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銀行為什麽“越小越不行”？
隨著對外資銀行限制政策的逐步放松，2007年之後外資銀行法人化成為趨勢，並成為在華的主要經營形式。據不完全統計，31家外資銀行由分行改制為本地註冊的法人銀行。近年來，具備法人地位的外資獨資銀行的數量穩中有增。
截至2020年第1季度，外資銀行在華***設立41家法人銀行、115家銀行分行和149家代表處，營業性機構***975家（含總行、分行、支行)。外資銀行在華機構已經具有全球代表性，在BIS公布的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2019）中，有14家已在中國設立外資法人銀行，其余均設立分行或代表處。2019年末，外資銀行在華經營資產規模達到4.5萬億元，是2011年末的近2倍。外資銀行機構數量、資產絕對規模都有明顯上升。
但是從相對規模來看，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並沒有那麽成功。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2007年末外資銀行的資產占比2.4%，2019年末則降至了1.6%。不僅如此，外資銀行的盈利能力也相對較低，根據銀保監會官網的數據，2019年4季度外資銀行的資產利潤率（ROA）為0.63%，低於城商行，而且還明顯低於農商行、股份制行、民營銀行、大型商業銀行等各類銀行。
可見， 外資銀行在華業務規模相對較小，但這並不是小而美（small and beautiful），而是越小越不行（small and incapable） 。這就回到了本專欄之前提出的問題：外資機構在華面臨的挑戰，是不公平，還是水土不服？以外資銀行為例，我們的調查研究揭示了以下的分析視角：
負債端：外資銀行的存款來源面臨約束，而同業拆借市場成本較高
外資銀行難以像中資銀行那樣獲得低成本的居民儲蓄。根據2019年4季度《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外資銀行的總負債中，個人存款占比僅為3%，遠遠低於農信社（57.5%）、中資大型銀行（33.4%）等各類銀行的占比。
長期以來，外資銀行分行吸收中國居民定期存款的金額壹直有100萬元的下限限制。2019年10月15日發布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將這壹下限降至了50萬元，不過這對於外資分行（不含外資法人銀行）而言仍然是壹個顯性約束。
但是，外資銀行的發展受限在壹定程度上也和水土不服有關。壹方面，外資銀行的分支網點相對較少，投資成本高、回收期長，而且較少的分支機構難以形成網絡效應。另壹方面，除了幾家外資行能夠憑借母行的國際影響力，進入市場時較容易吸引本地客戶，其他大部分外資行在中國主要服務於母國客戶。上述因素都使得外資銀行的個人存款業務發展較為緩慢。
此外，外資銀行的母行所在的發達經濟體，其金融市場發達、資金定價市場化程度高，因此其資金來源主要依靠同業拆借，較少依賴零售業務、物理網點布局較少。而我國的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發展不成熟，基準利率及其利率走廊處於發展建設階段，無論是Shibor（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還是DR007（存款類機構間利率債質押的7天回購利率），它們在拆借規模和頻率上都難以作為中國的基準利率。這也導致外資銀行面臨資金成本較高，資金來源受限，業務規模難以擴大。
外資銀行為什麽“越小越不行”？
說明：括號中的數字表示障礙的分類，具體含義參見專欄系列第二篇。
資產端：外資銀行錯過了中國金融市場的快速擴張期
在商業銀行體系中，外資銀行資產占比壹度從無到有，上升至2007年的2.4%。此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影子銀行壹度快速膨脹。國內銀行趁勢而上、規模擴張，甚至也形成了壹定的金融風險。而外資銀行因為嚴格的合規和內部約束，較少參與這些業務，錯過了壹段發展的窗口期。在去杠桿前夕的2016年，外資銀行的資產占比壹度從高點降至1.4%。事實上，2016年與2007年相比，外資銀行的資產規模增長了156%，仍然獲得了較大發展。不過，同期中資銀行資產擴張更快，增速達到了334%，因此外資銀行的資產占比還是下降了。
2017年之後，我國開始重塑和強化金融監管。在壹些國內金融機構面臨防風險、去杠桿壓力的同時，外資銀行嚴格的風控、合規管理逐漸由劣勢逐漸轉變為優勢。外資銀行面臨的監管環境也變得更加中性了。2017年之後，外資銀行的資產占比有了壹定的回升。同時也得益於更嚴格的合規，外資銀行的不良率也維持在低位。根據銀保監會2019年末的數據，外資銀行的不良率僅為0.67%，低於商業銀行總體不良率（1.86%），也低於其他各類銀行機構的比率。2020年疫情爆發之後，截至3季度的數據顯示，外資銀行的不良率仍穩定保持在0.67%。
中間業務：市場準入因素使得外資銀行的競爭優勢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中間業務是外資銀行的競爭優勢，但是其中間業務發展也面臨著約束。事實上，外資銀行在商業銀行的資產占比（2019年為1.6%），甚至明顯高於同期利潤占比（1.1%）。這說明，外資銀行的中間業務優勢沒有充分得到發揮。整體來看，外資銀行中間業務主要受到了以下幾個方面的限制：
我國國債、外匯衍生品市場尚不成熟，制約了相關中間業務發展。債券投資缺乏定價基準、缺乏價格發現工具，難以利用衍生品進行風險對沖。此外，部分衍生品市場的試點、準入對外資也有壹定限制。目前國債期貨交易試點就沒有包括外資。同時，外匯衍生品的“實需”監管缺乏靈活度。從企業和銀行角度來看，在對全年匯率風險進行管理時，可能采用這類策略：1/3現結，1/3通過外匯遠期鎖定風險，剩余1/3任其浮動，因而無法報出準確的“實需”數據。而外匯管理要求按“實需”逐筆核銷，這也妨礙了壹攬子保值計劃的實施。
業務準入方面，外資銀行獲得債券主承銷商的資格較難。調研中，壹些外資機構表示其海外債券業務經驗豐富，債券發行、交易規模十分可觀。但這些機構仍未獲得A類主承銷商資格。如果僅從境內外資法人銀行自身條件來看，其確實難以在資產規模、客戶網絡等指標上勝出。不過近年來，相關資質標準已經有所調整，外資母行的優勢也部分被納入了考慮。2019年9月，德意誌銀行（中國）和法國巴黎銀行（中國）首批獲得了銀行間債券市場的A類主承資格。不過目前，歐美日三大商會仍然在這方面有著較強的訴求。
此外，外資銀行的國際化程度較高，在海外市場具有資源優勢，擁有更豐富的國際業務經驗、更廣闊的國際客戶網絡。但是資本金融賬戶的不完全自由可兌換，也限制了外資銀行通過該渠道開展中間業務。
綜上所述，外資銀行面臨的窘境，有水土不服的原因，在壹定程度上也有不公平待遇的背景。具體來看：
不公平待遇方面 ，今年以來我國已經對外資企業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總體而言，特別是在機構準入方面，外資銀行已基本獲得了同中資銀行相同的待遇。不過，外資銀行在獲得機構準入之後，其在獲得業務的牌照、許可等方面仍然面臨事實上的困難。需要說明的是，負面清單和牌照制度並不矛盾。負面清單意味著外資可以進入未禁止的領域，牌照則是進入必須得到監管機構的批準，兩者並不矛盾。這類似於開車必須要有駕照。
但是外資機構普遍認為，在壹些資質標準的制定過程中，其參與度較低，由此導致資質標準向中資機構傾斜。這方面外資銀行的重點訴求包括：銀行間債券主承銷商資格、債券回購市場準入條件、在岸市場的“債券通”做市商資格、國債期貨等衍生品的試點和準入資質等等。近年來，金融監管部門也越來越重視外資機構的訴求，並對市場準入的標準進行了漸進式的完善，上述部分領域的狀況已經有所改變。
同時，外資銀行也面臨水土不服的問題，需要其努力適應 。作為新進入者，新建網點的成本較高，外資銀行難以獲得大量低成本的居民儲蓄，這就對外資銀行的資金來源、業務規模擴大形成了制約。不過這壹問題有其市場邏輯，需要外資銀行通過自身的努力來適應。在這方面，已經有壹些外資銀行在中國設立 科技 研發部門，積極參與金融 科技 領域的創新。隨著金融 科技 的發展，銀行物理網點作用下降，外資銀行在網點布局上的劣勢可能轉變為 歷史 包袱較輕的優勢。
還有些水土不服的問題，與過去金融監管體系不完善有關。 在過去，外資銀行錯過了中國金融市場的快速擴張期，這既有外資銀行合規較嚴格、不適應中國市場特殊性的原因，也在壹定程度上與金融監管體系不完善有關。2018年以來，我國高度重視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強化了金融監管體系的建設。在此背景下，外資銀行所處的金融監管體系已經更具有中性特征。隨著中國金融監管體系的進壹步完善，外資銀行嚴格的合規和內部管理將在壹定程度上由劣勢轉化為優勢。
還有部分水土不服癥狀，與當前金融監管不完善、金融市場不成熟有關，這對我國金融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例如，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發展不成熟，限制了外資銀行的資金來源、提高了資金成本。衍生品市場的不成熟、以及外匯衍生品的實需原則，限制了外資銀行的中間業務發展，以及跨境投資的風險對沖操作。資本金融賬戶的不完全自由可兌換，也使得外資銀行的國際業務優勢難以發揮出來。此外，國內會計、審計規則與國際體系的不接軌，也顯著提高了外資金融機構的業務對接成本。事實上，中資銀行和金融機構也同樣面臨上述諸多問題。這些問題也正是中國金融市場進壹步深化改革的努力方向。
反思中國金融開放的初衷，作為高儲蓄經濟體，中國本身並不在數量上缺乏資本。因此， 引入外資銀行的目的就是要對外資銀行的比較優勢善加利用。從這壹點出發，我們應充分發揮外資銀行的比較優勢，推動中國金融市場結構的進壹步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並且通過外資銀行業務的良性發展來使得上述進程具有可持續性。在此過程中，金融改革與金融開放必須協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