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重商主義有助於區分當今壹些流行觀點的思想淵源和弊端。壹是中國連續多年實現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增長，被視為重商主義和貿易平衡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兩重性，被認為是國家幹預主義的代表；中國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保留國有企業，被認為是政府壟斷特許經營的當代“翻版”。這些觀點與200多年前斯密批判重商主義的兩種困惑沒有本質區別。本文論述了即使在200多年前斯密生活的時代，斯密對重商主義和貿易平衡理論的批判也回避了國家間產業結構差異對貿易的影響。更何況，當今全球產業鏈分工高度發達，產業內貿易甚至產品內貿易已經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形式。貿易統計不能直接等同於壹個國家的得失，而是要看產品附加值的分配。在這方面，美國是全球化的大贏家。把中國稱為重商主義的觀點，在經濟思想上有斯密重商主義的狹隘和偏見。
第二，從斯密重商主義的角度來看，特朗普政府將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視為美國工人、農民和企業的損失，試圖通過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分批加征關稅來消除貿易逆差。這種認識和做法是典型的重商主義和貿易平衡論，把商人的“商業經驗”等同於國家利益，但完全符合斯密重商主義傳統的兩個“困惑”。由於斯密的重商主義回避了生產與貿易的關系，特朗普挑起貿易摩擦、加征關稅的政策不僅難以解決美國國內產業發展的深層次問題，還將對經濟全球化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
熊彼特的重商主義跳出了斯密重商主義的局限和偏見，強調在生產領域探索壹國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其中包含了戰後發展經濟學的許多核心思想。熊彼特重商主義所建立的促進壹國制造業發展的制度體系和所倡導的促進重商主義制度建設的國家制度建設，至今仍在廣泛發揮作用，具有重要的當代意義。
首先，在經濟層面，熊彼特的重商主義有助於理解工業和貿易的內在關系。根據熊彼特的重商主義，兩國之間的貿易狀況是產業結構和競爭力的反映。斯密的重商主義在談貿易時，不能抓住經濟發展的本質。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趨勢，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以要素成本優勢不斷推動產業升級和優化營商環境，實現外貿順差和外匯儲備增長，是全球產業和貿易發展的結果。面對經貿摩擦，中國應以熊彼特基於生產的重商主義應對斯密基於貿易的重商主義，堅定不移地推進產業創新發展。
第二，在產業政策層面，熊彼特的重商主義有助於認清重商主義政策批判的實質。本文梳理了具有代表性的重商主義制度和英國重商主義政策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幾乎所有與工業發展相關的當代政策都能找到其重商主義根源。當代幾乎每個國家都在主動使用或被動接受外部強加的重商主義政策。壹些國家批評和限制其他國家采取符合本國制造業發展需要的重商主義政策，同時選擇性地使用對自己有利的重商主義政策(如知識產權保護和公共R&D資助)。這些言行更像是在美化和強化對自己有利的重商主義政策，醜化和弱化對自己不利的重商主義政策，在獲取政策利益的同時占領道德制高點。對此，我國應堅持問題導向，以能否有效解決產業發展中面臨的問題作為運用產業政策的依據，不應被產業政策的“標簽化”所束縛。當然，在產業政策轉型中，我們必須處理好與競爭政策和國際規則的關系，減少產業政策的負面效應。
第三，在發展模式層面，熊彼特的重商主義有助於理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廣義的重商主義是關於國家制度建設的理論，追求政治與經濟相統壹的國家制度，主張利用國家權威清除阻礙經濟發展的利益集團，建立與經濟現代化相適應的新制度。所以在熊彼特的重商主義看來，每個國家的實際情況都是不壹樣的。在現代化進程中，要根據自己的發展實際選擇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吸收和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形成舉國體制。有些國家把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稱為重商主義模式，本質上是國家制度差異形成的偏見。從歷史上看，幾乎每個國家在崛起的過程中都遇到過類似的批評和非議。對此，根本的解決之道是如何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推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從而在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中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在這方面，加強重商主義經濟和政策史的研究，總結大國崛起所蘊含的國家制度建設經驗，可以為當代發展提供獨特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