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到上海後，在外灘中央銀行二樓辦公。此時和蔣過從最密的人，除宣鐵吾外，還有王新衡。王當時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長、上海市政府參事。蔣經國到上海後， 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壹再宣稱，要鎮壓奸商，抑平物價。宣鐵吾為了配合，即在警備司令部成立經濟緝查機構，專門緝捕奸商。蔣經國和宣鐵吾的行動，對杜月笙無異於當頭壹棒，因為杜對於金鈔外匯黑市、股票漲落和糧價升降等，是壹只無形中的巨大黑手。
杜月笙的中匯銀行，由兒子杜維屏任經理。杜看到蔣經國、宣鐵吾來勢兇猛，就計劃將港幣45萬元，私自套匯外流。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報告了蔣經國。蔣 大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維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內。王新衡是壹位十分圓滑的兩面人物，他既和蔣經國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維屏既將被扣時，又通風給杜，叫杜註意。這樣壹來，嚇得杜對45萬港幣壹時未敢下手。但事後，杜系的中匯銀行和通商銀行，還是漏夜趕造帳冊，化整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杜維屏被扣，當時務報以通欄標題報道，杜月笙威風掃地，在驚恐中曾壹度避往香港。從表面上看，經此壹擊，金鈔黑市的確下降許多。蔣經國覺得初戰勝利，十分得意；但漸漸就感到事情棘手，因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找不到杜維屏套匯的罪證，就只可“雷聲大，雨點斜，最後將杜交保釋放了事。
此外，蔣經國和宣鐵吾還辦了以下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關的事：
壹、嚴格按金圓券實行限價。蔣經國規定，凡壹切商品的零售價格，全部凍結；商店不得轉移，不得拒售，必須開門應市。但這確是個非常不徹底的治標辦法。奸商囤積居奇，可說無孔不入，光靠軍警力量，查不勝查，抄不勝抄，而門市商品則立即被搶購壹空。未及壹月，全上海開著的幾乎全部是空店。資本家、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聲載道，這個限價政策也就只好告終。
二、在扣押杜維屏的同時，蔣經國和宣鐵吾也對興風作浪的證券大樓和金鈔黑市實行鎮壓，其中有名的壹件就是逮捕“楊家將”。所謂“楊家將”，是指控制場外股票金鈔黑市交易的楊長和、楊長仙和楊長庚三人，他們的綽號叫做“場外亨鼠牌”，意思是壹群機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楊家將”也是直接或間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響的，因此，這也可以說是對杜的打擊。但不到壹月，隨著限價政策的失敗，蔣經國自認倒黴，就將“楊家將”交保釋放。壹場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
三、蔣經國和宣鐵吾還曾集中力量，打擊過孔氏豪門的“揚子公司”。宣鐵吾利用他控制的《大眾夜報》，以頭版頭條新聞，揭露“揚子公司”私套外匯的大案，還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畢竟不是杜維屏，蔣經國只是虛張聲勢，未敢下手。就在1948年10月初蔣介石到上海時，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就親自向宋美齡哭訴告狀。當時蔣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喪，因沈陽剛剛解放，廖耀湘和範漢傑兵團在遼西走廊全軍覆滅。國民黨已經盡失關外。在東平路官邸，蔣介石大發脾氣，命令封閉《大眾夜報》（同時封閉的還有吳紹澍的《正言報》），並當面斥責宣鐵吾，說宣周圍有***產黨。其實，在《大眾夜報》並無地下黨。
蔣經國到底敗給了誰?
問題不在於抓了誰，而在於任何人都無法和經濟規律抗衡，缺乏物資供應，因為行政命令壓制住的物價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金圓券發行僅15天，漢口、重慶和廣州的物價就分別上漲了21%、40%和83%，唯獨上海因為蔣公子的存在，還能勉強維系。另壹方面，南京政府希望美國能提供5億美元貸款幫助穩定金圓券，就如當初國民政府在抗戰前發行法幣那樣。但此時杜魯門政府已經拋棄了蔣介石，根本不可能有金融貸款。
10月8日，蔣介石從北平飛回上海，宋美齡跟他說了什麽外人無從得知，但蔣介石和蔣經國談過後，事情就悄然變化了。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揚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最後，孔令侃離開上海，轉赴紐約，交給政府600萬美元，和杜家有關的永安公司以低於成本1/4的價格拋售了壹批棉花，杜維屏便回了家。從表面看這些“大老虎”都向蔣經國低頭，但物價最終還是狂飆突進，限價令在11月1日轟然倒塌。
經國打虎，以失敗告終，但他不是輸給老虎，而是敗給壹只看不見的手。就如《蔣經國傳》裏說的那樣：“由於上海以外地區物價迅速攀升，商人和民眾擁入城裏，買盡壹切商品、物資。雖然當年秋天浙江、江蘇省谷物大豐收，上海卻嚴重缺糧。原料也壹樣缺乏，生產商遂停止生產。”壹年之後，1949年11月，坐鎮上海的陳雲給各地密發12道指令，命令全國的棉花紗布向城市集中，長江中遊的集中到漢口，西北地區的集中至西安，華北的紗布集中津京。
接下來是糧食，陳雲從11月開始命令東北每天往京津地區運糧食1000萬斤，從四川征集4億斤糧食援助上海，另外向國外增購4億斤大米。內外夾擊之下，以上海為首的投機商沒法抵禦全國集中的物資，面紗和糧食的價格開始跳水，上海投機商終於被接替南京政府的***產黨人打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