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後期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背景下，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壹體化程度的加深，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錯配現象變得極為普遍，貨幣錯配程度也逐步加深。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貨幣錯配的形成有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
就外因而言，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壹方面，貨幣錯配是全球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經濟壹體化的自然結果(Ize & Yeyati，1998；Arteta，2005)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經濟壹體化導致發展中國家實際部門的美元化，從而出現貨幣替代和資產替代的情況，進而導致金融美元化。金融美元化是實際美元化的反映，而貨幣錯配則是這壹過程的產物。另壹方面，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形成了以美元和歐元為“關鍵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事實上將美、歐之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都“邊緣化”了，因此本幣不是“關鍵貨幣”的國家都面臨著程度不同的貨幣錯配風險，而發展中國家尤為嚴重(李揚，2005)。
至於內因，學者們強調了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欠發展、制度不健全、監管不力、政策不合理以及政治和經濟存在較高的不確定性等方面。Jeanne(2003)列舉了引發新興市場國家貨幣錯配的幾種原因：貨幣發行人的可信度缺失、政府對貨幣錯配借款人公開或不公開地進行救助、本國金融發展滯後、政府政策承諾或傳導工具存在問題以及對國內部分企業的保險政策等等。 (尤其是債券市場、外匯市場和衍生品市場)
經濟學家壹致認為這是造成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最主要的原因之壹。Goldstein& Turner指出，發展中國家壹般都是實行趕超型發展戰略，但是資金短缺，特別是進口先進技術和設備所需的外匯資金。同時，由於這些國家金融市場不完全，本國貨幣不能用於國際借貸，即存在所謂的原罪問題(original sin)，因而只能通過借入外債來為本國發展籌集資金，貨幣錯配問題從而不可避免。Eichengreen et al．(2005)認為貨幣錯配是原罪的壹個可能結果，取決於當局如何管理原罪的影響，或者說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政府對國際債務的反應。另壹方面，由於金融市場的欠發展，缺乏有效對沖貨幣風險的各種金融工具，導致貨幣錯配不斷積累。 主要表現在不合理的宏觀經濟政策(如貨幣政策制定失誤、固定匯率安排、金融賬戶開放太早、外匯管理和外債管理失誤等)、政府隱含的或明確的救助擔保、政策的多變性等方面。貨幣發行人缺乏可信度導致代理人更多地借入外幣債務，較高的通貨膨脹率阻礙了本幣計值的債券市場發展，而固定的匯率安排對匯率風險套利行為形成不合適的激勵(Jeanne，2003；Goldstein&Turner， 2005)。在金融自由化和監管不力的情況下，資本的大規模流入會造成本幣匯率高估，從而外幣計值債務的事前成本較低(Bunda，2003)。Bussiere et al．(2004)發現貨幣錯配程度與金融賬戶的開放程度正相關。Eichengreenetal．(2005)指出壹國政府可能會忽視積累儲備作為保護其免受匯率沖擊的必要性，或者可能會誤導銀行和企業，使之相信匯率會永遠保持釘住，使得他們低估匯率風險，因而低估外匯敞口頭寸風險。新興國家過多地借入外幣債務是由於存在政府隱含的或明確的救助擔保(McKinnon& Pill，1999；et al．)。Bunda(2003)認為，新興市場國家政府壹方面存在與匯率制度選擇內在相關的隱含擔保；另壹方面，如果發生銀行擠提，對外幣計值的存款存在著隱含的擔保。De la Torre&Schmukle認為，持有美元債務的債務人預期政府會提供救助，因為他們“太大而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或“太多而不能跨”(too many to fail)。
在東南亞國家中至少存在三種影響私人投資者行為的政府擔保：國家為保證國內金融體系的運行而采取的政策措施、政府對資本賬戶自由兌換的承諾和缺乏彈性的固定匯率制，後兩種擔保實際上是對私人短期對外融資的補貼(金洪飛，2004)。外國貸款人偏好外幣貸款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但是也受國內貨幣(抵押品)高估的因素所驅動。DelaTorre&Schmukle分析了與政府有關的時間不壹致性和雙重代理(dual—agency)問題，指出政策的多變性可能導致稀釋風險(dilution risk)和沒收風險(confiscation risk)，所謂稀釋風險是指新興市場經濟體主權政府作為本幣債務的發放人，存在著通過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來降低本幣債務的激勵所造成的風險。沒收風險是指新興市場經濟體主權政府對金融合約在行政上所強加的強制性侵犯而帶來的風險。稀釋風險可以在不違反合約條款的情況下侵蝕金融合約的實際價值，沒收風險來自於合約條款本身會被主權政府的法規所改變。因此，短期外幣合約是理性貸款人和借款人之間的均衡結果。 在宏觀層面上，大規模的貨幣錯配對壹個國家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匯率政策的靈活性和產出等方面會造成巨大的不利影響，甚至可能引發貨幣乃至金融危機(Goldstein&Turner，2005)。
1．貨幣錯配使得壹國金融系統變得脆弱，增加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Mishkin(1996)首先指出，正是由於企業和銀行的收入與債務的幣種結構不同引發了墨西哥的銀行危機。Allen et al．(2002)通過分析新興市場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危機中的資產負債敞口，認為幾乎所有的危機都伴隨著嚴重的貨幣錯配問題。在存在貨幣錯配的情況下，本幣貶值會產生不利的資產負債效應，導致借款企業凈值大幅縮水，從而陷入財務困境，甚至破產。企業的破產會對銀行等金融機構造成不利影響，進而導致壹系列的破產，最後引發大規模的貨幣金融危機。研究90年代以來新型貨幣危機的學者們認為貨幣錯配是引發貨幣金融危機的重要因素之壹。Bun&認為在金融自由化和監管缺失的情況下，新興國家資產負債表上的期限錯配和貨幣錯配相結合會導致短期外幣債務和投資的內生積累，從而實際匯率升值。當發生實際的不利沖擊時，同樣的積累過程會反向進行，導致貨幣貶值，並引發貨幣危機或國際收支危機。此外，貨幣錯配會與期限錯配相互作用，並加劇期限錯配，使金融脆弱性變得更為嚴重 (Bussiere et al．，2004；McKinnon，2005)。
2．貨幣錯配還會在發生外部沖擊時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在國際性經濟衰退導致國外需求減少時，壹國貨幣政策的正常反應是降低利率，刺激國內需求，並讓本幣適度貶值，以確保隔斷國際經濟衰退的影響。但是，在存在貨幣錯配的情況下，如果調低國內利率，會引起本幣貶值，而貶值將導致上述的金融脆弱性；如果通過提高利率來維持本幣匯率，那麽企業的財務負擔會加重，總需求將下降，經濟衰退可能會更嚴重。Jeanne&Zettelmeyer(2002)通過模型得到，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上的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制約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應對自實現的資本賬戶危機的能力。
3．貨幣錯配會對壹國匯率制度的選擇及匯率政策的實施帶來困難。貨幣錯配引起的金融脆弱性使得發展中國家雖然名義上實行彈性匯率制度，但實際上將匯率維持在對某壹貨幣的壹個狹小幅度內，形成了所謂的“浮動恐懼癥”(fear of floating)。Haus— nlallrletal．(2001)和Ganapolsky(2003)發現貨幣錯配程度與匯率彈性負相關。另壹方面，由於這些國家壹般都是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在情況有利(如資本流入或貿易條件改善)時積累了較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從而導致本幣面臨升值壓力，但它們不願本幣升值，擔心升值會損害其國際競爭力和導致外匯儲備價值縮水，並對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帶來沖擊，從而又陷入了“高儲蓄兩難”的困境。Eichengreen et al．(2005)通過實證分析發現貨幣錯配與較高的國際儲備正相關。這時，如果這些國家不能在降低貨幣錯配方面取得進展的話，它們只能選擇對美元保持高度穩定的軟釘住匯率制度，或者只能采取激進的方法——即實行本國經濟的美元化。
4．在出現外部沖擊時貨幣錯配會導致投資的收縮及產出的收縮和波動。貨幣錯配與本幣大幅貶值相互作用，會大大降低私人部門的凈值和資信，進而導致投資和產出下降(Goldstein&Turner，2005)。貨幣錯配會引起期限錯配並惡化期限錯配，使償付約束更緊，導致債務結構更多地傾向於短期債務，因此面臨風險的投資項目增加，造成產出波動加劇和投資收縮(Bussirre et al ，2004；Ranciere et al．，2003)。存在貨幣錯配的情況下發生貶值時，政府將在維持固定匯率的成本(非貿易部門的通貨緊縮和國內產出的損失)和放棄固定匯率的成本(國家信用的損失)之間進行權衡，但兩種情況下產出都會收縮 (Bunda，2003)。Levy—Yeyati(2003)認為國內金融美元化與產出增長的波動性正相關。Calvo et s1． (2004)發現國內銀行的美元化增加了資本流入突然中止的可能性。C6spedes(2004)發現在外債水平上升時，貶值具有不斷增強的緊縮效應。 從微觀角度來看，壹個企業乃至壹個家庭如果其資產與負債或收入與支出存在貨幣錯配情況，那麽其凈值就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匯率波動沖擊的風險。但是，貨幣錯配對企業的影響具有“雙刃劍”效應。對於存在貨幣錯配的企業，匯率變化會產生擴張性效應(貿易企業)和資產負債表效應(Magud．，2004)。如果擴張性效應大於資產負債效應，則對企業有利；反之，如果擴張性小於資產負債表效應，同時貨幣錯配引起企業所支付的外部融資溢價上升，會導致許多企業凈值和產出下降，進而無法償還債務而破產。當然，貨幣錯配對企業的具體影響還應考慮該企業貨幣錯配的規模、企業的性質(是否為貿易企業)以及貿易企業的出口結構、貿易條件、收支的幣種結構等其他因素。
更為重要的是，宏觀層面與微觀層面的貨幣錯配的影響會相互作用。壹方面，貨幣錯配對微觀主體的影響會傳導至銀行等金融機構(盡管它們本身可能並不存在貨幣錯配)，並疊加和傳導至宏觀層面，造成整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影響壹個國家宏觀經濟的穩定。另壹方面，貨幣錯配在宏觀層面的影響——如浮動恐懼(固定匯率制度)，導致企業不會將匯率風險內部化，從而貨幣錯配不斷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