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戰後，德國與中國在協約國的排斥下皆同病相憐。所以在戰後的經濟，軍事，政治有相當的合作。（德國更多的是關心從中國獲取資源），所以當日本強勢進攻中國後，就默認了日本的舉動，因為他不在乎誰控制中國，只要其利益不受損失即可（中日倆國都是其盟友）這也導致了中國傾向蘇聯，在蘇聯的支援下對抗日本。德國也開始支持日本，因為德日都仇視蘇聯。
具體資料如下：希特勒的上臺，把中國與德國最後的紐帶慢慢的解除了。
壹、魏瑪***和國時代早期的中德關系
1914年至1918年第壹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使德國從世界壹流強國的位置上跌落下來，海外市場與殖民地被以英法為首的戰勝國剝奪殆盡，國際地位壹落千丈。由於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代表的強烈反對，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壹切權益轉讓給日本，中國代表沒有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對巴黎和會和《凡爾賽和約》的***同不滿，使德國積極謀求與中國、美國等非凡爾賽和約國家接近，試圖重塑昔日的大國地位。1920年7月，德國前駐華總領事蔔爾熙（von Borch）作為政府代表，來華與中國政府談判恢復外交關系、重建兩國通商關系事宜。德國方面表示，盡管中國未簽署《凡爾賽和約》，德國仍將承認和約第128~134款中關於德國完全放棄前帝國在華特權的規定。1921年5月20日，中德兩國正式簽訂《中德協約》，宣布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恢復友好和商務關系；德國放棄了在華領事裁判權，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原則。
在政治關系改善的推動下，中德經貿關系很快得到了相當的恢復和發展。到1925年，德國自中國的進口達2.29億馬克，遠遠超過戰前水平；出口為1.18億馬克，恢復到戰前水平的90%，其中以軍火貿易最為興盛。據中國海關統計，僅1925年，德國船運來華的武器總價值就達1300萬馬克，超過全部外國武器進口值的壹半以上，而這還不包括走私和通過第三國轉口的武器。德國公司也獲得了壹些兵工廠的建設合同，雲南昆明兵工廠、沈陽化學兵工廠均是由德國人設計建立的。
1921年9月，德國擬在廣州重開領事館。副領事瓦格納（Wilhelm Wagner）於9月25日對孫中山作禮節性拜訪，談話中，孫中山提出了與德國合作問題，希望能得到德國的承認和支持。盡管瓦格納對孫中山抱有好感，並對其聯德思想十分感興趣，但他認為：“從整體考慮，特別是考慮到同北京政府的關系，對此我們要妥善處理。”蔔爾熙亦認為，與孫中山的南方政權只能保持非官方關系。對孫中山在德國招募顧問和遊說德國企業家等活動，德國也表示不會給予“官方支持”，以免引起“我們已經承認的北京政府的誤解”。
1921年~1924年間，孫中山積極聯德，三派代表赴德遊說，並與前後三位德國駐廣東領事反復交涉，卻都收效甚微。德國官方壹直未接受孫中山的倡議，只是在非官方的框架內對其經濟設想提供了有限的支持。盡管孫中山的聯德構想未獲實現，但其這壹主張卻“為後來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發展對德關系定下了基調，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二、20世紀30年代的中德關系
1925年2月28日，魏瑪德國第壹任總統艾伯特因病去世。4月26日，興登堡當選為魏瑪***和國第二任總統。1928年8月17日，魏瑪德國宣布承認南京國民政府。中德雙方的關系亦從此邁入了壹個新的時期。
1928年11月，德國陸軍前上校馬克斯·鮑爾（Max Bauer）率領壹個由他組織的25人的顧問團來到南京，以私人身份受雇於蔣介石政府，協助中國進行軍事現代化建設。這個25人的顧問團包括10位負責軍事訓練的軍官、6位軍械後勤軍官、4位警政專家和5位經濟、市政管理、鐵路管理、醫療、化工方面的專家，以“幫助蔣介石消滅各地軍閥，把中國變成德國的市場”。
從1928年鮑爾來華任職至1938年希特勒德國撤回所有在華顧問為止，總***有135名德國軍事顧問受到官方的認可，被派往南京國民政府任職，其中還不包括8名文職顧問和許多省級軍事、技術專家。這些德國軍事顧問大多數是普魯士帝國軍隊以及後來的國防軍參謀總部的軍官，他們的在華活動與德國的經濟、政治領導集團利益緊密聯系，在重新恢復德國自《凡爾賽和約》以後失去的在華經濟和政治影響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3年1月希特勒上臺以前，德國的對華政策還缺乏明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目標，因而當時軍事顧問團的活動也沒有完全同國防軍或德國政府的官方政策結合起來。第壹任軍事顧問鮑爾上校對於國民政府的軍隊現代化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建議下，南京政府成立了壹個教導隊，轄有壹個步兵隊、壹個重兵器隊、壹個炮兵隊和壹個通信隊，裝備德國兵器，並以德國顧問指導訓練，是國民黨軍隊中多兵種現代化部隊的胚胎。教導隊初建時為壹個團，1930年擴為教導師，爾後又擴編為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師，不僅武器，甚至連軍樂隊的鼓號都由德國提供，成為蔣介石嫡系部隊的中堅力量。
鮑爾不僅在國民黨軍隊現代化上做出貢獻，還在德國鋼鐵和化學工業對華貿易的增長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鮑爾率領的顧問團中，經濟與技術專家占據了核心地位。他在給蔣介石的“整理中國陸軍建議書”中就申明，中國“必須先有完整的軍火工業、交通、電訊、郵政，甚至市政與衛生設施，缺乏任何壹方，欲建現代化之國軍均將受其阻礙”。鮑爾利用自己的顧問身份，多次與在華的德國法本化學公司、史蒂夫斯道夫辛迪加等著名大公司的代表直接會談，商討拓展兩國貿易問題，並使德國大壟斷財團直接與蔣介石取得了聯系。1929年3月，德國工業家協會主席、法本公司總裁杜伊斯博格來華訪問，同蔣介石進行會談，表示德國工業界樂於同南京政府直接打交道，***同發展兩國貿易。在鮑爾的建議和陪同下，蔣介石派出了陳儀為首的中國考察團，專赴德國考察政治、軍事及軍工技術，並與克虜伯、西門子等大公司簽訂購買了價值近100萬德國馬克的武器和軍需品的意向性合同。
1929年10月開始的經濟危機在美國首先爆發。美國在戰後將大量資金借給急需經濟復興而資金匱乏的歐洲各國，壹舉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為了應付經濟危機，美國開始從歐洲抽回資金，由此使得歐洲的經濟基礎產生了動搖。歐洲的經濟危機便於1931年5月率先在嚴重依賴美國資金的奧地利和德國爆發。在此之前，德奧曾擬建德奧關稅同盟以***同應付經濟危機，但遭到法國的堅決反對。5月11日，占奧地利銀行業務近2/3的奧地利信貸銀行宣告破產；7月13日，德國三大銀行之壹的達姆斯達特銀行宣布倒閉，至8月5日，德國所有銀行均關閉。德國國內工人運動叠起，魏瑪政權搖搖欲墜，極端政治力量紛紛登場，布呂寧政府被通貨膨脹、財政崩潰和大規模失業等社會問題攪得焦頭爛額，此壹時期德國的外交政策帶有較為明顯的“保守合作，低調參與”的色彩，在日本發動九壹八事變後，也刻意地保持了中立態度。10月10日，德國外交次長畢樓（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在日內瓦對德國駐國聯公使莫提烏斯（Gerhard von Mutius）說：“德國對待滿洲事變的態度原則上應該在華盛頓九國公約的框架內，應盡量少參與。”
從艾伯特總統時代起，魏瑪德國對中日壹直采取的是等距離外交的政策，不願開罪其中任何壹方，以保證本國利益的最大化。盡管德國政府小心翼翼地在九壹八事變後的國際輿論中保持中立，甚至通過輿論將公眾支持中國的思想導向中立，1932年初，日本各大報紙還是猛烈抨擊了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參加了中國方面壹二八抗戰的軍事行動，使得德國政府不得不在外交上討好日本。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關東軍扶植的偽滿洲國建立，日本駐德國大使小幡酉吉多次造訪德國外交部，在不同場合提議建立兩國在滿洲的紀念館及合作關系。德國方面表示接受提議，但又“絕不采取任何特別的主動”，很顯然，德國不想因承認偽滿問題而得罪中國這個從經濟上來說更為有利的亞洲夥伴。以1930年來說，德國與中日兩國的貿易總額分別是3.475億帝國馬克和2.34億帝國馬克，德國的油脂工業幾乎完全依賴中國滿洲裏的大豆出口。9月14日，小幡酉吉又向德國外長牛賴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提交了壹份關於請求德國承認偽滿的備忘錄，牛賴特推說要經外交部商議才能答復，但此事隨著巴本內閣的倒臺而不了了之。
1933年1月，興登堡總統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巴本為副總理組成新內閣。隨著希特勒的上臺，德國的內政外交亦有了新的變化。在自傳式的作品《我的奮鬥》中，希特勒提出要為亞利安民族爭取“生存空間”、土地、資源，德國必須向外擴張，而擴張的手段就是對外戰爭。無疑，第壹次世界大戰那樣的無戰略構想的消耗戰對德國是相當不利的，希特勒設計了壹種新的不同類型的戰爭——閃電戰爭。這種戰爭需要做兩件事：迅速重整軍備和把潛在的敵國壹壹孤立起來，利用暫時的軍事優勢來進行壹場短期的對敵各個擊破的戰爭。這樣的戰爭將擴大德國的人口和工業基地，使德國軍隊取得有用的經驗，並把潛在的敵國嚇唬住，從而加強德國，以便進行下壹場這樣的戰爭。
在希特勒的戰略構想中，中國和日本均占有壹席之地。中國作為德國在遠東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原料供給者，是德國許多重要戰略資源諸如鎢、銻、錳、鉛、大豆、棉花的來源，也是德國工業產品的重要市場，同時德國可以從對華貿易中得到其缺乏的大量外匯。而日本則是德國借以牽制蘇聯勢力、吸引英國在遠東註意力的重要籌碼，德日雙方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同不滿使得日本成為德國壹個潛在的盟友。另外，希特勒的外交重心主要放在歐洲，只要中日兩國保持和平關系，德國與這兩國的關系就不構成難題。因而在希特勒掌權初期，德國對中日兩國仍然實行魏瑪政府的“等距離外交”原則。
1933年夏，前德國陸軍上將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訪問中國，隨後又於次年4月受聘於南京國民政府，擔任蔣介石政府的局勢總顧問。塞克特曾任德國國防軍參謀長、總司令，在《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只能保有10萬陸軍的情況下保佑並整頓了德國國防軍，並因此獲得了“國防軍之父”的稱號。包括丘吉爾在內的很多人認為，戰後德國的大裁軍事實上是歐洲安全的壹個隱患，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德國軍隊的精英化，而塞克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塞克特同德國軍界、政界和經濟界上層人物關系密切，他將中國軍隊的重整工作交給自己的副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處理，本人則致力於軍事工業及軍火貿易，在其1933年6月30日遞交蔣介石的《陸軍改革建議書》中就大肆鼓吹武器的作用，但中國兵工廠目前提供的裝備遠不能滿足需要，“在歐洲軍火公司的幫助下”，中國將能順利建立起軍火工業。1934年5月，蔣介石做出決定：今後將只購買德國軍火，並授權塞克特與軍政部工兵署署長俞大維磋商決定購買軍火的種類和數量。不久，塞克特將德國在華軍火商漢斯·克蘭（Hans Klein）引薦給蔣介石，有意使其作為援華建軍計劃的執行人。
1934年1月24日，克蘭在柏林創辦私人有限公司合步樓（Hapro，“工業產品商貿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的德文縮寫），總資本20萬馬克，克蘭獨資19萬馬克，主要貿易對象是發展同中國的軍火和戰略性原料貿易。早在與蔣介石政府就合作問題談判之前，克蘭已經就軍火貿易與粵系軍閥陳濟棠簽署了《中德交換貨品合約》和《浥江口各兵工廠建築物承建合約》，分別價值5490800港幣和657000港幣。事實上，合步樓公司的成立是得到德國軍政部（後改稱國防部）的暗中支持的。壹個間接的證據就是，隨著《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的簽署，克蘭及其合夥人將合步樓的全部股權轉讓給軍政部，同年，德國超越英、法、日，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
8月23日，經過歷時4個星期的談判，克蘭與國民政府代表孔祥熙在南京秘密簽訂了《中國農礦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開始了以德國的工業產品、武器裝備、機器設備、技術、人員等換取中國農礦產品和原料的易貨貿易。但由於克蘭與陳濟棠的秘密協約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在1936年3月底德國軍政部停止向廣東當局運送軍備後，中德雙方遂於4月8日在柏林簽訂了《德華信用貸款合同》，德國政府給予中國政府以貨物信用借款1億馬克，並且規定德國政府將1億貸款交由德意誌銀行與中國中央銀行執行雙方貨物互換的付款業務。從此，南京國民政府由資源委員會籌集鎢、銻等礦產，中央信托局籌集桐油、生絲等農產品，來交換大批的德國軍火、兵工廠及重工業設備。
中德易貨貿易對德國的意義是深遠的，在第壹次世界大戰後的疆界內，煤炭是德國唯壹能夠自給自足的戰爭原料，85%的石油、80%的鐵礦、70%的銅、90%的錫、95%的鎳、98~99%的鎢和銻，以及20%的糧食來自國外。隨著德國於1933年10月相繼推出國際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希特勒擴軍備戰的意圖也日趨緊迫，為了賦予德國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所缺乏的那種經濟持久耐力，必須對國家的生產能力進行有計劃的、長期的動員，並為應付壹場突發的持久而“全面”的戰爭貯存原料，而《中國農礦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的正式實行則為德國達到了這個戰略目的。合同簽訂之後，希特勒通過塞克特致函向蔣介石轉達謝意，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國防部長布隆堡也致函蔣介石等人表示祝賀。自此，中德關系進入了所謂的“蜜月時期”。英國報紙對此評論道：“同其他列強關系相比，中國同德國關系更加密切，無論在經濟、政治上，還是軍事關系上，德國人都獨占鰲頭。”30年代晚期，英國外交部壹位官員這樣評論德國的對外貿易：
德國用計帳結算方式從瑞典買進壹千噸鐵砂，來煉出五百噸鐵。德國用易貨方式從中國買進十噸鎢，又用計帳結算方式從土耳其購進二十噸鉻砂。德國用這些沒有花壹分錢現金買來的材料煉出五百噸優質鋼。德國用本國的輔助原料、燃料、電力、勞力和技能造出（譬如說）十輛坦克、兩部渦輪機和壹百臺打字機。坦克投入現役；德國（因為它的坦克幾乎已足夠了）就把去年型號的四輛坦克調出來供出口。其中兩輛賣給中國，兩輛賣給土耳其；德國人不僅付清了鎢和鉻的價款，而且還換得十大捆棉花和壹百噸黃豆。渦輪機賣給瑞典，抵償了鐵砂的價款之後還有余。九十九臺打字機在英國出售，得二百英鎊，用以購買無法用記賬結算方式購得的較少量原料，如椰仁等。這樣壹來，德國陸軍就獲得十輛嶄新的坦克，以替換四輛過時的舊坦克；德國工業獲得十大捆棉花、壹百噸黃豆、壹架打字機（困難時期，力求節約）和二百英鎊的椰仁，買了這壹切而不損失任何外匯。誠然，德國就不需享用土耳其軟糖和中國燕窩湯，因為土耳其棉花和中國鎢對德國更為重要。但它增加了六輛坦克，能使壹千名工人有兩個月的工作；既然瑞典要收取鐵砂的代價，就不得不購進德國的渦輪機，而瑞典也許更想買英國的渦輪機。
另壹方面，這壹時期中德政府之間的密切合作與往來也為中國的抗戰準備做出了貢獻。德國的軍事顧問團幫助國民政府整軍建軍，加快了國民政府軍事現代化的步伐，增強了國民黨軍隊的軍事素質，提高了國民黨軍隊的綜合作戰能力。至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大約有30萬軍隊經過德國顧問的訓練和重新武裝——其中絕大部分是蔣介石的直屬部隊，其中又以在塞克特建議下組編的“德式中央軍”（Germantrained Chinese Central Army）最為精銳，其余176個師團大多僅由輕步兵組成，裝配的武器也僅有來復槍、輕機槍和迫擊炮。在抗日戰爭中，這些新式部隊構成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主力和中堅力量。
另外，德國軍隊事顧問直接為中國抵抗日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戰略和戰術提議，並部分參加了中國的對日作戰。尤其是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對抗日戰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35年8月20日，他不顧德國外交部的反對，專門寫成《法肯豪森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呈送蔣介石，對中國抗日提出了若幹建議。甚至在1938年5月德國政府勒令所有在華的德籍顧問返國時，他也拒不從命，直至希特勒政府以其在德國境內的家人安全為要挾，才於同年7月離華。
最後，德國對華輸出的大量軍火，在壹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國武器裝備落後的狀況，增強了中國的抗戰實力；德國還為中國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建設提供了機器設備、技術、資金等方面的支持，為中國持久抗戰奠定了壹定的物質基礎。
三、七七事變後中德關系的轉變
1936年11月德日簽訂《反***產國際協定》壹事曾經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關註和不安，蔣介石以各種方式和渠道多次向德國詢問德日協定中是否有關系到中國的秘密條款，並得到德國方面的保證，即德日協定僅僅是防***反蘇性質，不會影響中德貿易和合作關系。1936年12月28日，德國國防部長布隆堡還專門致電蔣介石，祝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1937年6月孔祥熙訪德時向希特勒否認中國存在***產主義威脅的說法，希特勒向前者表示德中之間僅是商業關系，德國在遠東沒有任何政治上領土上的目的，德國唯壹的願望就是開展商業活動。
1937年7月7日，日軍制造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這壹重大事件上，德國事先沒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消息，因而感到十分困惑和震驚，壹時在外交政策上無法達成壹致。最初，德國附和英美，發表聲明指責日本違背了《非戰公約》，希望中日兩國盡快談判，解決爭端。7月20日，德國外交部公開宣稱對中日戰爭采取中立態度，並且私下對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國會贊成日本的行動”。就這壹問題，德國政府內部也有分歧。大致說來，國防部長布隆堡、外交部長牛賴特和經濟部長沙赫特是親華的，裏賓特洛甫及其所轄的“裏賓特洛甫辦事處”是熱烈親日的，對外政策部的興趣只集中於阿富汗，納粹黨國外組織部對這壹問題甚至沒有明確的傾向和方針，戈林本人是同情日本的，但又對在華貿易的巨額利潤很感興趣，因而舉棋不定。就希特勒本人來說，他對日本毫無預兆地同中國開戰感到惱火。德國不願支持日本，尤其在蔣介石向德國表示了堅定的抗日決心之後，希特勒害怕偏袒日本會把中國推向蘇聯的懷抱，從而增強後者的力量；而如果中日戰爭變成壹場持久戰，則無疑會減少日本對德國的價值，西方諸國和蘇聯就有可能在歐洲自由采取行動。此外，德國也不願因為支持日本過早地同英美發生沖突，因此仍寄希望於雙方通過協商解決沖突。
7月22日，日本再次向德國提出停運軍火來華並撤回在華軍事顧問，德國政府則表示這些貿易和雇傭關系都是私人身份的，政府無法阻止。德國官方向中國表示，德日《反***產國際協定》與中日沖突沒有任何關系。8月10日，沙赫特在柏林對再次來訪的孔祥熙說，“只要中日部正式宣戰，中德間的所有合同繼續有效”。
8月13日，日本進攻上海，中日間的全面沖突不可避免，德國開始意識到調和政策無濟於事。但此時德國內閣中，牛賴特、布隆堡和沙赫特等人均認為德國挑起世界大戰的時機尚未成熟，公開聯合日、意對抗英美蘇法未免失之過早。因此希特勒的對華政策盡管有了調整，但在遠東仍繼續推行中立政策。8月16日，希特勒在會見牛賴特與布隆堡時表示，他“原則上堅持同日本合作的觀點”，但將繼續對中國提供武器，由中國用德國所急需的原料和外匯來償付。據統計，抗戰初期中國對日作戰軍火的80%左右來自德國。
1927年8月21日，蘇聯主動與中國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為在抗戰初期唯壹公開援華抗日的國家，它給蔣介石政府以物資、技術、人力等方面的抗日援助後，蔣介石對蘇聯政府表示了熱誠歡迎和贊譽。中蘇的接近使得希特勒極為惱火，同時也同日本合作的觀點更加堅定，因為“遠東問題並非首要，德國也沒有必要冒險支持中國，得罪日本”。9月3日，孔祥熙直接致函希特勒，為中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進行解釋，聲明此舉只是中國抗日戰略的需要，中國絕不會倒向***產主義。但是，這番解釋沒能打動希特勒。
隨著戰爭的持久化，日本迫於形勢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企圖利用外交手段押赴中國。10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會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表示願意同中國談判，並希望德國能從中斡旋。於是，從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中旬，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間奔走，充當“傳信人”的角色。在陶德曼調停期間，日本先後三次提出所謂的和平條件，而與此同時卻並沒有放松對華的軍事侵略。不僅如此，日本政府提出的和平條件如內蒙自治、華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國際***管等均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對此，德國政府不僅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反而力勸中國接受。1937年11月26~29日，陶德曼接連三次會見孔祥熙，勸說中國接受日本條件。12月2日，他又親自會晤蔣介石，勸其投降。另壹方面，德國也遣使赴日，提醒日本適可而止，不要采取過急行動，以配合陶德曼的勸降。
但是，日本的態度隨著其在戰場上的勝利而相應變化。他們最初提出的條件在上海陷落之後出乎意料地於12月3日被蔣介石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但在南京的進壹步勝利促使日本更進壹步提出令中國無法接受的條件。具體條款如下：
第壹條，中國應放棄容***和反抗日“滿”政策，與日“滿”合作，***同實行防***政策。
第二條，設置非武裝地帶，並在必要區域成立特殊政權。
第三條，在日“滿”華之間簽訂密切的經濟協定。
第四條，中國向日本作必要的賠償。
沒等陶德曼和蔣介石的進壹步商談得出任何實質性的結果，日本方面便於12月16日發表了壹份官方聲明說談判已經結束。東京方面對德國“提供的斡旋”正式表示感謝，並且撤銷對國民政府的承認，因為日本已經在華北建立了壹個“臨時政府”，在南京扶植了壹個“維新政府”。此後，雖然日本方面又於次年1月裝模作樣地提出了第三次和平條件，陶德曼調停中日戰爭的努力實際上已告失敗。
在陶德曼調停期間，德國的政策已經明顯倒向了日本，希特勒希望通過壓制中國做出巨大犧牲，部分滿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結束中日戰爭，實現兩國和解，以維持德國的遠東利益。調停期間，日本屢次向德方提出承認偽滿、撤回在華軍事顧問、停止向中國提供軍事物資等要求，德國政府均未付諸實施。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德國政府必須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做出壹個選擇，而這個選擇實際上是不難做出的。此時，東西方局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壹方面，在遠東，中日戰爭將繼續下去。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不斷擴大和中國大部分國土的淪陷，德國認為中國在遠東戰略中的地位及德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已變得無足輕重，相反，進壹步發展同日本的經濟、政治關系卻顯得越發重要了。
另壹方面，在歐洲，希特勒於1937年11月5日召開“領袖會議”，要求三軍將領迅速做好戰爭準備。自從1936年9月實行四年擴軍計劃以來，德國的軍備已經日趨強大。丘吉爾早就註意到這壹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他寫道：
根據德國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數字，從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賬目開支是：1933年接近50億馬克；1934年接近80億馬克；1935年接近110億馬克——總***240億馬克，大約20億鎊。請看這些數字，三年中的比數是5:8:11。這些數字很準確地給妳提供充分發展軍火生產所常有的支出累進情況。
同時，與西班牙佛朗哥政權的“友好關系”使得希特勒能從西班牙得到他所需的銅、鎢、鉛、錳等戰略原料。希特勒已經做好向東擴張、並發動世界大戰的準備，在此時，日本的價值亦顯得尤為重要。尤其在1938年2月5日，日本外相廣田召見狄克遜，強硬要求德國停止壹切對華軍事合作，否則日本將考慮廢除《反***產國際協定》。為此，希特勒於1938年2月對德國政府進行了壹系列調整——原國防部長布隆堡因與壹名“身世可疑”女子的婚姻而被撤職，由希特勒自任國防部長，布勞希契任陸軍總司令，裏賓特洛甫代替牛賴特任外交部長。至此，德國政府中以布隆堡、牛賴特為首的親華派全部被替換或排擠，希特勒為他的新遠東政策消除了壹切障礙。
2月23日，德國承認偽滿。4月22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到柏林的指示，必須終止在中國的工作，立即返回德國。5月3日，德國政府下令對華實施軍火禁運。21日，德國政府正式下令，所有受雇於中國的德籍顧問壹律返國，否則以叛國罪處理。7月5日，全體德國軍事顧問離華返國。中德合作至此宣告結束，兩國關系基本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