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學者把我國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歸咎於經濟結構不合理，有效供給不足、無效供給過多。該觀點所說的有效供給不是經濟學中與有效需求相對應的有效供給壹詞，既不是指總供給，也不是指有供給能力的供給，而是指：產品品質上適應市場需求，價格上與購買者的購買力和現實購買欲望相適應的商品。即好而不貴、物美價廉的商品。但是，商品的好壞貴賤是相對的，就普遍而言，好的商品總是要價格高的，成本和利潤卡著呢，越是高科技產品，價格越高。如果現在大屏幕背投賣成21吋彩電的價格，21吋彩電賣成收音機的價格，當然會成為有效供給且供不應求，問題是可能嗎？在購買力水平與商品價格水平不相適應時，是讓微觀的企業去慢慢地、艱難而痛苦地降價以增加有效供給正確呢？還是政府在宏觀上總體相應增加貨幣以增加人們的購買力正確呢？中國已進入微利階段，不能指望通過迅速大幅度降價的結構調整來扭轉需求不足局面，降低物價水平本來就是艱難而痛苦的，通貨緊縮是許多人不能接受的。的確，有壹些落後偽劣商品價格很低大家也不想要，但這不是主要問題，如果需求不足的主要是落後偽劣商品，而其他商品需求基本充足，那是好事兒而不是壞事兒，就不用為有效需求不足發愁了，（是否是落後商品，不能完全和發達國家比，那樣幾乎所有的商品都是落後的，發展的各階段不是可以任意不經而過的）。我國現在遠未達到物質極大豐富的程度，生活水平還很低， 任何壹種合格商品都未多到再便宜或者白送也沒人要的程度，正是由於購買力不足，使得質次價低的商品也有不小的市場。有效供給不足、無效供給過多的觀點是壹個時髦但不切實際的觀點，把普遍性供大於求主要歸咎於重復建設、供給剛性等結構問題是欠科學性的，限產、壓縮無助於解決總需求不足造成的下崗、失業問題。
有結構派學者以家電過剩為例來說明有效需求不足是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的，他們把家電過剩的原因主要歸咎於農村基礎設施的提供嚴重不足。這種觀點實際是站不住腳的，難道現階段農民就不想擁有（高檔）家電？如果這些基礎設施基本完備的話，農村就能大量購買家電並扭轉家電供大於求的局面？而且，建設這些基礎設施也是需要錢的，有沒有多余的這壹大筆資金？誰來投資？誰肯投資？農村居民的購買能力是否能較普遍接受投資者提供的有償服務，使投資者正常運營贏利、收回投資並足以誘使投資者投資？這壹切不都是錢的問題？在總需求不足的情況下，許多所謂的結構問題更深層的其實是貨幣問題。農村家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農村的購買力不足，農村的購買力不足並不是建立在城市購買力相應過剩的基礎上的，不能用拆東墻補西墻的辦法解決問題。
或許有人會說家電供大於求是因為大多家電的檔次太低。我們以彩電為例來說明這種觀點的不妥之處，彩電年生產能力4000萬臺，生產3000萬臺，銷售2000萬臺，那麽年3000萬臺都生產大屏幕背投、液晶、等離子體就行了？真那樣的話，恐怕連1000萬臺都賣不出去，而再次被批評為重復建設。結構說中也有人認為，可以通過技術創新、產品升級、產業升級和生產力發展擴大內需，扭轉需求不足局面。其實，在貨幣不能相應增長的情況下，技術創新、產品升級、產業升級和生產力提高恰恰是需求不足的原因。假如保持現在的購買力水平，而讓技術、產業結構和生產力倒退五十年、壹百年，有效需求還會不足嗎？
結構說中還有學者認為當前我國短缺與過剩***存，需求不足主要是結構性的，不是總量性的。這種認識似是而非，因為，結構問題任何時候都存在，總需求再不足，也會有短缺、緊俏的商品，總需求再過量，也會有過剩的商品，所以，不能因兩者都存在，便認定需求不足（或過量）壹定就主要是結構性的。在貨幣（及其增長）充足、總需求（增長）充足的情況下，如果因結構問題導致供求錯位，使經濟出現結構性需求不足，則產生相應的貨幣購買力擠出，把擠出的貨幣購買力擠入到經濟的其他部分，相應地應出現結構性需求過量，且需求不足和需求過量應是基本對稱的。所以，區分供求失衡主要是總量問題還是結構性問題，要看短缺與過剩是否基本對稱均衡，那個是主要矛盾。我國現在的供大於求是普遍性的，大部分商品都供大於求，供不應求的商品很少。經貿委2001年7月15日發布的調查顯示，從總的情況看，603種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103種，供過於求的達500種，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有結構派學者認為，這 603種主要商品沒有包括基礎設施等公***產品，我國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瓶頸制約已經基本緩解，但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相比，仍然不能滿足要求，如1997年我國的發電機裝機容量人均只有0.2千瓦，還達不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國的公路密度，即使在交通發達的沿海地區，每平方公裏也只有0.3公裏，趕不上印度0．5平方公裏的水平，因此認為需求不足是結構性的。要知道，平均水平低不等於需求大於供給，與發達國家或某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那種商品的平均水平都很低）。1997——2002年間，即使是過去長期短缺的壹些能源、原材料等瓶頸行業也開始過剩了。用報紙上的話說：“中國絕大部分想得到的新產品、新行業，都投資過度了，可以有高利潤的新行業越來越難找了，這以後企業還朝哪兒發展？”，如此，怎麽增加有效供給？有人以壹些產品需要進口為由來說明需求不足是結構性的，這更是似是而非的，因為，商品生產也存在著國際分工，任何國家任何時期都有不少商品需要進口，何況我國現在還是順差。總之，當前需求不足主要不是結構問題，而是總量問題。
從通過宏觀調控解決問題的實踐上說，中央政府不能直接幹預眾多企業的生產經營，否則就是對市場經濟原則的違背；政府過去用強制手段進行“關停並轉”、“限產壓縮” 來進行結構調整，但有效需求不足局面並未因此而有所好轉，卻往往發生“拉郎配”和遭到明裏暗裏的抵制。至於有人主張，在政府政策的指導下進行結構調整，試想，行政強制手段都會因遭到抵制而難以有效落實，“說教式的指導”又能有多大作為、產生多大效果？大多數商品供大於求、供不應求的商品很少的局面，使企業對如何進行結構調整感到茫然，難道政府就不茫然？現實中人們對如何進行結構調整，只有面上的提法、沒有具體的辦法。總之，把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歸咎於經濟結構的觀點是不正確的。需要指出的是，大蕭條時也有學者和政府官員把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歸咎於結構問題，而許多年後的研究表明，貨幣是主要原因。
2、有人把需求不足主要歸咎於我國的經濟體制不合理、市場機制不完善。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在較發達的市場經濟中，經濟運行不可避免地在蕭條和繁榮之間的波動，絕不是說市場經濟體制、機制完善到某種程度就可以避免有效需求不足現象的出現，正確的宏觀調控也只能減小經濟波動的幅度，而不能消除經濟波動，不恰當的宏觀調控則會加劇經濟的波動。經濟蕭條是完備的且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的市場經濟的痼疾（吳軍，2001），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危機是市場經濟和生產力發展到壹定水平才出現的現象，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機制不完備的早期（1825年以前）不存在經濟蕭條的現象。我們也知道，我國過去的體制、機制更不合理，如果這種觀點正確，過去就應壹直是需求不足的，但過去卻是供不應求，近的如1992-1993年，遠的如1988年以前。或許有人會說，過去是短缺經濟，現在是過剩經濟。要知道，供求是壹個相對應的關系，是否平衡和商品供給能力的絕對水平沒有必然的正負因果關系，總供給過剩和總需求不足是壹回事兒。象西方國家，生產力水平比我們高許多，但有效需求並不見得就壹定不足。過去之所以短缺，是因為貨幣供給遠大於需求，只是由於憑票供應和物價管制的計劃經濟，才未引起過度需求、物價高漲，有人稱之為隱性的通貨膨脹，如果當時也是貨幣不足或者幹脆沒有貨幣，而又不免費供應，同樣會過剩的。1987、1988年，物價放開、票證取消，貨幣過量壓力釋放，1988、1989年物價猛漲，1989年開始的治理整頓、政策緊縮，很快矯正了貨幣過量，並矯枉過正，造成貨幣不足，迅速由短缺變為過剩，1990年出現市場疲軟。1992年貨幣相對快速增長，經濟又迅速從過剩進入短缺。而後政策緊縮，很快又進入過剩。誰也不能說這期間經濟體制、機制時好時壞或越改革越壞，所以，體制、機制問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同樣的道理，歸咎於消費觀念落後的觀點也不正確，因過去的觀念更落後。也沒有理據證明過去的經濟結構比現在更合理，在所謂的短缺年代，商品更加單壹，經濟結構更不合理；應該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結構還是有很大改善的，誰也不能說我國的經濟結構越改革越壞了。總之，我們不能把過去需求充足時就已經存在且更嚴重的那些問題作為當前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也因此，諸如主要歸咎於供給剛性、農村城市化不夠的觀點也都是不正確的。不過，隨著體制的改革、結構的調整，市場化、貨幣化範圍不斷擴大，的確增加了對貨幣的需求，如教育產業化、住房商品化和醫療保障、社會保障的改革等。而金融體制的改革、銀行自我約束機制強化則制約了貨幣盲目地內生性增長，但這些只能說成是合理化的結果，而不能說成是不合理的結果。
聯系到我國在1988-1989年的搶購風、1990-1992年間的市場疲軟、1992-1994年間的經濟高漲以及隨後的有效需求不足，更能充分說明體制說、結構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結構和體制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變得很好和變得很壞。如果說短缺是體制或結構造成的，過剩也是體制或結構造成的，那麽，體制和結構到底是要造成短缺呢？還是過剩呢？最後還得落到貨幣上。結構、體制問題任何時候都存在，在貨幣充足又不過量的情況下，經濟結構或體制再不合理，也不可能出現大部分商品都供大於求或都供不應求的局面，不是結構、體制問題導致了普遍性需求問題，而是普遍性需求問題加劇、凸現了結構、體制問題，並使人們混淆了對根本因果關系的認識。體制、結構不合理對總需求肯定有壹定影響，但絕對不是內需總量不足（或過量）的根本原因，而且必要時完全可以通過控制貨幣供給來矯正或適應結構和體制等因素對總需求的影響。
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也證明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貨幣不足，而不是結構、體制問題。中央政府從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提出擴大內需，同時結構調整、體制改革也在進壹步深化，但由於貨幣增長率在相對的低位徘徊，對600多種主要商品供求關系的調查顯示，1998——2002年間，供大於求的商品種類年年增加，供求基本平衡的年年減少，到2002年已有86.3%的商品供大於求，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有效需求不足局面不僅沒有什麽好轉，而是在加重。2003年開始，隨著貨幣增長率的明顯提高，供大於求的矛盾終於開始緩解，供大於求的百分比止升轉降，事實雄辯地說明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應是出在貨幣供給方面。
貨幣不足、總需求不足、就業形勢嚴峻，也嚴重制約著結構的調整、體制的改革。如淘汰落後生產能力、破產效益差的企業，面對的攔路虎是：需求不足所造成的嚴峻的就業形勢；再如投資開發新技術、新產品，前面是需求不足導致的前景渺茫、風險沒底兒，不敢投資，後面是貨幣不足導致的資金匱乏、貸款難找，無力投資，貨幣不足、需求不足嚴重制約著產業、產品結構的升級換代；而且，由於需求不足，利潤高的行業（商品）少，企業的投資選擇面很窄，壹旦某壹商品比較暢銷、利潤較高，大家會蜂擁而上，也很容易造成重復建設，破壞了原有的供求結構，如《經濟日報》連篇批判的39條浮法玻璃生產線的重復建設；至於擴大第三產業，需求不足的壓力直接作用於商業等服務業，怎麽擴大？能擴大到哪裏？農村稅費改革遇到的最大障礙是什麽？農村基層哪兒都缺錢、哪兒又都需要錢；蘇皖稅費改革後農民負擔出現反彈，根本難點在於財政缺口無法彌補（葛如江和湯澗，2003），縣鄉村級財政本來就普遍困難。前面已說過，在貨幣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局面未根本扭轉之前， 政府在某些具體領域進行的努力，很可能是拆東墻補西墻，力不少出、活兒沒多幹，事倍功半。稅費改革是應該的，但不能指望它能解決農民收入問題。
需求不足或過量是短期問題，體制、結構不合理是長期問題，不能通過解決長期問題來解決短期問題。當前，貨幣、需求的短期問題和結構、體制等長期問題交錯扣連，應以貨幣為主切入口，先解決貨幣問題，扭轉（至少是大幅度緩解）需求不足局面，使經濟運轉暢通，進入有效循環，為結構調整、體制改革提供壹個良好的前提背景，在暢通的運轉中（而不是遲滯中）優化結構、體制，解決結構、體制問題才能事半功倍，而不能是先解決體制、結構等長期問題，通過解決長期問題來解決總需求（貨幣）不足等短期問題。（當然，這並不是說當前結構調整、體制改革就不重要）。沒有正確的宏觀政策措施或有利的外來沖擊，短期問題會長期不能解決的，如英國在20世紀20、30年代長期蕭條，美國在1929-1941年間也長期蕭條。
3、有人把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歸咎於金融危機。我們知道，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我國就已出現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所以，這種解釋對不上時間。金融危機減少了我國隨後壹段時間內的出口增長，加劇了內需不足的程度。後來出口增長基本恢復之後，有效需求不足局面並未好轉，也說明亞洲金融危機不是我國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1994年阿根廷開始衰退，1995年出現4%的負增長，經濟蕭條初期，部分人士也將其歸咎於1994年底爆發的墨西哥金融危機。
4、有人把有效需求不足歸咎於所謂的通貨緊縮，認為人們買漲不買落，扭轉價格形勢已成為扭轉宏觀經濟的關鍵。這種觀點顛倒了因果關系，是有效需求不足導致了物價下降，而不是物價下降導致了有效需求不足。物價是從1997年10月份以後才開始下降的，而我國在1995、1996年就已出現了明顯的有效需求不足。如果物價持續下降前總需求充足，物價怎麽會普遍持續下降呢？對這種觀點的另壹個否定是，我們硬性地把所有物價都持續提高幾倍，有效需求就增加了？可以肯定，那樣人們更買不起東西了，需求會更不足了。反過來，如果真能讓全部物價降低壹大半或更多，內需不足的局面肯定會全面扭轉，又壹次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供應商之所以降價正是為了增加銷售量，如果真是越降價越沒人買，供應商們再愚蠢也不會去降價的。正是由於貨幣不足時，物價不能相應下降以矯正貨幣不足，需求才持續不足的，如果物價能絕對靈活，就不會出現有效需求過量或不足。需要指出的是，2000-2001年物價指數由負變正，而有效需求不足局面並未扭轉，也說明這種觀點是錯誤的。通貨緊縮是經濟問題（總需求不足）的結果表現，而不是該問題本身及原因。把通貨緊縮（膨脹）需求不足和過量的根本原因是不科學的，本末倒置。物價的漲落對貨幣流通速度（消費、投資傾向）有壹定影響，物價上漲對貨幣流通速度有壹定提升作用，但若貨幣不能相應膨脹，實際購買力會降低，能買的起的商品和能買的起商品的人（和企業）會越來越少，這樣，通貨膨脹對總需求的正效應小於其負效應，如滯脹。反過來，物價持續下降中，的確會有壹些人持觀望態度，能買的起的商品和能買的起商品的人（和企業）會越來越多，對總需求的正效應大於負效應，如2002年汽車大幅度降價造成需求爆發性增長（張伯順，2002）。通過物價上漲預期來刺激總需求即使短期內是有效的，長期上也屬於飲鴆止渴。有人把物價指數由負變正當成經濟出現轉機的壹個表現，那是錯誤的，在貨幣（總需求）不足局面未扭轉的情況下，物價上漲是壞事兒而不是好事兒。
5、還有經濟周期的觀點，認為經濟發展不可避免地經歷繁榮、衰退、蕭條、復蘇等幾個階段，我國經濟經過多年的繁榮之後，這段時間恰處於蕭條和不景氣階段。這種觀點並未說明經濟周期的內在原因，似乎這壹切都是自然的，與宏觀政策無關。然而，經濟的運行不同於日月星辰變換，恰恰是由人的經濟行為來實現和決定的，任何壹個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都會給經濟波動造成影響，在政府對經濟進行強大幹預的今天，中央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措施無疑是最有決定作用力和影響力的。而且，經濟的波動是不規則的，並不存在固定的周期，不是到某壹個時間點就壹定是什麽樣的態勢，如我國1988年出現高漲，1990-1991年出現市場疲軟，1992年，貨幣供給相對快速增長，當年經濟迅速復蘇並進入高漲。而後的有效需求不足從1995年開始到2002年已經8年了。經濟波動也不必然是復蘇、高漲、衰退、蕭條依次出現，如1937年8月，正在走向復蘇的美國經濟在並未出現高漲的情況下，由於政策錯誤緊縮導致貨幣供給量再次絕對下降，又壹次陷入急劇衰退和經濟危機。所以，沒有正確的宏觀政策調控或有利的外來沖擊，經濟是不能自動較快地走出蕭條的，這種經濟周期的觀點無助於對宏觀調控進行指導。根據本文的分析，我們知道，市場經濟運行出現高漲、衰退、蕭條、復蘇的波動，是由於貨幣供大於求和求大於供以及兩者之間的過渡、轉換造成的，貨幣供求失衡的原因則是實際沖擊與貨幣沖擊***同且相互作用的結果。
綜上分析，我國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主要不是結構、體制等問題。基於文章開頭的分析，毫無疑問我國總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是貨幣不足。對於其他有壹定道理所謂的非貨幣因素原因解釋，重復前面的壹句話，可以也應該歸納於對貨幣供求量的影響上，先成為貨幣不足的原因，再成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而不能直接成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造成我國貨幣不足的根本原因是長期的緊縮政策，具體原因過程在“滯脹”壹章中已論述。
2·2 人們總是用“貨幣供給增長率同經濟增長率和零售物價上漲率之和相比較”的方法來衡量貨幣供給是否充足，並得出結論：我國的貨幣供給是充足的。仔細分析會發現，這壹比較方法有許多不妥之處：
1、貨幣服務於整個經濟領域內所有的商品交易和流通，任何商品供給增長和物價上漲，都增加對貨幣的需求，經濟各部分是不均衡和不成固定比例的。經濟增長、零售、消費物價的商品統計範圍很小，不能準確代表總商品供給（增長）和總物價（上漲）。比如，1993年國內生產總值31342億元，增長13.1％，而同期商品供給中僅工業總產值就52692億元，增長28％；生產資料價格上漲33.7％，而消費物價上漲14.7％；1994年國內生產總值44918億元，增長11.6％，而同期僅工業總產值就76909億元，增長26％。並且，貨幣需求量不僅要考慮現實的商品供給（增長），還要考慮商品的供給能力（增長），失業增加、商品供給能力閑置（增加）時，經濟增長指數對此沒有任何反映。這兩個指數僅屬於實體經濟，對虛擬經濟沒有反映，而股票和債券的二級市場也需要且占用著大量貨幣，即購買力分流。從1996年連續降息以來，股市火爆，股票數量猛增，價格猛漲，如上證指數，1996年550點，2000年上升到2000點左右，這需要大量的貨幣流入進行支持，大幅度增加著對貨幣的需求，相應減少了實體經濟領域的貨幣供給增長，是造成實體經濟貨幣不足的壹個重要原因。貨幣從實體經濟進入虛擬經濟後，很難再從虛擬經濟撤回實體經濟，因為賺了錢的想繼續賺錢，賠錢的想撈回來，即使股市回落低迷，大多也不肯把資金撤出去。
另外，我國從計劃體制轉向市場體制的逐步改革，市場化、貨幣化範圍迅速擴展，也大幅度增加著貨幣需求量，如教育產業化、住房商品化和醫療保障、社會保障的社會化改革等，都大量增加著對貨幣量（購買力）的需求。貨幣化的過程不但應包括物質產品的貨幣化與市場化，還應包括服務產品的貨幣化與市場化，既包括流量資產的貨幣化與市場化，也包括存量資產的貨幣化與市場化。因此貨幣化在中國的進程還遠遠沒有結束（孫健 辛然 2002）。經濟增長、零售物價指數對此沒有什麽反映。象大學大幅度擴招和學費猛漲，大量地增加了對貨幣（購買力）的需求。
2、未考慮貨幣流通速度V的變化。我國近些年來的貨幣流通速度壹直處於下降狀態，（和貨幣增長不足有很大關系），從1992年的1.049下降到1998年的0.761，相應增加了對貨幣的需求。當然，GDP在整個貨幣經濟中比重很小，用GDP/M2來計算V是不準確的，但經濟蕭條時消費傾向、投資傾向低卻是不爭的事實。
3、貨幣需求增長率也不宜由需要交易商品量增長率和物價上漲率簡單相加，因△(PT)= △P＋△T＋△P·△T， 當△P和△T都不小於10％時，△P·△T就不能忽略不計。
4、貨幣供給增長率大於貨幣需求增長率不等於貨幣供給增長額壹定大於貨幣需求的增長額，還要看基數大小； 貨幣供給增長額大於貨幣需求增長額不等於貨幣供給量大於貨幣需求量，也要看基數大小。
如果貨幣供給增長率大於經濟增長率與零售物價上漲率之和，就是貨幣供給增長率大於貨幣需求增長率，那麽，這好幾年累積下來，貨幣供給應嚴重過量，就應是通貨膨脹，而不是通貨緊縮了。所以，貨幣供給增長率大於經濟增長率與零售物價上漲率（或消費物價指數）之和，並不等於貨幣供給增長率大於貨幣需求增長率及貨幣供給增長額大於貨幣需求增長額，更不等於貨幣供給大於貨幣需求 。
五 結論及建議
既然需求不足的原因是貨幣不足，那麽，扭轉需求不足局面就要主要通過相應適當增加貨幣供給來實現。有人總擔心增加貨幣供給會引起通貨膨脹，並非沒有道理，但是，如果有非貨幣手段能有效增加有效需求、扭轉需求不足局面，會有相同的通脹風險的，（計劃經濟中的強制降價除外）。在由需求來拉動經濟較快速增長時，完全避免物價上漲也是不可能的 。對物價上漲，既要允許其適度存在，又要防止其肆虐，要把它控制在適度的範圍內。從2003年開始，我國的貨幣供給增長率明顯提高，但這主要並不是宏觀政策措施的結果，而主要是由於外匯儲備超常增加、外匯占款大量投放及其貨幣乘數導致的。現在，的確要適當控制貨幣增長率，防止貨幣增長率過高，但不宜轉入緊縮政策。這種較高的貨幣增長率應保持、觀察壹段時間。要註意貸款增長在時間上的連續性，要避免貨幣增長率、貸款增長率的大起大落；也要註意貸款增長在結構上的均衡性，避免貸款增長集中在某些局部而產生結構型通紅膨脹，並引致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同時要高度關註物價的漲落，必要時進行壹定的物價管制，本文已分析說明，物價上漲從根本上說是有效需求的大敵。美國肯尼迪年代經濟長期繁榮經驗告訴我們，較高的貨幣增長和恰當的物價管制是保持長期強勁需求的有效方法。
六、對宏觀經濟學的壹些反思
1、通過本文的分析，我們知道，有效需求不足或過量的原因是貨幣不足或過量，商品供求總量均衡和貨幣供求均衡是壹體的、不可分離的。貨幣供求均衡則商品供求總量上必然均衡，商品供求總量上均衡則必須貨幣供求均衡。不可能出現商品供求總量不均衡而貨幣供求均衡的情況，或相反。所以，宏觀經濟學教程中的IS—LM模型是錯誤的，因在這個模型中兩者是分離的，這個模型實際上重建了兩分法。
2、菲利普斯曲線是錯誤的。基於交易方程式MV=PT，物價P和有效需求量T是反比關系，在MV增長壹定時，物價上漲的多了，商品交易量T的增長就少了，甚至會下降；進而，需求對增加就業、商品供給（能力）增長、經濟增長的拉動就少了，甚至會產生反向拉動力。所以，物價上漲對就業增加、商品供給增長產生的確實是負效應，物價上漲率越高，負作用越大。經濟增長、就業增加和物價上漲不存在正相關的邏輯關系，而是負相關邏輯關系，菲利普斯曲線當然是錯誤的。只是在需求過量拉動經濟增長時，需求對物價也有向上的拉動力，必然有物價上漲這壹副產品，使就業增長和物價上漲成為壹對孿生兄弟，雖然他們天生是敵人。在明顯的成本推動或慣性的物價上漲中，這對兄弟就不能***存了。這就是為什麽貨幣快速增長且進行物價管制時可以實現低失業率，如二戰時的美國和短缺時代的我國，這壹事實和滯脹的事實充分證明了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線所表達的那種邏輯關系。
3、對宏觀經濟管理而言，貨幣不是唯壹重要的，但卻是最重要的，因為，在貨幣、貨幣流通速度、物價、商品供給（能力）等幾個變量中，對政府而言，貨幣最具有可控性，雖然控制它仍是有難度的，並且，可以通過控制貨幣量來有效地控制其他變量及整個經濟。當然，本文並不說明政府在其他領域就完全應無所作為，比如通過收入政策對工資物價進行必要的幹預，來輔助制止通貨膨脹；進行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理順經濟關系。但對扭轉有效需求不足局面而言，結構調整只能作為輔助藥物，不能替代貨幣的主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