1300元。後方遊資湧向上海低價競購物資，刺激壹度下跌的物價又飛速上漲。政府還規定中儲券限於4 個月內兌換完成，每人最多兌換5萬元法幣，在兌換期截止以前， 中儲券仍準許在市上流通，因此持有低價偽幣者在兌換期前也盡量套購貨物，並把兌換限額外多余的偽幣都用來搶購物資。不合理的兌換率、兌換期限過長及無根據的限額兌換等措施的出臺，助長了搶購風的興起，對戰後上海乃至全國的物價很快由跌轉升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第二，對戰時壓抑的購買力在戰後噴發掉以輕心。在漫長的戰爭年月，由於物資嚴重匱乏，人們的消費需求受到很大的壓抑，隨著勝利的到來，國際貿易的次第恢復，戰時長期積累下來的消費需求，在戰後得到了總爆發，旺盛的消費需求拉動了通貨膨脹。對此南京政府因過高估計了抗戰勝利後的經濟形勢和社會總供給能力，從而在決策上作出完全相反的決定，對戰時所采取的各項管制措施壹律予以廢除，從而使通貨膨脹更加漫無限制。在國家政治、經濟秩序尚未恢復常態以前，過早地放棄對物價、分配、資金等管制，事實證明是極為有害的，將使社會久久不能走出無序狀態。
第三，不合理的匯率、進出口政策。1946年3月4日南京正式開放外匯市場，把法幣的對外匯率定為1∶2020美元， 中央銀行奉命無限制買賣外匯。以當時國內的物價上漲程度來說，法幣的對外價值是被嚴重高估了，加上巨額的延期購買構成的有效需求水平提高，外國貨排山倒海般地湧入中國市場，出口因匯率高估，不敷成本，而處於完全停止狀態，外匯有出無進，國際收支急劇惡化，外匯儲備逐漸枯竭，外貿沒能成為戰勝通貨膨脹的有力武器。而在社會動蕩背景下滋生的人們對外匯的偏好、資金外逃和外匯投機等，更加劇了國家外匯儲備的消耗。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放棄維持固定匯率的政策，改為采用機動匯率。8月19 日將官價匯率提高到3350元，上漲約60％，市場匯率也立即從2500元升至3700元，引起整個物價波動。為了防止官價匯率低於市場匯率，利於吸收僑匯和出口結售匯，1947年8月設立平準基金。 但由於通貨膨脹不斷惡化，基金匯率頻頻提高，壹方面直接刺激進出口物品價格提高，在比價效應的驅使下，壹般物價水平也隨之高漲，另壹方面由於進口物資越來越少，國內物資供應更稀缺，更多的紙幣追逐更少的商品，物價上漲更甚。因此匯率及進出口政策的每壹次調整，都成為促進物價飛漲的直接誘導因素。
（三）貨幣流通速率加快。從1945年底開始，上海的物價上漲指數大大高於通貨發行量及其指數，以1937年6 月的發行指數和物價指數都為100，1945年12月發行指數為73,200，上海的物價指數為88,500， 物價指數是發行指數的1.21倍；1946年12月物價指數已是發行指數的2.16倍，1947年12月為3.56倍，1948年8月已增至10.47倍，1949年5月， 更是達到25.16倍（註：各年的發行指數、 物價指數見《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匯編》（1921-1957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49、47、95頁。）。同時，物價的上漲速率也越來越高於通貨發行的增加速率，貨幣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會有效貨幣供應的數量，加速了物價的飛漲。
(四）全面內戰破壞了生產力，工農業的生產衰落自然導致稅源枯竭。為了支持戰爭，國民經濟仍以重工業為主，民生領域百業蕭條，因此催動消費類物價的持續上漲。而在農村地區，大量農田成為戰場，勞動力被成批成批地征兵入伍，糧食產量持續下滑，農村生產力被破壞到了極點。 （五）市場分裂，導致原料緊缺。東北和華北平原地區是中國最主要的糧食、原棉和礦物產地，自從這些地區被解放軍奪取後，國統區工廠的原料供應頓成難題。據《中***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匯編》顯示，當時的邊區政府實行了嚴格的商品禁運出口名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糧棉、牲畜和銅鐵金屬。1947年，全國的棉花產量為1 100萬擔，國統區的企業能收到的只有30%，紡織業因此減產兩成，其他如橡膠工業和制藥工業，停工均達三成，鋼鐵工業的70%陷入半停產泥沼。像濟南這樣的大城市，四面都是解放區，形同孤島。到了1948年底，隨著東北全境和河北唐山被解放，上海的鋼鐵和煤炭供應全數停擺。為了拯救上海，1949年2月，國民黨政府只好委托杜月笙以全國輪船業聯合會理事長的名義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請求允許上海輪船到北方港口，以面粉換煤炭。毛、周復電同意，杜月笙把30萬噸面粉拉到秦皇島港，換走10萬噸開灤煤，這才解了上海的斷煤之虞。由此事可見，強弱易位已成不可逆轉之事實。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面對嚴重的經濟問題，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國民黨召開“行憲國大”，宣布“還政於民”，蔣介石當選為中華民國行憲後的第壹任總統。為了展示改革決心，他改組內閣，由清譽較高的地質學家、當過經濟部部長的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院長。 翁文灝很快組成了壹個空前豪華的“博士內閣”，其成員絕大多數是畢業於國際頂級名校的博士，翁文灝本人是比利時魯文大學博士，其他如外交部長王世傑是倫敦大學經濟博士和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教育部長朱家驊、社會部長谷正綱和糧食部長關吉玉都是柏林大學博士，司法部長謝冠生和最高法院院長謝羸洲是巴黎大學博士，交通部長俞大維是哈佛大學博士，司法部長王龐惠是耶魯大學博士，上海市市長吳國楨是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唯壹的“土鱉”是財政部長王雲五，他是原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大名鼎鼎的“四角號碼檢字法”發明者。就是這個由博士精英組成的內閣很快吹響了改革的號角，他們推出壹套讓人炫目的經濟改革“組合拳”，從財政貨幣政策、產業市場化和治理腐敗三個方向同時出擊，試圖挽大廈於既倒。翁內閣選中了貨幣改革作為沖鋒的戰略突破口。他們認為，幾年來的無度發行和通貨膨脹已經讓法幣走到了盡頭，因此必須進行堅決的幣制改革。王雲五提議以中央銀行所存的黃金證券作保證，發行金圓券以代替法幣，實施的辦法是以各地行政力量來收兌或收存民眾手中持有的黃金、外幣，進壹步強化管制經濟。這個重大方案很快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在未作任何可行性分析的前提下，就匆忙出臺了。金圓券改革失敗的後果是災難性的。翁內閣倒臺後，經濟重新陷入混亂，通貨膨脹呈現報復性上漲的態勢，物價狂漲速度甚至超過改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