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特定的歷史條件看，三大改造運動確具有壹定的“必然”性和“惟壹選擇”性，這些“特定的歷史條件”就是意識形態的作用、執政黨的價值取向、壹邊倒的立場、帝國主義的威脅、蘇聯模式的影響。但統而觀之，這些特定的歷史條件嚴格地說都不是構成歷史必然性的充分條件，所以在這些條件下發生的“必然”很難說就是歷史的必然性，在這些條件下發生的“惟壹選擇”很難說就是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惟壹選擇。壹種直到現在仍然占主導地位的觀點認為：雖然三大改造運動存在壹定問題，但三大改造是歷史的必然，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惟壹選擇。
“三大改造”的依據是“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因此，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評價與對三大改造的評價直接有關。對於這條路線有三種評價：壹是龔育之提出的：“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發展”；二是薛暮橋提出的“基本方向正確，但搞早了或搞急了”；三是林蘊暉提出的“戰略思想的重大變更”，認為它離開了我國國情，離開了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
目前，隨著研究的深入，盡管仍有基本肯定、基本否定、部分肯定部會否定等多種不同看法，但是對於這樣壹個億萬人民群眾參加的運動，在大規模運動的數年中生產力水平沒有下降並得到較快發展的狀況，越來越趨於實證性的具體分析了。
站在21世紀初期的歷史高度看待發生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的三大改造運動，我們應該說些什麽呢？ 壹種曾被視為絕對純粹和完美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它建立之後不到30年的時間就成為束縛生產力的桎梏而難以堅持下去，不得不讓當年已經消滅了的經濟成份重新復活起來，這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所以，問題不在於三大改造運動是快還是慢，是早還是遲，不在於是用15年完成還是用3-5年完成，問題在於通過三大改造運動建立的這種純粹的“公有制”違反了經濟發展的本性，問題在於運用國家權力消滅了當初不該消滅的經濟成份，從而也就消滅了經濟的活力。
隨著中華人民***和國經濟史研究的深入，對於我國建國初期歷史約7年之久的“三大改造”更多學者采取了實證性的分析研究。壹方面，對於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私營金融業改造的必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並指出改造工作中的缺點與不足；另壹方面，將1953年以後的改造運動與當時經濟發展戰略和工業化的主客觀環境聯系起來，分階段、分行業的進行實證性的研究與分析，就“壹五”期間的客觀經濟狀況而言，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決定了建立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又決定了三大改造的必要性及其可能性；同時，三大改造的提出與工業化還存在相悖的壹面，即脫離生產力水平的改造速度和改造目標。三大改造對工業化的積極作用包括：在基本建設投資金額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維持了資金和物資的基本平衡和市場的基本穩定；在當時的環境下，幫助私營企業克服生產任務和原材料不足等困難等。其消極作用包括：經過對資改造，私營企業也同原有公營企業壹樣，難以進行獨立的經濟核算，影響了品種的更新、質量的提高和固定資產的更新；使農業增長速度放慢，從而也影響了工業化的速度等等。三大改造正負兩方面的作用在不同年度作用的程度不同。在“壹五”期間特別是前4年，積極因素是主要的；1957年以後，消極因素逐步占居主要方面，這種消極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突出。由於以往對於三大改造的兩重性缺乏深入探索，將其中符合我國歷史條件所采取的壹些作法和“壹五”期間宏觀決策正確、實施合理所帶來的成就，簡單地套用社會化大生產需要擺脫私有生產關系束縛的壹般原理加以解釋；將針對特殊歷史條件的部分具體作法上的意見分歧，簡單地、普遍地歸結為兩種思想、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鬥爭，從而導致了理論與中國社會實際的偏離。對於農業合作化的背景以及合作化的不同階段也作了具體分析。對於不同行業特點的手工為改造予以了不同的評價，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對象、改造的方式與階段也開始作具體的分析與評價，並且正力求通過微觀的實證分析使論證有充分的說服力。
就五十年代中國經濟和中國歷史的全局而論，重要的是，無論早幾年或幾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經營管理上和計劃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應有的靈活多樣性，總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