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第壹個大動作是降息。 2008年11月下旬做出人民幣存貸款利率下降1.08%的舉動，是十年來罕見的猛烈的貨幣政策動作。政策當局對未來宏觀經濟下行的擔憂充分體現出來，但是下降利息的作用還沒有出現立竿見影的效果。正如降溫的政策需要累積壹樣，反降溫的升溫政策要將企業與居民的情緒點燃，同樣需要時間的積累和政策能量的持續加溫。因此，市場與政策的博奕過程中，降息的預期仍然會持續，直到經濟運行中已經不再因為信用短缺而出現貨幣信用流失的時候。當居民和企業對未來預期還不明朗的時候，當大家對貨幣的需求停留於保證足夠的現金流時候，彼此的信用消失就會表現為流動性下降與貨幣乘數下降的兩重吸納貨幣的作用，降息的效果因此比較正常經濟運行狀態會打折。 2008年冬天開始實施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第壹個大動作降息不僅是為了彌補國內企業與居民的作用消失危機，更是為了彌補國際資本撤離或者撤離預期對市場流動性萎縮的反動作用。在現有外匯管理體制下，如果說2008年上半年貨幣政策是為了應對美元泛濫的推動的人民幣1：6.5倍以上投放而出現的通貨膨脹威脅的從緊舉措，2008年冬天開始的貨幣政策，應當具備反美元回流而出現的6.5:1通貨緊縮威脅,以美元標價的外資流出多少,央行積極向市場“註入”多少。因此，在降息的同時，放開信貸限制是理所應當的舉動。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第二個大動作放開信貸額度。 從緊政策背景下的信貸額度控制並結合窗口指導，導致了2007年秋天前中國企業流動性緊張。伴積極財政政策的信貸額度放開，不僅是固定資產投資配套資金的需要，也是向企業註入流動性，從而防止企業因流動性不足導致出現的“枯萎病”。出口需求的大幅消失、居民消費無法短期彌補出口需求短缺遺留下來的缺口，必然反向向上遊形成需求萎縮鏈條，從而出現PPI與PMI的急速下跌，官方公布的PMI在11月出現急跌，就是實體經濟信用萎縮後，經理人對未來預期的悲觀表現。因此，為應對來自國際的金融危機的威脅，以積極財政政策來抵消外需萎縮，從為生產而生產的第壹部類入手，4萬億固定資產投資將基建、有色、鋼鐵、水泥、能源、交通等行業將形成生產需求，這種需求必須有配套資金的支持。我們預期，從2008年冬天開始的高速鐵路為中心的固定資產投資，不僅需要財政資金的支持，更需要持續的流動資金的支持，這種持續的資金需求，必然隨著投資規模因為地方的積極響應而擴大，從而形成對貨幣信貸額度的沖動性需求。 沖動性需求在國家、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同推動下，鑒於對經濟危機可能形成對經濟下滑的威脅，經濟下滑將導致失業率上升，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外向型經濟的大面積滑坡，迫使在結構調整沒有完成條件下進行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當有政府信用做擔保時，商業銀行將樂於積極合作為政策性項目放貸。不斷擴大的信貸規模，將直接持續地為上遊投資提供足夠的資金保證。中國經濟有可能在財政和貨幣政策和政策性力量的強力促成下迅速擺脫“危機”的壓力，但最終需求因為外貿和內需不足而迫使經濟再次回落，從而形成相對的生產能力過剩和生產資料過剩，這種過剩的生產能力如果沒有效益保證，最終迫使銀行以商業利益為目標而收縮信貸。這種預期的潛代詞是中國經濟可能在未來三年內走出壹個W底，即中國經濟在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作用下很快速地走出危機，但卻可能受到內外需求萎縮的反向力量的拖累而再次回歸到經濟規律的基本面，換過話說，中國經濟已經濃度界入全球經濟循環的時候，我們的積極的政策作用還會受到國際力量的消極影響，因此，為了抵消這種消極影響，貨幣政策上就得運用匯率工具了。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第三個大動作應當是人民幣主動或者變相貶值。 如果說1998年為了亞洲經濟的穩定，中國以犧牲自己利益為前提保持人民幣不貶值，如今，當中國外匯儲備已大量購買美國國債成為美國第債主的時候，防止美元貶值而保衛國家利益的直接有效辦法就是人民與美元比賽貶值。當前，國家政策上對人民幣貶值的主要措施是提高出口退稅率，從而為相關企業出口提供政策性保護。這種政策性保護措施壹定程度上實現了財政性的貨幣貶值，但出口補貼越多，實際上中國政府向全世界其它國家居民補貼越多。這種補貼政策並不能鼓勵企業利用技術、提高產品的競爭力。如果直接采用貶值的措施，即大量地向市場註入貨幣，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結算範圍，主動地貶值，形成對內貶值與對外貶值的統壹，則中國不僅可以抵消美元戰略性貶值對外匯的侵蝕作用，還可能因素將國內的通貨膨脹壓力外移。鑒於中國國內巨大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壓力、三農需要巨大資金的投入，對外貶值的壓力是現實的。壹旦這種壓力與國家大規模基礎建設結合，對外主動貶值的通貨膨脹盈余將有利於國家貨幣政策改革：即人民幣逐步向完全可兌換的方向邁進。與此同時，是中國地產業金融創新的升級階段，因此，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自然與地產業相聯系。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第四個大動作地產業貨幣政策。 這是因為地產業壹手聯運上遊系列行業的興衰，壹手又與居民的消費需求及財富效應相聯，中國為金融業相牽連。1998年開始的中國地產業革命是在以按揭為代表的金融創新和集團消費推動住宅商品化雙重力量推動下實現的。2002年後，隨著美元的傾銷、中國WTO加盟而後形成的急劇的外匯儲備推動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導致的物價上升，地產業持續了市場主導的五年的繁榮。從緊貨幣政策、經濟衰退、收入預期下降、物價下跌等因素***同作用下，中國地產業開始進入新壹輪調整性的循環過程中。當前市場警惕並擔憂的是，如果既享受了“社會主義”優惠政策又享受可以市場交易流動便利的“經濟適用房”大量湧入市場，將會形成地產業的“大小非”即徹底打破了價格形成的市場機制，從而對現在有房屋擁有者形成極大的財富縮水式打擊。中產階級的財富如果因為地產業的“經濟適用”沖擊，可能直接導致銀行業的危機。美國的次貸危機是地產業的金融創新過度，中國的地產業危機可能因為政策“創新”過度，進而對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形成負面效應。 相反，如果通過政策引導，將“社會主義”性的福利性住房計劃與“市場經濟”的商品性住房供求有機結合。人均十五平方左右的“社會主義”性的福利性廉租住房計劃面向城市低收入者，分流需求從而對火熱的需求逐步降溫。“市場經濟”的商品性住房供給，各城市應當有供地計劃，使老百姓對未來供求有基本的了解，防止盲目追價引發房價非理性的大漲後大落。因此，貨幣政策對於廉租房的信貸支持應當積極有為。 中國要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提高國際地位，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獲得更多的話語權，首先在生產領域穩定自己，其次就得在消費領域穩定居民的財富信心，同時還得聯合國際上其它貨幣區如歐元壹起限制美元霸權。因此，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第壹步是與日本韓國等亞洲主要國家聯合形成亞洲貨幣結算單位，第二步在亞洲貨幣結算單位的基礎上形成亞元區，第三步與歐元、美元形成壹種新型的特別提款權。通過上述過程逐步將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化，但又與其它貨幣形成聯盟而不與美元直接沖突。 上述四大政策的前景會如何？這是量與質的平衡與失衡過程，是中華民族能否在危險中把握機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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