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7日11:13
SCOTT A. JALOWAYSKI
中國最近宣布了壹項5,860億美元的刺激計劃，以支持正在放緩的經濟，其中四分之壹將由中央政府提供。但其實不必動用如此多的政府資金來重振經濟。對這個全球第四大經濟體來說，有壹種更好也更經濟的刺激辦法，那就是放松目前對私募股權投資者在中國國內投資的嚴格限制。
若以日本為鑒，中國這種凱恩斯式的開支計劃從長遠來說並無作用。這項計劃旨在拉動私人消費，公布之初被稱為“出手快，出拳重”，它的大部分資金將投到基礎建設項目上。這些項目也許可以創造寶貴的就業機會，但無法創造可持續的業務。
Corbis中國應該采取另壹種辦法，通過鼓勵加大固定資產投資來提升國內生產總值(GDP)。從占GDP比重的角度看，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幾乎是政府和私人消費的總和。這已經是相當高的水平，而在美國，僅私人消費壹項就占GDP的70%。但如果北京方面想要刺激經濟，通過進壹步加大投資，再結合以更完善的配置和激勵機制，從長遠看會比大興基建和提高社會福利更有效地促進私人消費。
為更多外國投資放行是壹種相對簡單而有效的融資手段來支持更多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時也能創造可持續的業務和就業機會，進而刺激私人消費。私募股權投資可以成為壹種重要的投資流入載體。目前，私募股權投資在中國GDP中所占比重只有0.3%，相比之下美國是1.9%，英國是1.5%。中國的企業家會樂於與私募股權投資者合作，實際上他們需要資本來實現業務的規模化。
2004至2007年間，私人資本運營基金***募集到2,000多億美元的資本投資於亞洲，但去年只有115億美元投入中國。私人資本運營基金手中有錢，但在配置資金時確遇到了麻煩。北京方面設置的不少監管障礙堵住了道路。
首先，外國投資在中國會受到錯綜復雜的監管網絡桎梏，這與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壹樣。盡管中國自1978年以來對外資的開放已顯著擴大，但在中國的每壹筆外國投資都必須經過政府批準。各類投資的審批要求不盡相同，主要取決於投資的行業和投資規模。
其次，海外投資者需要的合法工具（諸如可轉換優先股和可轉債之類），以及具有法定效率的交易（公司兼並、拆分和換股等）要麽是無法直接適用於中國公司，要麽是不像在發達國家那樣具有靈活性。例如，優先股可以讓投資者將不同等級股東的經濟權利和控制權加以區分，在發達國家是常見的工具，而在中國卻沒有。換股交易在非上市公司的外企與國內企業之間是被禁止的。
第三，中國國內的資本市場尚不健全。通過資本控制和其他監管方面的限制，中國資本市場限制了外國投資。中國的市場壹向缺乏流動性，且相比起離岸資本市場其功能發揮也不順暢。由於估值常常不可預測和因為中國市場結構的扭曲而被壓低，中國的企業家和外國投資者便理所當然地不願意在這種環境下出讓股份。他們不知道如果出售自己辛苦打拼建設的公司，他們何時或是否能收獲合理的價值。
在此之前，借用離岸實體是挖掘中國公司價值的壹種常用渠道。考慮到現行中國公司法的局限性（特別是不能進行換股），形成的程序顯得毫無必要地繁瑣。假設在開曼群島成立壹家離岸實體，它可以先建立壹家中國的子公司。這家子公司可以購買另壹家中國企業的資產，而這家中國企業的國內股東可以將出售資產所得再投資到那家開曼群島的公司。許多中國非上市企業都通過各種形式的這類架構在美國、倫敦和香港上市，為私募股權投資和風險投資提供了便利。
然而，中國2006年9月起實施的企業並購新規定有效阻止了外國投資者及其中方夥伴進行這種人們所知的“往返”交易。新規定要求投資者獲得商務部的國家級許可（而不是從地方商務部門）。事後證明，這種批準無法獲取。
怎樣才能消除中國現有的監管障礙，推動私募股權投資和其他外國投資呢？
從長遠角度看，中國需要制定壹部更完善的公司法，取消外匯控制，並推動壹個功能健全的資本市場建設。但眼下，中國需要做的只是放松某些政策。盡管通過以人民幣投資的國內私人資本運營基金也許可以暫時規避監管審批方面的問題，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打擊外國投資積極性的弊病，即政府決策的不透明、公司法不完善和低效且死板的國內資本市場。
北京應當考慮將往返交易的審批權下放給各地的商務部門，委托他們根據並購規定進行審批。低級別的部門更便於打交道，對地方經濟需求跟蹤更緊，因此審批更容易獲得。
中國政府最近已將另壹項審批權由商務部下放給地方，由地方負責中外合資企業由有限責任公司改制為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相關審批。這類改制是外商投資的中國公司在中國上市必須經過的法律步驟。中國應該將地方的審批職能擴大，允許他們審批符合並購規定的往返交易。
中國的企業家願意也準備與外國投資者開展合作。但首先需要政府做好自己的工作。最好的刺激計劃莫過於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