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客觀定位匯率政策的作用。
大國經濟與小國經濟有所不同，對內平衡是首要目標，對外平衡是次要目標，保持幣值穩定更應重在對內物價穩定，而非對外匯率穩定。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盡管壹些新興市場貨幣匯率經歷了大起大落，但與以前僵化匯率機制下的情況相比，新興市場的經濟和金融體系抵禦外部沖擊的能力是增強而不是減弱了，並沒有出現大面積貨幣危機、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因此，應逐步恢復匯率的本來面目，克服匯率浮動恐懼癥，既不人為、長期設定保持匯率穩定的政策目標，也不誇大或抑制匯率對於國際收支的調節作用，這也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必須邁過去的檻兒。
二是破除對跨境資金流動的“原罪”意識和過度恐懼。
隨著經濟日益開放，我國經濟金融與世界、人民幣匯率與全球匯率體系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外部沖擊對國內的影響日益加大，跨境資金流動受到影響在所難免。雖然近年來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但在我國民間部門對外凈負債的現有格局，以及國內金融市場 發展現階段和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下，人民幣作為壹種新興市場貨幣，仍是風險資產而非避險貨幣。這意味著，不僅要改變重外貿、輕內貿，重引資數量、輕引資質量，重外匯流出管理、輕外匯流入管理的政策和體制，更要改變對跨境資金流動的單邊思維和傳統偏好。應樹立全面、正確的風險意識，對跨境資金雙向流動保持必要容忍度，不能把資金流入或流出的壹時增減，簡單等同於“熱錢”流入或資本外逃，避免過度緊張而亂了陣腳。
三是協調推進人民幣匯率和利率市場化與資本項目可兌換。
三者之間沒有絕對的先後順序，但必須相互協調。在匯率與利率市場化方面，外匯市場與貨幣市場之間存在利率平價機制，本外幣利差是影響匯率的壹個重要因素。如果人民幣匯率和利率市場化相互脫節，任何壹方的定價機制扭曲都將損害對方的效率。在匯率市場化與資本項目可兌換方面，如果對資本流出繼續保留較為嚴格的限制，民間對外投資特別是金融投資水平較低，不僅無法主動對沖我國近中期內仍將持續存在的經常項目順差，只能繼續依賴央行吸納外匯並積累外匯儲備、降低貨幣政策效率，或者是資本流出被動地“靠天吃飯”，同時也將抑制外匯市場供求多樣化，匯率波動缺乏調節對象，匯率形成機制陷入空化和僵化，並可能導致匯率超調。因此，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建立健全資本雙向流動的國際收支自我調節機制，與推進匯率市場化內在聯系、相互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