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三大問題阻礙社會進步
按照進步的觀點，毫無疑問，今天比過去好，未來比今天好。光是科技的進步，就賦予了人類越來越強大的創造財富和滿足自身需求的能力。人的生活壹天不如壹天的原因是什麽？
然而，這種進步並不是每個人和每個國家都認為理所當然的。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貿發會議)去年發布的報告，盡管科學和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步，經濟規模，即人類創造財富的能力，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這種科技和經濟的進步並沒有給每個人和每個國家帶來好處。相反，在過去的30年裏，世界上極端貧困人口的數量增加了，增加了1倍。這些人來自阿富汗、索馬裏和世界上其他47個最不發達國家。1950中，“最不發達國家”只包括全球人口的8%，而發達國家包括32%；到了2000年，這兩個比例分別變成了11%和20%。
可見，雖然科技、經濟等物質方面的進步無疑提高了人類的整體福利，但並沒有提高每個人、每個國家的福利和生活水平。當所謂的“主流社會”毫無疑問地大踏步前進時，也剝離了大量的邊緣地區，把它們拋在了後面。在我看來，壹些地區、壹些人享受不到與物質技術同步的生活改善，甚至被歷史進步的車輪甩在後面，主要有三個原因。
首先是人口的增加。馬爾薩斯在19世紀斷言，不斷增長的人口將抵消任何生活水平提高的趨勢。然而，現代避孕技術的進步打破了馬爾薩斯的預言。從全球來看，人口增長不再是抵消生活水平提高的決定性因素。世界人口年增長率從1950年的65438±0.8%下降到2000年的65438±0.2%，遠遠低於經濟增長的速度。
但是，畢竟全球人口是在增加而不是減少，人口增長必然會抵消壹部分經濟增長。這種抵消對於欠發達地區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為越是欠發達地區，人口增長越快；國與國之間，壹個國家內部都是如此。
不僅如此，由於經濟增長必須以犧牲自然資源為代價，不斷增長的人口也使地球資源不堪重負，全球對資源的爭奪日趨激烈。
二是隨著人口的增加和文明的進步，社會系統越來越復雜，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轉越來越依賴於復雜的社會系統結構及其內部秩序；同時，維持系統的有序運行及其秩序的難度越來越大，涉及的因素越來越多。這些都對社會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特別是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於社會制度與經濟社會現象之間存在對應關系，不發達國家要想趕上發達水平，需要在制度上模仿發達國家，這就意味著不發達國家需要在短時間內完成發達國家花了幾百年才完成的制度演進過程。毫無疑問，這對於任何壹個國家都將是壹個艱難的挑戰。國家越大，挑戰越艱巨；外部競爭壓力越大，制度轉型就越困難和復雜。
第三，全球化的公開競爭加劇了發展的不平衡和全球貧富分化。如果今天仍然是以國家為單位相互隔絕的傳統社會，那麽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壹個國家社會內部的貧富分化如何，技術進步壹定會導致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化促進了技術的傳播和進步，但同時也促使各國陷入全球資源競爭。壹個國家的資源不再是這個國家獨有的，而必須根據全球競爭中條件和實力的優劣重新確定。強國有弱國，先進有落後，大家在看似公平的同壹起跑線上開始競爭。結果自然是強者將帶著全負荷回家，而弱者將得到很少。當弱者的競爭劣勢抵消了技術傳播帶來的收益，就會離強者越來越遠。
即使蛋糕越做越大，但就即時配送而言，始終是壹個固定的大小。誰也不能否認，無論是壹國之內還是國與國之間，富者愈富，強者愈強，這是貧弱無法擺脫貧困的主要原因。這也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科技發展迅速，科技傳播更加便捷，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世界格局呈現出弱者總是弱者，強者總是強者的馬太效應。中國要崛起，也要面臨上面提到的三大問題，控制人口增長，完成體制改革和內部整合，在更低的位置應對國際競爭。“中國崛起”的命題，在壹定程度上就是中國如何擺脫300年來在世界文明主流進程中被拋棄，如何躋身發達國家行列，如何不再被剝離歷史進步的難題。
二，中國崛起的傳統思維
在上面提到的三大問題中，第壹個問題，即控制人口增長，在中國已經解決，並且在實踐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舉世矚目。真正的問題是後兩者，即如何完成體制轉型和內部整合，如何在不利條件下贏得國際競爭。
這兩個問題從1840開始就壹直困擾著中國社會，困擾著中國所有的有誌之士。自從洋務運動被甲午戰爭的失敗定義為死路壹條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技術模仿之路就被從根本上拋棄了，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思路開始定格在制度變革上。經過百年的試錯，特別是經過近20年的“思想啟蒙”，制度變遷的目標模式不僅在知識分子階層，而且在社會大多數人心中已經形成，即以“憲政民主”為旗幟的政治制度形式，這是從西方借來的。
主流思想認為，中國社會的所有問題最終都可以歸結為制度問題，憲政民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最佳途徑。這種制度既能定義相對“最不壞”的內部整合和有序運行機制，又能使中國最有效地融入國際競爭。沒有憲政民主的制度轉型和徹底轉型，中國的崛起永遠只是壹個建立在沙灘上的建築，最終崩潰的命運無法避免。
這壹觀點不僅通過思想界和學術界的強詞奪理長期灌輸給全社會，而且有經驗世界的經典示範作為後盾。最發達的國家都是憲政民主國家，這似乎是這種制度優越性和有效性的最好證明。
然而，這只是表面的、片面的事實。用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來證明憲政民主的有效性，不是沒有問題的。首先，西方國家在歷時性和時間性上有很多特點，憲政民主在這些國家的成功並不能直接導致其在不具備這些特點的其他國家的成功；其次，是憲政民主制度導致了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還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導致了這些國家憲政民主制度的成功，這也是壹個問題。
憲政民主在當代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不適應性以及俄羅斯和東歐不盡如人意的制度轉型凸顯了上述問題。與憲政民主的倡導者所說的相反，在當代最貧窮、最黑暗的國家中，有很多實行民主憲政制度的國家。因此，即使是極力鼓吹西方民主的當代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也不得不承認，20世紀後期開始民主化的國家都面臨著壹系列嚴重的問題，如大叛亂、民族和社會沖突、極端貧困、嚴重的社會經濟不平等、長期通貨膨脹、巨額外債、恐怖主義、國家對經濟的過度幹預等等。也就是說，在服用了憲政民主的強心劑之後，這些國家希望治愈的疾病不僅沒有好轉，在很多情況下還惡化了，導致亨廷頓得出了如下結論:現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它植根於西方的社會文化土壤。作為壹個有機的整體，使憲政民主有效運作的基本要素只存在於西方。
當代憲政民主捍衛者的普遍看法是，上述落後國家的落後表現，是因為他們沒有搞“真正的”或“標準的”憲政民主。然而，為什麽制度模仿的結果是“不規範”的？為什麽只是形式，而不是實物？上述國家的制度失靈僅僅是因為某些人主觀上不願意認真嘗試，還是客觀條件迫使制度模仿走樣，即這些國家客觀上不具備有效復制憲政民主制度的基礎土壤？
從當今世界上幾乎所有成功的憲政民主制度都發生在經濟發達國家，而經濟不發達國家的憲政民主制度大多不規範或扭曲這壹基本事實出發，不難推論:或許，憲政民主制度的有效運行本身就需要壹些必要的條件，並不是所有這樣的制度都能帶來更好的社會治理績效；上述國家的憲政民主之所以失敗，正是因為缺乏壹些必要的條件或環節。
第三，發展中國家缺失的壹環——中產階級
作者不同意亨廷頓關於“使憲政民主制度有效運行的基本要素只作為壹個有機整體存在於西方”的說法，作者認為文化差異並不構成憲政民主制度有效運行的重要障礙。憲政民主作為迄今為止最成熟的政治制度形式，可以普遍適用於各種文化傳統。然而，無論在何種文化背景下，憲政民主的有效運行都離不開必要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大量國際經驗數據表明，政治制度對社會環境敏感；不同的具體條件對政治制度的實施有不同的影響。壹個被現代文明觀念抽象地評價為“更好”的制度，如果移植到不具備其有效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的土壤中，其表現可能不如原有的本土制度。因此，政治制度的有效運行在很多情況下不是社會發展的原因，而是結果。壹個政治制度的真正建立和有效運行，需要相應的經濟社會結構，尤其是社會力量對比結構的支撐。壹定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壹定的社會力量對比，主要取決於壹定的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人均收入水平，兩者是強正相關的。而壹定的經濟發展水平，歸根到底是由經濟技術水平和生產方式決定的。
由此可以推導出壹個歷史演變的順序和邏輯，即從技術進步到經濟發展，再到社會結構的變化，再到政治制度的變化。在這個進化序列中，只有當前環節積累了足夠的變化後，才能支持後面的環節進行相應的變化；也就是說，後面環節的變化只是建立在前面環節變化的積累基礎上，新的構建具有適應性和有效性。這是歷史領域的質變和量變規律。就當代中國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通過技術模仿的形式取得了巨大進步(市場化)，這必然導致經濟社會結構、社會成分構成、相互關系和力量對比的變化。當這種變化積累到壹定程度，就會導致政治制度的變化；在此之前，人為構建新體系可能會適得其反。
所謂“社會變遷積累到壹定程度”，其標誌就是中產階級的壯大和普及，直至成為最重要的社會力量。本文所說的“中產階級”不同於某種理論專屬語境中的概念，而是指擁有相當私有財產，能夠保證“體面”生活，但又不同於資產階級富人的社會群體。中產階級的壯大不僅是市場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社會結構發生充分變化、新的政治制度獲得必要支持的標誌。這也是發展中國家在“第三波”民主化進程中制度變革中缺失的壹環。由於缺乏“中產階級成長”這壹環節，當代發展中國家的憲政民主制度要麽歷經波折，要麽成為壹顆苦澀的橙子。另壹方面，在西方發達國家，幾乎總是在經濟發展達到中產階級的普及水平之後，現代憲政民主制度才充分顯示其優越性和有效性。在此之前，貧富分化和政治腐敗也是西方國家的常態，甚至被馬克思主義批判為:資本來到這個世界，每個毛孔裏都流著血和臟東西。
所以西方所謂的成功經驗，並不是憲政民主制度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經驗，而是社會經濟發展支撐憲政民主制度的經驗。西方社會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在於西方采用工業技術和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自1500以來，西部的科技和經濟壹直處於世界前列，在國際競爭中具有先發優勢。西方的持續發展及其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符合上述大國越強大的馬太效應。今天，除非人類文明的範式發生重大變革，否則很難改變西方領先世界的格局。
因此，努力發展經濟和擴大中產階級群體不僅是有效實現制度變遷的基礎，也是當今中國全社會可以集中精力實現的現實目標。無論是左、中、右哪壹種理論主張或制度模式，如果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的支持，其理想目標付諸實踐，其有效性都會大打折扣，哪怕是橙色的。
此外，從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和其他大國的轉型經驗來看，無論是為了內部壹體化還是著眼於國際競爭，壹個能夠有效領導公共事務進程的強有力的政府都是必不可少的。抽象地說，這樣壹個強大的政府可以依靠權威和民主的政權。但就中國而言，由於在當前相對僵化的社會結構下，如何順利實現體制轉型的問題無解，因此急於轉型不僅無法建立新的強勢政府，而且很可能導致全面崩潰。所以，從客觀可能性來說，中國目前能夠依靠進行內部整合和外部競爭的強勢政府，只能是權威政府。正因如此，中國社會應該暫時擱置根本性的制度變革，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壯大中產階級；將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目標置於制度變革之前。從臺灣省和韓國的經驗來看，中產階級的壯大也是制度平穩過渡的重要因素。
第四，建設中產階級社會
壹個國家中產階級的數量受制於經濟發展水平。可以想見，中產階級將以6543.8+0.3億的人口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社會力量。但是，中國沒有退路，這是必須跨越的坎。沒有中產階級的壯大，中國不可能在全球競爭的開放時代成功建構任何理想的社會模式。可以說，沒有中產階級的壯大，中國就無法擺脫落後於歷史節奏的困境，中國就無法真正崛起，壹切理想都註定只是幻想。
擴大中產階級，建設中產階級社會，首先要致力於發展經濟，在發展中提高整個社會的生活水平，在發展中獲得解決當前問題的手段。“發展才是硬道理。”
其次，要註重公平，對社會收入分配進行調整，努力抑制貧富分化，縮小兩極，擴大中間。這應該是中國新壹屆政府提出“以人為本”和“建設小康社會”的理念和目標的主要原因。
其次，要在思想文化領域倡導溫和漸進、妥協包容，摒棄各種激進、激烈、極端的說理或情緒誇張，化解社會結構的僵化，培育適合政府與民眾、精英與大眾良性互動的土壤。
與變化了的社會經濟基礎相比，政治制度有必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具體而言，應加快法治建設，加強對行政權力的法治規範，走向不完全的憲政轉型(即排除政治民主化)。關鍵是要形成對“民主緩行”必要性的* *認識。這種認識越廣越強，中國的憲政就會走得越快越穩。
另壹方面，要加強公民權利的憲法保護，加強“以人為本”的社會公正建設。政府還應將保護和促進人權作為壹項重要的行政目標。壹方面應繼續擴大私人部門，培育公民社會，使社會重心逐漸下移，改變目前頭重腳輕的局面；另壹方面，“人權和正義”被培養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和社會穩定的基石。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中國政府的壹切行動和理論表述，包括發展經濟、建設小康社會、三個有利於、三個代表、以人為本，都可以看作是向“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目標邁進。如果說“發展經濟，建設小康社會”是“建設中產階級社會”這壹歷史進程的初始階段，那麽憲政民主建設就是這壹進程的後續階段；中產階級社會形成後，向憲政民主基本框架的政治轉型，可以看作是最終實現馬克思設想的“物質極大豐富條件下的* * *資本主義社會”這壹終極目標的中間環節。
可以說，“建設中產社會”的目標既能調和社會大多數群體的物質利益，又能整合各種流行的思想派別和思想主張；可以避免極端的輕率，使社會進步在歷史演進的基本序列軌道上滑行。
劃分中產階級的標準
劃分中產階級通常有兩個標準，壹是職業，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以職業來區分中產階級是有爭議的。至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局長、主任顯然很難和普通辦事員、文員相提並論。工商局、稅務局等“重要”機關工作人員與地震局、檔案局、老幹部局等“普通”機關工作人員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差距恐怕也是不壹樣的。作為IT技術人員，有的人可能住別墅開洋車，有的人每天只能吃泡面擠公交。更多的人，包括經濟學家，傾向於把收入作為劃分中產階級的唯壹或主要標準。但即使每個人都區分誰是中產，誰不是，仍然有很多不確定性和數量上的混亂。比如在美國，有人認為年平均收入3萬美元到65438+萬美元的人屬於中產階級。按照這個標準，美國95%以上的人應該屬於中產階級。也有人認為，美國中產階級的平均年收入應該在2.5萬美元到6.5438億美元+之間，任何人均年收入在這個範圍內的人都可以被視為中產階級。按此標準，美國中產階級約占總人口的80%。
在被稱為中產階級大本營的美國，區分中產階級的標準依然如此混亂，更不用說世界其他地方了。以印度為例。根據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數據，印度大約有3億中產階級。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委員會”是印度中產階級標準的制定者和發布者。其發布的印度中產階級標準為:所有年均稅後收入在33750盧比至15盧比(約合700-3000美元，目前美元對盧比的匯率約為1:48.5)的家庭均可視為中產階級家庭。按此計算，2001年，印度有6000萬家庭成為中產階級家庭。以壹個五口之家來說，印度目前有3億中產階級。
從這個角度來說，壹個國家的中產階級可以有妳說的那麽多，因為沒有統壹的標準，而且很隨意。按照印度中產階級的標準，如果家庭年均收入700美元，就可以算是中產階級家庭。按照我國目前的外匯匯率，700美元相當於6000元左右，壹個五口之家分攤，年平均只有1.200元左右，平均每人每月1.000元。以這種收入水平，在國內很多地方恐怕連吃飽都成問題，更別說“中產”或“中產”了。美國商務部在宣布印度是目前全球十大新興市場之壹時表示，印度目前的中產階級已經達到約65438+7500萬人(幾乎比印度相關機構的估計少了壹半)。未來，這些印度中產階級中的每壹個人都將不得不購買至少壹臺電視機、壹臺錄音機、壹臺高壓鍋、壹臺吊扇、壹輛自行車和壹塊手表。其中三分之二的人還需要購買助力車、彩電、電熨鬥、食物攪拌機和縫紉機；不到壹半的人想買冰箱...“這將是壹個多麽大的消費市場啊！”對其他人來說，這更像是美國的黑色幽默。
此外，數字顯示，新加坡300萬人口中，90%以上屬於中產階級，新加坡家庭平均年收入普遍在2萬美元以上；韓國人均年收入約為65438美元+0，000，可以算是中產階級。而在韓國，很多人沒有房子，韓國勞動者人均負債超過65438美元+0，000。馬來西亞自己估計，馬來西亞中產階級約占總人口的60%，約654.38+08萬人，這些人的人均年收入約為654.38+00，000美元。可見標準不壹樣。
作為對比，2001年，美國研究咨詢公司進行了壹項關於中產階級生活費用的調查，以壹個年薪654.38+萬美元的美國三口之家的生活費用為基礎，對比了全球22個城市的生活指數。美國底特律壹個三口之家年收入65438+萬美元，人均收入33000多美元。這個收入水平只是美國壹個中產階級的起步水平，也就是說在美國最多只能算壹個較低的中產階級，但是在北京要達到美國底特律壹個較低中產階級家庭的生活水平，壹年需要78萬港幣，約合80萬人民幣。這是中國很多家庭做夢都想不到的數字。可見他也是中產，這也是中產，他的中產和這個中產不能比。因此，包括中央黨校教授卿連斌在內的很多學者都認為，中國現階段不存在所謂的中產階級。中國的現狀是有中產階級但沒有“階級”。其他學者不同意中國中產階級的標準。有學者主張，中國年平均收入65，438+0，000到4萬人民幣的人，可以歸為中產階級。平均年收入65438+萬元。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大概也就是剛剛夠糊口吧。買房買車都是不可能的。私人住房和汽車是中產階級的兩個硬指標。以目前北京房價水平，年收入1，000元。在北京四環旁買壹套建築面積約1，000平米的房子，不吃不喝，大概需要50年。確認壹個國家的中產階級標準不能脫離國家的實際發展水平，但也不能為了獲得更好的對外形象或討好領導而隨意提高或降低。在過去的20年裏，中國在經濟和社會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在世界整體上仍處於相對落後的水平。根據國外機構的研究，直到2000年，我國人均GNP還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5，僅比世界高收入水平國家高14%。根據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實際水平，有專家認為，國內中產階級較為合理的定義應該是人均年收入1 ~ 5萬美元左右，即8 ~ 40萬人民幣左右。中國的中產階級只有達到這個收入水平，才能擁有“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才能追求壹定的“生活品質”，才能滿足中產階級的剛性或軟性定義。否則，中產階級只能是“脫貧”或“溫飽”的另壹個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