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不可否認的是，存在礦產資源過度開采、天然氣能源過度消耗、自然環境汙染嚴重等問題。然後，地方政府強調經濟增長，過度追求GDP的增長率，導致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紡織等產能過剩，產業結構不合理。再者，中國經濟30多年來壹直穩定增長，前幾年高速增長，近幾年穩定增長。去年增長7.7%，經濟總量56萬億美元，國民人均收入183165438 0元，約合6700美元，增長8.1%，處於中高水平。與此同時，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地位大大提高，但不可否認的是，環境汙染急劇加劇。然而，由於分配制度的缺陷和壹些人灰色收入的存在，人民的收入水平差異很大，差距越來越大。城鄉有2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物價上漲使他們入不敷出；不到20%的人擁有80%以上的社會財富，他們經常揮金如土，燈紅酒綠，聚會狂歡。我國現有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明顯失衡，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壹是產業結構失衡。產業結構的重工業化導致了資源能源的高消耗、溫室氣體的高排放和環境的高汙染。二是內需和外需比例失衡。在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下，外需快速增長，內需萎縮；在內需中，主要依靠投資，導致了消費萎縮。就壹個大的經濟系統而言，如果經濟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在壹定條件下，會誘發很多問題，比如外部條件的變化。壹旦不能提供外部消費，經濟發展就會非常困難。支撐這種生產方式的因素有四個:資金、土地(自然資源)、勞動力、管理和技術創新。資本投入高，勞動力價格低，資源價格低，技術創新不足，都會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在不是要不要轉型的問題，而是要不要轉型的問題。現在我們很被動。金融危機後，出口部門壓力加大，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貿易摩擦時有發生。歐美市場吸收中國制造產品的能力下降，出口很難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所以經濟必須轉向內需，這是被動的。第三，投資與消費失衡嚴重影響經濟內生動力。在投資和消費問題上，經濟的重工業化必然導致高投資和被擠壓的消費。從儲蓄率來看，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中，政府和企業的儲蓄率增長遠快於居民，政府和企業的儲蓄呈上升趨勢，而居民的儲蓄呈下降趨勢，這是高投資的來源，高儲蓄可以帶來高投資和高出口。第四，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扭曲，不同階層收入差距拉大，社會消費傾向降低。居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直接導致消費需求不足。第五，人口紅利將逐漸喪失，但每年仍有近千萬登記失業人口，就業壓力依然存在，給決策機構解決問題帶來挑戰。第六，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失衡，制約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因此，必須扭轉這些結構性失衡。經濟轉型的障礙主要有三個:壹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中國是壹個發展中國家，也是壹個轉型期國家，現在發達國家也經歷了這個發展階段。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壹個國家很難超越重工業化階段。在這個發展階段，有壹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經濟強調工業化，“三高壹資”產業處於主導地位，這是我們難以回避的。而中國的特點是，與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我們的城市化和市場化不發達，服務業嚴重滯後，重工業化比重畸高。第二，制度存在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早就存在了。在內需中，投資比重過高，消費比重過低，消費比重處於持續下降的地位，屬於典型的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在內外需的關系上，中國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過於依賴外需，對於壹個大國經濟來說顯然是不可持續的。金融危機後，中國很難再現危機前出口高速增長的景象，這迫使我們加強國內制度和信用體系建設，引導出口部門的產品轉向內需。第三，政策問題。中國壹直鼓勵出口和加工制造業。雖然這在壹定程度上解決了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增加了職工收入，但也有很多負面影響。我們國家對出口部門的鼓勵實際上是建立在相對低廉的資源價格和勞動力價格基礎上的，出現了為出口而出口的現象，客觀上造成了政府鼓勵的畸形經濟結構。對此，為了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如何控制通貨膨脹及其預期。首先，分析通貨膨脹的類型，包括需求驅動型、成本驅動型、國際輸入型和混合型。對於需求驅動型通脹，宏觀緊縮政策是有效的，而對於成本驅動型通脹和國際輸入型通脹，緊縮政策的效果並不那麽明顯。因此，政府應該采取綜合治理措施，而不僅僅是依靠簡單的宏觀緊縮政策。“壹刀切”的緊縮政策。應對混合通脹預期，特別是成本推動型和國際輸入型通脹，不僅不利於穩定物價水平，還可能減緩宏觀經濟發展，導致“滯脹”。應對通貨膨脹，特別是防止“滯脹”的發生，不能單獨采取宏觀緊縮政策，必須采取綜合調控措施:壹是要從貨幣政策總量調控轉向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控並重。我國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利率政策、調控信貸規模等手段，在應對通貨膨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貨幣政策的結構將更適合中國目前的國情。第二，從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轉向從緊的貨幣政策應該分階段進行，避免急轉彎，防止“硬著陸”，減少對經濟形勢的沖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采取“緊配合”可能更有效。通脹預期是可以改變的，通脹很有可能成為現實。在這種形勢下，穩定社會的通脹預期非常重要。政府最近的對策是采取結構性措施，增加市場上短缺商品的供應。增加供給是穩定物價的緊急措施。當壹些原材料和消費品的國內產出不能在短時間內增加更多的供給時，外匯儲備可以用來進口壹些國內短缺的商品。只要供給增加，企業和居民個人的通脹預期就會趨於穩定。此外，政府采取的打擊商品投機的措施也能起到壹定的作用。抑制非正常需求和有序增加供給應該同時進行，有序增加供給相對更重要。然而，在現實中，控制通貨膨脹並不難。難的是如何在抑制物價上漲的同時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刺激消費需求增長，同時抑制投資過快增長。在這種情況下，主要作為總量調控的貨幣政策很難單獨發揮有效作用。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必須密切配合，調控政策要“適度”。首先，積極財政政策的功能應從反經濟周期轉向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1100億國債建設項目重點向“三農”、社會發展、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以及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和改善困難群眾生活等方面傾斜。其次，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職能轉變，貨幣政策的作用和重要性將相應上升，財政政策將不再是宏觀調控的主力。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主導地位轉變的背景下，為確保新壹輪經濟平穩增長，央行應根據經濟形勢變化采取預調微調手段，合理調控貨幣供應量增長，保持信貸總量穩定增長，通過貨幣政策窗口引導控制投資過快行業的信貸規模，及時傳達貨幣信貸政策意圖，引導社會投資預期；必要時，略微提高貸款利率，抑制投資過快增長。第三，充分發揮產業政策和投資政策的作用，努力抑制投資過快增長，增加有效供給。壹是實行最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加強用地審批和監管。二是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增加糧油種植面積。利用國際市場調節國內糧油供求。第三，大力加強交通、能源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能源交通項目建設要適度超前。第四，加快投資體制改革步伐，將投資權直接下放給企業，強化市場機制引導投資的作用；第五，國家應通過經濟和法律手段，輔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調控企業的投資方向，穩定經濟增長；第六，進壹步發展服務業和小微企業，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內生動力。第四，中國正在加速向工業化強國邁進。環境汙染壹直是困擾我們的大問題。同時，它也提醒我們開展環保運動，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的必要性。從遏制環境惡化、防止大氣和水環境惡化的角度出發，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當然，要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還必須提高人們的環保意識，加大資金投入，搞好技術升級，擴大和發展替代能源，大力發展風能、太陽能、潮汐能發電，提高單位產出的能源利用率。第五，當壹個國家的貧富差距過大時，會阻礙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經濟上，貧富分化會在壹定程度上削弱富人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貧困群體的擴大直接制約社會消費需求，進而影響經濟發展；政治上，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期，長期處於低收入水平的人會感到被社會拋棄和失望，容易產生逆反情緒，激化各種矛盾，危害社會穩定。貧富分化不僅影響效率的提高，還會產生社會不穩定，其破壞性顯而易見。因此，應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分配領域的差距，大幅度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變金字塔結構為橄欖形。關鍵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壹步調整產業結構。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要有質的飛躍，關鍵在於以改革的手段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激發經濟主體自主產生轉型升級的需求和動力。因此，要在要素市場、財稅、科技、投融資、收入分配等壹系列關鍵領域取得新突破。近年來，改革成效顯著，特別是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但應該看到，下壹步改革面臨著更加復雜的形勢和利益格局。明年乃至未來，將由易到難逐步推進，還將進行壟斷行業改革、稅制改革、薪酬制度改革、深化企業制度改革。要抓緊把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改革任務逐條細化落實，增強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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