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平常心”來看待俄羅斯——乃至轉型後的中東歐地區的，不僅僅是西方國家，很長時間以來，中國的媒體和學界談到轉型後的前蘇東地區，也是條件反射般地將它與“亂”、“崩潰”、“衰退”、“動蕩”、“教訓”等詞語聯系在壹起，以至於在很多中國人的腦海裏，因為蘇東的經歷，“轉型”成了“狼來了”裏面的那個“狼”。
金雁的新書《從“東歐”到“新歐洲”》就是試圖幫我們摘下有色眼鏡，“用發展的眼光”，去觀察和了解壹個正常化的中東歐。換句話說，這是壹本挑戰迷思、破除成見的書。
成見之壹就是轉型之後，中東歐各國經濟陷入崩潰邊緣，民不聊生。由於經濟體制的巨大變動和貿易體系的重組，很多中東歐國家在轉型初期的確經歷過經濟蕭條、通脹飆升的階段，但是轉型的陣痛在90年代中期之後逐步讓位於正常的發展。事實上過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機時期和個別國家，大多中東歐國家都經歷了相對高速的增長。比如，就人均購買力GDP來說，世行數據顯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則達到25232美元；匈牙利則從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蘭從5473升到19059美元；俄羅斯從9119升為18963美元；就連經歷過戰火的塞爾維亞，人均購買力GDP都從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數據）上升為11719美元……也就是說，過去20年，大多中東歐國家人民的生活水準基本實現了翻番。中國由於起點低，經濟增長當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國的人均購買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遠不足以驕傲地“壹覽眾山小”。
更關鍵的是，中東歐的經濟發展沒有帶來急劇的貧富分化。從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來看，中國近年的基尼指數達到0.48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數是0.26（2005年），匈牙利0.25（2009年），波蘭0.35（2005年），羅馬尼亞0.32（2008年），塞爾維亞0.26（2008年）……可以說，除了俄羅斯這個“特例”（2009年達0.43），中東歐地區盡管市場轉型，依然屬於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區之壹。
成見之二是，轉型之後議會政治“吵吵嚷嚷”，政黨頻繁更叠，社會動蕩不安。不錯，走向議會政治之後，中東歐各國走向了多黨政治。幾乎所有中東歐國家都已經經歷了幾次不同政黨之間的權力更叠。但多黨政治是否就壹定會導致過度的社會動員，造成社會動蕩？未必。固然，有了議會政治，媒體上會多出議員們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畫面，但如果壹個社會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麽把矛盾放到議會這個“容器”裏讓官員幫助百姓打“代理戰爭”，可能反而比讓矛盾遍地開花要好。畢竟，議員們在議會裏相互吹胡子瞪眼，總好過民眾今天澆汽油自焚表達利益訴求、明天拿著刀去警察局砍人。
成見之三，則是我們多年來對“休克療法”不由分說的批判，對“漸進改革”不由分說的擁抱。長期以來，壹提到蘇東改革，我們就想起休克療法，而壹提到休克療法，我們就搖頭嘆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訴我們：愛沙尼亞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發展得很不錯；白俄羅斯的改革很“漸進”，但是它發展得要慢的多；烏克蘭從來沒“休克”過，但是它的轉型經濟上幾乎可以說是最失敗；俄羅斯被視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適用過休克政策不到壹年……現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使得我們難以以“休克還是漸進”來鑒別改革的成敗。在金雁的分析裏，各個國家的歷史遺產和改革原初狀態，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釋力。
事實上，在大多數中東歐國家，金雁指出，由於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療法很難出臺和推行。強大的工會力量和民主的討價還價過程，使得多數中東歐國家改革進程“淅淅瀝瀝”。波蘭的格但斯克造船廠私有化談了五年，羅馬尼亞的日烏河谷煤礦私有化談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勞斯據說是標準的新自由主義者，但其執政期間只能推行高稅收高福利、反兼並反破產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來，多數中東歐國家沒有改成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國家”。相比之下，中國某些地方壹個市長或者廠長，壹拍大腿就可以賣掉壹個企業或產業的做法，反倒是顯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鏡觀察他國並不容易，因為我們腦子裏充滿了各種“想當然”。也許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我們怎麽看待他國，而是怎麽看待自己。其實中東歐國家現在肯定還存在諸多問題：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導致寅吃卯糧的財政危機、經濟對外的高度依賴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機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國家極右翼政黨的興起令人擔心種族主義的復蘇、壹些國家的選舉爭端讓人憂慮民主是否在該地區已經穩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國家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如果因為中東歐國家的問題而忽略其進步與發展，甚至以之為借口對自己的改革固步自封，就既是對他國的不公平，也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了。也許從《從東歐到新歐洲》這本書開始，我們思考蘇東轉型時，思考的就不應當僅僅是其“教訓”，而且也應該是其“經驗”了。